内容摘要《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的研究,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理论问题,故有必要对此加以评价和澄清。要对赫鲁晓夫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关系作科学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须阐述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有无且如何批判斯大林模式,实践上有无且如何突破斯大林模式,以及邓小平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在评价中有无且受到了他的什么影响。然而,贯穿“赫文”始终的两个重要论断,即“赫鲁晓夫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以及“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理论实践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历史启示,才使我国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没有提供任何论据和论证,而是在结论先行的前提下,对赫鲁晓夫的执政举措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作简单排列和牵强类比,由此造成“赫文”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和对时代背景的评价,均出现了逻辑混乱和违背历史常识的问题。
关 键 词 赫鲁晓夫 改革开放 科学评价
作者陈锡喜,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20)
本刊于今年第3期发表中共中央党校张喜德、蔡丹撰写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一文以后,在学术界、理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近十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一直处于低潮。但事实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尤其是受过去“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许多事件、人物的评价有失公允。今天,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些“早有定论”的事件、人物进行学术争鸣与讨论。本期特刊发陈锡喜教授的一篇争鸣文章,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 编者
《探索与争鸣》杂志2009年第3期在“学术争鸣”栏目,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张喜德教授和博士生蔡丹撰写的近2万言长文《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以下简称“赫文”)。该文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个核心论断:其一,开篇断言:“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赫鲁晓夫执政11年,也改了11年。其改革开放有着巨大成就。”(本文引文未注出处的,均引自“赫文”)其二,押尾断言:“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才使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前一论断,突破了现已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基本否定性的评价。后一论断,也突破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的历史根据的论述。因而,这一研究,对于重新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评价中苏两党大论战,并从中真正吸取经验和教训;对于拓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源和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并从中更深刻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前景,无疑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总之,“赫文”的核心观点如果能够成立,将改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由此,笔者十分敬佩两位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敢于创新的勇气。
然而,细细拜读“赫文”,笔者又不得不产生深深的遗憾:其一,作者对上述两个核心论断,并没有作任何起码的论证,有的却是结论先行,拼凑材料,牵强类比;其二,在阐述中还出现了诸多逻辑混乱甚至违背基本史实的问题。鉴于此类研究的重大价值,又因其涉及研究的方法论,笔者愿就这两个问题表达看法,以求教于“赫文”作者和学界同仁。
研究的方法论:简单排列、牵强类比
还是科学比较
邓小平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可见,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由于“赫文”的主题是研究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因此,作为科学的比较研究,其要素至少应包括:第一,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是如何批判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中又是如何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二,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理论和实践是如何评价的,由此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实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简单排列、牵强类比
应该肯定,“赫文”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比较研究框架,即: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改革开放命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体系的构建。在这一框架下,作者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错案、进行思想‘解冻’的做法对我国彻底否定‘文革’,正确评价毛泽东,平反冤假错案,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命题提出的伟大创举激励着我们,促使我国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以农业为突破口的选择,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农业率先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促使我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实践,也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然而,寻遍全文,我们看到的只是两条平行线:一条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错案、进行思想“解冻”的某些做法;对农业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某些调整;推行“下放权力”、“物质刺激”和调整改组工业、建筑业的某些政策,支持“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的某些言论,以及关于加强法制、党内民主和实行干部更新制的某些看法。另一条是我国否定“文革”,正确评价毛泽东,平反冤假错案,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些过程;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命题的个别论断;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推行过程和邓小平对此的支持,我国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以及我国从邓小平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论述和规定。
读者应该见到而没有见到的是:赫鲁晓夫是如何批判斯大林模式并得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他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有怎样的区别?他对改革开放的根据、目的、动力、保证、阶段等基本问题有怎样的论述?他是如何在“实践”中推进改革开放的?这些“理论实践”又是怎样取得“巨大成就”和取得了什么样的“巨大成就”的?他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很大挫折”且又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很大挫折”?等等。这绝对不是苛求“赫文”,因为只有叙述并评价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明白: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作者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如果有的话,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实践”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搞明白这些,才有可能去评价这一“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这一“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影响。由此,才有可能进一步去论述它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可能产生怎样“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对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都不甚了了,遑论它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
同样,“赫文”除了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点到中国共产党吸取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外,读者应该见到而没有见到的是:在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掀起等历史事件中,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受到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错案、进行思想“解冻”的“启示”的?究竟是如何“借鉴其正确的做法和有益经验”的?我国提出改革开放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究竟是怎样受到赫鲁晓夫提出改革开放命题这一“伟大创举”的激励的?我国的改革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究竟是怎样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启发,又是在哪些方面吸收了所谓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有益历史经验”的?我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又是怎样在赫鲁晓夫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下才考虑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从赫鲁晓夫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实践”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
“赫文”从头至尾、不厌其烦地(几十次)在向读者灌输这样的观念:中国从否定“文革”开始的30年改革开放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无不受到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无不借鉴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做法和有益经验”才得以迈步并得以正确前进的。可以说,没有所谓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以及对它的借鉴,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思想解放,不可能提出改革开放命题,不可能在农业改革中少走弯路,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总之一句话,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笔者尚无充分根据绝对否定“赫文”的这一大胆结论,更不排斥形成这些结论的可能性。而需要质疑的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提供充分的史料,并作出科学的比较研究,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每一步的前进,都离不开赫鲁晓夫的功绩,而不能只是将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同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作简单的排列和牵强的类比。
其实,“赫文”的下述话语——“与赫鲁晓夫在‘整顿’、‘清理’过程中推翻冤假错案相类似,我国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过程中也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我国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背景与赫鲁晓夫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背景相比有很大的历史相似性。”——无意中泄漏出了其方法论,正是简单和牵强的“类比”。说得再苛刻点,这一“类比”甚至是简陋的,因为占“赫文”文字一半的、用以同赫鲁晓夫作“类比”而描述的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在绝大部分有关邓小平理论的教科书中,全部可以“借鉴”到,而没有任何能反映作者独到见解的评价或阐述。
2.核心论断之一的“臆断”和结论“先行”
细读“赫文”,我们发现,其核心观点之一,即赫鲁晓夫有形成“体系”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完全是主观的“臆断”和“先行”的结论,因为其引用的赫鲁晓夫的论述,仅有2处出自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其余17处都是转引自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徐隆彬《赫鲁晓夫执政史》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3分册),而无一处直接引自赫鲁晓夫的原话。如此这般,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又是如何能够概括出来呢?
其实,即使不懂俄文,或不易收集俄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赫鲁晓夫的论述,还是不少的。譬如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等等。在对诸如此类的原始材料的研究中归纳出赫鲁晓夫的心路历程和理论思考,再评价其是否有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历史地位,才是科学的方法。遗憾的是,“赫文”没有这样做。以下仅举一例说明,不研究第一手资料可能造成的疏漏: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是借鉴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正确做法和有益经验”的“先行”结论拼凑材料,“赫文”断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而是“指出了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肯定了他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为此,“赫文”转引的是徐著《赫鲁晓夫执政史》中的一段话:“斯大林在过去是为党、为工人阶级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而非直接引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原文。然而,查《赫鲁晓夫回忆录》所附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无这段话。总体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确实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但也并没有肯定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特别是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是因为“借鉴”了赫鲁晓夫“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正确做法和有益经验”的话,那么,“赫文”所谓的“同时也吸取了其教训”,又体现在何处呢?(顺便说一下,“赫文”一边讲赫鲁晓夫作的是“秘密报告”,一边又处处强调这一报告是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赫文”即便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以往对赫鲁晓夫的否定性评价,参阅一下人民出版社1963年至1964年出版的“一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也是必要的,因为其中引用了诸多赫鲁晓夫当年的言论,只不过我们完全可以以今天的视角对这些材料重新作出评价,而不再把赫鲁晓夫称为“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假共产主义”,等等。(如邓小平已承认当年对赫鲁晓夫的论战,我们也讲了不少“空话”,下文再述。遗憾的是,“赫文”没有这样做。以下也仅举一例说明,不研究第一手资料可能造成评价的片面性:《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所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2]注意到赫鲁晓夫1961年的这一很有代表性的思想,我们便很难得出他会形成立足于社会主义不成熟基础上的“改革开放的理论”。
3.核心论断之二的“臆断”和结论“先行”
再细读“赫文”,我们又发现,其核心观点之二,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无不受到赫鲁晓夫的启示和对赫鲁晓夫的借鉴,同样是主观“臆断”和结论“先行”,因为共有27处引用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和中央文件的引文,全部同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无关,而居然没有引用任何一句邓小平或中共中央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赫鲁晓夫评价的话,这又如何能概括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启发并借鉴了他的经验的结论呢?
其实,要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央文件中找到对赫鲁晓夫所谓“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评价以及对借鉴其经验的论述,笔者“推断”(笔者承认是“推断”而已,因为没有时间检索),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开放伊始,中苏关系依然紧张,中央对苏关系的注意力,依然在于如何利用美苏矛盾来改善中美关系,而非关注和评价苏联的内政,特别是近20年前的赫鲁晓夫的执政。此后,中央的注意力才是如何打破中苏关系僵局。
然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内政问题上对苏联的评论尽管甚少,倒还有十多段,但其总体评价,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不以为然”。而恰恰是邓小平对苏联经验的不以为然,才使他“真正寻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此的代表性论断是:“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3]有人可能会说,邓小平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应该不在邓小平的否定之中。这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赫鲁晓夫是否有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关于这一问题,前文已述,“赫文”没有提供任何肯定证据和论述,笔者下文再作否定性评论。其二,邓小平是否将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模式撇清干系?从邓小平的如下论断中,显然无法得出这一结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4]“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很明显,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欣赏的还只是列宁,事实也表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确实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不少“历史启示”和“经验借鉴”,而邓小平所谓苏联“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自然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
邓小平直接提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和赫鲁晓夫本人的论述,更是寥寥无几,仅有几段,也主要涉及对外政策和中苏关系,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有些帮助,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6]“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7]“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8]从这些评论中,我们看不出邓小平从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中获得了怎样的“灵感”和“启示”。至于讲到赫鲁晓夫的“解冻”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的关系,邓小平唯有一句话,那就是: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9]从这句话中,我们能看到的并非邓小平从赫鲁晓夫那儿获得“经验借鉴”,相反,却是“教训警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关于此话的注释是:“指赫鲁晓夫在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10] 这表明,直至1994年,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依然是否定的。当然,我们可以论证中央和邓小平对此事的评价是片面的,但是作者绝对不应把自己对此事的肯定评价强加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头上。
逻辑和史实:对几个基本观点的商榷
为了使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两条线的简单排列能凑成牵强的类比,“赫文”甚至忽视逻辑和历史常识,一些重要论述或自相矛盾,或曲解史实。仅举几例。
1.关于“改革开放”命题的提出和“理论实践”的“首创”
“赫文”一方面强调:“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命题提出的历史创举鼓舞、启示了我们,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更自觉,目的也更明确。”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概念,并且通过中央全会的形式将其确立为战略总方针,同时对其涵义进行了科学界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科学命题。”既说改革开放命题的提出是赫鲁晓夫的“历史创举”,又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科学命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说,“改革开放”概念是我国明确提出的,那么赫鲁晓夫又何以在概念都没有的时候,能提出改革开放的“命题”呢?化解这一逻辑矛盾的可能途径是,指出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实,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但这是“赫文”所不愿做的,因为如果这样,就无法把所谓赫鲁晓夫提出“改革开放”命题的“历史创举”同中国改革开放“更自觉,目的更明确”地硬扯在一起。其实,“赫文”仅凭赫鲁晓夫在1953年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1954年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以后又通过了《关于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关于简化生产管理和加强工业活动物质刺激》的决议等几句话,就给赫鲁晓夫戴上了提出改革开放“命题”的桂冠,而这些报告和决议,无论如何同“改革开放命题提出的历史创举”是扯不到一起的。
“赫文”一方面不断强调:赫鲁晓夫“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 实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构建”了“改革开放体系”,“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推动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向着深层次的方向发展”等等。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缺乏农业商品经济观念,仅在扩权和物质刺激这些浅层次上的改革”,“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局限于放权让利的浅层次改革”。既说赫鲁晓夫已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和“体系”,是推向“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又说他是“浅层次”的改革,这不又是自相矛盾吗?如此逻辑混乱,只能说明“赫文”为了“主题先行”而对改革开放“理论实践”的把握有些随心所欲:为了把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硬扯到是受惠于赫鲁晓夫的“历史创举”上去,便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是“全面”的、“深层次”的;为了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又说其是“浅层次”的。
其实,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是“深层次”的还是“浅层次”的,而在于他究竟是否有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
从“赫文”的论述看,赫鲁晓夫所谓的改革开放“历史创举”和“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其“农业改革,主要围绕两大思路展开,即‘下放权力’和‘物质刺激’”。下放权力“包括:改革农业管理机构。……在中央则建立全苏农业委员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物质刺激“包括: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后来“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同时取消多种价格,实行国家为各地区分别规定农产品的统一价格的形式”。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工业的初步改革。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改组工业管理机构”。第二阶段是“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由中央部门管理体制转向地区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三是改变国家计划机构职能,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第三阶段是“支持‘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试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则列举了赫鲁晓夫对加强法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实行干部更新制度的论述。
仅凭这些材料,就得出赫鲁晓夫实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构建”了“改革开放体系”,因而“首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的结论,纯属空泛之谈。因为第一,从理论上说,这里没有对斯大林模式和体制的深刻反思,也没有形成足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任何“理论”;从实践上看,上述政策和举措,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的两个最基本特征——生产资料的高度国有化和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而只是对行政性权力配置进行改组,因而并没有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第二,“赫文”不仅没有提供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实践”取得“巨大成绩”以证明其“成功经验”的任何材料,相反,却不得不承认以下历史事实:如第二阶段“改组不久,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混乱局面……赫鲁晓夫又不得不往后退,从1959年起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对工业集中领导的措施”。又如,赫鲁晓夫开始要“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后来又“建立全苏农业委员会”,“取消多种价格,实行国家为各地区分别规定农产品的统一价格的形式”。这表明,所谓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举措,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所作的“放权”和“收权”的博弈,称不上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创举”,至多是“摆脱困境的探索”,而其结果,则完全是在折腾农业,又把工业搞得一团糟,以至1964年被赶下台。第三,这些“下放权力”等政策层面上的举措,是根本“启发”不了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的,因为其中许多举措,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实行过的试图在原有体制框架内作出调整和完善的政策“如出一辙”,其结果也是陷入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恶性循环之中。有些政策思想,毛泽东的思考绝对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如“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等,我们尚且不敢说毛泽东“首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又遑论赫鲁晓夫?
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周尚文等著的《苏联兴亡史》在充分提供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如此评价:“他对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作了改革。但是,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观仍然没有超出斯大林模式的范围。所以,他对斯大林终究是继承多于批判,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延续多于改革。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自上而下委派制的选拔干部;对各级领导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变。在经济体制上,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体制没有改变;刚刚开始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来探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意义;生产规模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从观念到实际,都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总体上说,只是在斯大林模式范围内,对斯大林模式的明显不适应部分进行改革。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11]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由笔者参与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育部社政司主编全国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也认为:赫鲁晓夫“推行了以‘放权’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为主线的农业改革,和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的工业建筑业改组。……这个改革成效不大,并且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因为这次大改组不是市场取向的‘经济性分权’,而是在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从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进行的行政性分权;不是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而只是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由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成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因而不可能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还导致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泛滥,其后果是一放就乱。这种以行政性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以重新集中而告终。”[12]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及在原有体制内所作的某些政策调整,评价为“对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冲击”,乃至是“巨大冲击”,都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就“冲击”而言,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就提出并实践了“自治的社会主义”,由此,“首创”冲击斯大林模式的“先河”或“第一例”的桂冠,应该戴在铁托头上,也轮不到赫鲁晓夫。
2.关于赫鲁晓夫执政的历史背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
为了把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说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赫文”断言:“我国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背景与赫鲁晓夫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背景相比有很大的历史相似性。”尽管用了言不由衷的“历史相似性”这一话语,但在关于“赫鲁晓夫改革开放提出的历史背景与我国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条件”的短短两个自然段的牵强类比中,其关键性的判断,全都或者违背基本逻辑,或者违背历史常识,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我们先看所谓“赫鲁晓夫改革开放提出的历史背景”。“赫文”把“冷战”缓和作为其历史背景,显然是硬把历史朝前拉了。“赫文”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关系随之出现了多方面新变动,美苏‘冷战’的局势开始缓和,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和谈判。……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进一步密切,对话与合作不断增加,冲突和对抗不断减少。”尽管对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具体开始时间和事件标志,学界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然而,国内外学界通行的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起,恰恰是美苏“冷战”加剧、冲突和对抗不断的时期。说此时美苏“冷战”局势就开始缓和,对话和合作不断增加,冲突和对抗不断减少,这绝对是独此一家的惊人之说。当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赫文”对此提供了什么材料来加以证明。
美苏关系不能涵盖所有的国际关系,如20世纪50年代亚非拉美许多地区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这是当时国际关系中冲突和对抗的重要表现,怎能视而不见?当然,由于战后美苏对世界主要事务的主宰,基本决定了世界大格局的走向,因此,以美苏关系的变化来考察时代背景,也是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思想的体现。但是,考察美苏关系,要看他们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即使看动机,也要看两家各自心怀的“鬼胎”;即使只看一家,也要看其动机的两重性。从苏联这一家来看,赫鲁晓夫执政后,同斯大林相比,确实强调“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所谓“三和路线”),推行比较灵活的对外政策和策略,但是,他又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来遏制美国,用军备竞赛来制约对手。正如《苏联兴亡史》所评价的:赫鲁晓夫“既重视苏美两国通过谈判和合作,共同决定世界的命运;又需要不断扩军备战,增强实力来同美国相抗衡”[13]。用谈判和对抗的两手来争取同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地位,这才是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实质。同样,美国也要用两手来遏制苏联势力在世界上的扩张。因此,争夺世界霸权,才是美苏当时关系的实质。两家经常发生的某一事件突爆紧张,又紧急转入对话和缓和,便是这一本质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不能因这些现象而断言整个世界局势已“由对抗转为对话”,这一时代的背景是“缓和”。任何稍微懂得一点近现代世界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加剧东西方冲突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正是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成为战后美苏最严重的军事对抗,战争危险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其中赫鲁晓夫也需要承担重要责任,特别是其冒险主义外交政策的责任。
毛泽东强调战后世界的主题依然是战争与革命,并以此驳斥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即使其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是进一步强化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对此,我们可提出不同评价。但是,既然要对我国改革开放和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做历史背景的比较研究,便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关于时代背景演化的观点。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的判断,是在1977年底,这是他重新思考世界主题,形成同毛泽东不一样判断的起点。邓小平的理由是:从主观方面说,“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从客观方面说,“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14]。这意味着,邓小平是将美国对越南战争失败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引起世界形势和格局新变化的重大因素的,而此事件发生在70年代中叶而非50年代。到80年代,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两大带全球战略性问题的观点作了全面论述,其重要理由之一,是由于美苏两家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15],这迫使双方在维持对抗均势的同时,加强了联系、交流和协调,从而使美苏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东西方关系也已取得实质性效果”[16],它促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17]。这意味着,邓小平认为东西方关系客观上出现缓和的趋势,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而这正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正如他所说的,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进一步形成“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的,而“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8]。“赫文”把国际局势的缓和推前到50年代,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来否定邓小平的判断,而“赫文”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再看所谓“我国改革开放提出的时代背景”。“赫文”把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作为其历史背景,显然再次硬把历史朝前拉了。“赫文”说:“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对于经济全球化发生、发展以及加快的分期,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70年代中后期世界局势刚开始缓和,还不能说“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因为“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互联网的普及,二是“关贸总协定”发展为“世贸组织”(WTO),而这均发生在80年代以后。当然,这涉及判断“经济全球化”和“趋势明显加快”的评价标准问题,可以争议。然而,关于“政治多极化”问题,学界关于70年代依然是战后“雅尔塔体制”下的两极世界,或者说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时代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对苏联解体,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它是1991年解体的这一事实判断,是无可争辩的。即使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对世界政治格局是进入了“一超多强”时代,还是开始进入“多极化”时代,或者已经是“多极化明显加快”时代,人们尚有争议,但认为70年代就已经是“政治多极化明显加快”的时代了,又是“赫文”独此一家。
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赫文”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错误地拉到70年代中后期,说什么“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在其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逐渐占据上风,致使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期的全局性严重错误”。
而且,“赫文”阐述赫鲁晓夫所谓“对外开放”思想的唯一证据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正式提出了苏联新的对外战略和方针,即关于‘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原则问题’。主要包括:‘战争可以避免’论;两大体系‘和平共处’论;‘和平竞赛’论以及‘和平过渡’论。这些新的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标志着赫鲁晓夫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和正式提出。” 被“赫文”概括的这几个“论”,确实可以称作赫鲁晓夫对外政策乃至战略的调整,但如何一下子就提升到它是“赫鲁晓夫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和正式提出”的“标志”呢?把“文化大革命”说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把“外交政策调整”等同于“对外开放思想”,这样的逻辑混乱,让人不免感到作者对待严肃问题有些随意化的态度。
参考文献:
[1][3][5][7][8][15][18]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261、139、291、294-295、127、233.
[2]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
[4][6][9][10][14]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406、347、443、77.
[11][13]周尚文等. 苏联兴亡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59-560、610.
[12]薛汉伟、陈锡喜.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1.
[16][17]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55、156.
编辑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