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之后此人担任苏联克格勃主席)一行,这是毛泽东自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问中国以来,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再也没有会见过苏共领导。
勃列日涅夫决定柯西金
与中共领导人接触
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是唯一多次到访中国的苏联高官。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柯西金等人联手搞下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苏共中央,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当选部长会议主席,祝贺苏联最新一艘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和顺利着陆。贺电说,希望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下,在各个方面的建设工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贺电对中苏改善关系寄予希望,呼吁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联名复电表示感谢。接着,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祝贺十月革命节。11月6日,隆重纪念10月革命47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停止了过去几年来一直对苏联的高调批评指责。
同时,毛泽东主席决定,1964年11月初,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试探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意图对中苏关系进行修复。由于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祝酒时对周恩来和贺龙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搞掉毛泽东,让我们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周恩来当即责问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酒喝多了说胡话,他的话与苏共中央无关。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代表了苏共中央的真实想法,并率中方出席庆贺酒宴的全体同志退场抗议。接着,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议中,在得不到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改变赫鲁晓夫对华政策的承诺的情况之下,周恩来拍案而起,怒斥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此次莫斯科之旅宣告失败。
由此,中苏关系陷入更大危机之中,两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眼看就要断了来往。在柯西金的建议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拍板决定,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出访越南时,要充分利用专机来回都要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机会,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保持接触,最好能够直接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见面或通话,试探一下中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说服中共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工人党协商会议,力争化解矛盾,缓和关系,开辟未来。
柯西金(1904—1980)在苏共政坛几起几落,久经磨炼。他1919年加入红军,1939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48年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3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12月被赫鲁晓夫免职,1957年6月重新成为党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恢复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他参与了1964年10月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他批评赫鲁晓夫在经济问题上“主观”和“外行”。他善于与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讨论各种问题。他还颇为时尚新潮,喜爱爵士音乐,收藏这方面的唱片。在苏共中央,他持中苏必须友好的立场,是对华温和派的代表性人物。
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对华政策有“鹰派”和“鸽派”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鹰派”主张对中国持强硬立场;以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主张慎重行事。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北约军事集团,苏联国内经济状况不好,军费缺乏,苏联绝不能与中国为敌,苏联绝不可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苏联有7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应该是苏联的可靠战略后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盟友。
周恩来全程陪伴访华柯西金一行
越南北方的事态发展是中苏两国必须保持一定联系的重要原因。1964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批准美国作为越南南方的战略盟友在越南实施直接军事干预行动的《东京湾决议》。
因越南战争升级,按照苏共中央的决定,1965年2月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去越南河内访问,表达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全力支持。同一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自己的盟友一起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声明说,苏联人民一定履行他们承担的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柯西金此行的重要实际目的地就是“盟友”中国北京,柯西金的飞机来回途中都要在北京停留加油,由此伺机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打开两党两国关系的僵局。代表团中的重要成员就有苏共中央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得知2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在毛泽东主席的授意之下,周恩来总理决定与柯西金接触。
周恩来与柯西金交往颇多,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贺活动,尽管败兴而归,但到机场迎送的,都是柯西金。礼尚往来,所以,这次柯西金的来访,可以看做是对周恩来1964年11月出访莫斯科的不成功的一次挽救。
从接触的时间安排可以看出,周恩来处处陪着柯西金,显示中共中央对柯西金一行的到访态度是积极的。2月5日中午,客人抵达北京,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周恩来与柯西金共乘一辆轿车,进行第一次接触谈话;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柯西金,并进行第二次接触谈话。晚宴后,正式会谈开始,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1时55分,这是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的第三次接触谈话,这次谈话历时近5个小时,是异常少见的,也是周恩来当月外事活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会谈中,周恩来再次申明中共中央的立场,中共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还是要召开的,但为了照顾中共的情绪和立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指示,将会议名称改成协商会议,会议不草拟文件,不作结论性的宣言,就是大家在一起协商探讨工作,要开成一次团结的会议,鼓舞士气的会议。周恩来说,那么,南斯拉夫共产党出席么?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周恩来几乎没有怎么休息,从凌晨2时到上午9时,间隔只有7个小时,周恩来最多睡了4小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改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周恩来力挽危局,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之下,豁出命来干工作。其心之诚,其情之真,由此可见一斑。
2月6日上午9时,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前往机场为柯西金送行。从钓鱼台宾馆到机场途中,周恩来还是与柯西金共乘一辆车,与柯西金进行谈话。与陈毅副总理同乘一辆车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对陈毅劝说道,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已经指示在会议的名称、内容和开会日期方面都已经作了改动,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妥协,是苏共中央释放的善意。如果再取消这个会议那就不是妥协而是投降了。陈毅回答说,如果中共去参加这样我们已经宣布不同意召开的、执行赫鲁晓夫路线的会议,也不是妥协而是投降。
3天之后,即2月10日,柯西金由越南回国再途经北京,再次到北京作停留和工作访问。下午,周恩来驱车到机场欢迎柯西金,3时20分,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还是与柯西金同乘一车,进行第5次接触谈话。
让柯西金感动的是,中共和中国政府对他的越南之行给予了有力支持。柯西金7日至10日访问越南。美国对此作出了回应,在此期间出动B52型轰炸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给柯西金和苏联政府以颜色。中国政府10日在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游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全国各大城市10日、11日共有1000多万人参加支援越南抗美的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也间接给柯西金的越南之行以鼓励。
2月11日全天,周恩来都是在接待柯西金,再次显示了周恩来维护中苏正常国家关系的决心。
2月11日这天最重要的活动,是毛泽东会见了柯西金一行。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柯西金一行
柯西金一行的最大目的,是能够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会见。
2月5日至7日,在去越南之前在北京停留的3天,柯西金与周恩来进行了接触会谈,总体气氛是很好的,双方冷静中依然透着热情,握手互称同志,就差拥抱了,毕竟是社会主义兄弟党兄弟国家啊。柯西金看着周恩来清瘦但神采奕奕的面容和其情也殷殷的坦诚神态,有时恍若回到中苏蜜月时代的那种感觉。至少在和周恩来的接触过程中,柯西金一行有理由指望两国关系会有改善的。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的条件都很有分寸,很在理,是堂堂大国总理的立场和理智。
所以,当2月10日柯西金从越南河内飞回苏联的途中,临近北京上空时,他心中升腾起了希望,艰难的中苏关系,或许正是通过他的此行越南来回两访北京,会稍微打开一点通向和缓之门,有所转机。
从河内返回抵达北京,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等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同毛泽东会晤,但周恩来在迎接他们时,在一整晚上的接触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会不会接见他们。
第二天,2月11日,按原计划这天晚上柯西金一行将登机飞返莫斯科。这是最后一刻了,柯西金、安德罗波夫都不知道能否见到毛泽东。那天早晨,周恩来来看他们,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准备在一小时后会见柯西金及随行人员。
当天上午11时,周恩来陪同柯西金一行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与柯西金一行握手,说了几句欢迎的寒暄话。苏联客人发现,毛泽东脸色严肃,没有流露任何热忱神情。
在毛泽东的书房中,柯西金坐在主宾席位——毛泽东的身边。安德罗波夫看到,出席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刘晓、杨成武等其他中共领导,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来,一个个都非常严肃,坐在那儿默不作声,不露声色。只有毛泽东靠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一场哲学意味的会谈即将开始。
毛泽东见大家都坐定了,看着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人,不无讽剌地说,如果有人说我不喜欢苏联人,这是不对的。不久前英国代办请求我接见他,我没有接见他,而是接见了你们。
柯西金听完翻译,一脸茫然。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我很高兴在东方见到您。
柯西金脸上马上露出笑意说,说得对,不过您也应该去西方走走。
毛泽东说,没有人邀请我去。
柯西金回答说,我们请您去。
毛泽东听后,指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那我们去。我老了,不怎么参加政治局会议了。看来,我也快死了……我们顶住了美国最厉害的第七舰队。1958年我们开始炮轰美国人占领的几个岛屿,他们就派几艘航空母舰到那里,后来又派去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兵力。
柯西金回应说,苏联在德国遏制美国的兵力。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主要在西方开辟战线,我们在这里,在亚洲作战。美国人逼使我们协同行动。
柯西金迅速接过话题说,是的,我们必须协同行动,因此,建议停止苏中两党的公开争论。
毛泽东接过柯西金抛出的关于公开论战的话题,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作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论战应该公平合理,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比如说前年7月14日你们的公开信、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这都是你们论战中纲领性的东西,我们都发表了,但你们对我们答复公开信的文章,一篇都没有发表。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9篇文章,还有很多问题要写。对于苏斯洛夫的报告和你们反对我们的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论战,那是不行的。
毛泽东谈话进行的时间很长。他紧接着说,我说公开争论很有必要么,没什么可怕的么,我给罗马尼亚代表团讲过,公开争论,有什么不好,一是天塌不下来;二是树照样长;三是河里鱼照样游;四是女人照样生孩子。并不因为我们公开论战这些树木不长了。我说,有什么要紧呢?这个公开论战不过打笔墨官司而已嘛,一个人也死不了。所以,我是赞成你们那个公开论战的。
针对柯西金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主席不无调侃地说,至于停止公开论战,我就不赞成。天晓得哪一年才停止呀? 有许多问题,大概要用公开论战的方式来搞清楚。
柯西金终于忍耐不住了,开始提出问题。他说,我们主张的公开论战,是理论性的公开论战,而不应在论战中侮辱人或给别人扣帽子。
毛泽东马上不无讽剌地说:那种公开论战不痛不痒,有什么味道呀!我赞成你们那个前年7月14日的信(即1963年7月14日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该信对中共进行了公开指责),也赞同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那种公开论战。中苏两党1964年2月达到最激烈的争论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么。
柯西金又解释了几句,两人谈话中出现了几次激烈争论的场面。苏方的中文翻译一是中文水平并不高明,二是被这种两国领导人当面大声嚷嚷的场面吓呆了,感觉无力完成翻译工作,主动要求撤出,于是,由中方阎明复为柯西金翻译。
中苏论战是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想立即停止这样的争论,1964年12月,苏共中央组织拉丁美洲9个党组成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这9个党的代表团团长是古巴的罗德里格斯,包括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访问团的目的就是劝中共停止与苏共论战。
毛泽东话题一转,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柯西金终于进入到此次北京之行的正题中来了。
毛泽东话里颇有玄机地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是教条主义者,拥护我的人不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康生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不太可能,但你们要开我们没意见,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又说要改在3月 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
柯西金提出异议,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想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你应该考虑到莫斯科在去年10月中央全会后出现的新条件和新情况。
毛泽东说,我们是看到了一些事情。
柯西金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让步,同志式的。出于尊重……
毛泽东直截了当,说,好啊,我建议你们,收回苏共中央1964年7月14日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就是我的信和撤销苏共中央1964年2月全会决议。
柯西金大脑一片空白,想了想,稳定一下情绪,说,苏联和中国应该共同支持越南北方和使用苏联飞机运输军火。
他看看毛泽东不置可否的神情,举例说,刚果利用了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从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把军火运往刚果。
毛泽东知道苏共中央的意思,中国也应转运苏联运送越南的军火,他不想说这样的细节,话锋一转,说,现在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还不成熟,要往后推。不解决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什么会也不能开。过去我们讲过要迟4年5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8年10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 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反正我们不参加。
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
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勃列日涅夫同志写的。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赫鲁晓夫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
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显然, 与柯西金设想的会见主题不一样,毛泽东还是延续了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与苏共中央谈不拢的话题。毛泽东的谈话看起来非常轻松,实际上非常严厉,话中之意就是劝告苏共不要召开没有事先与中共协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说那将标志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分裂。
柯西金表示不赞同,说,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是为了“教训”中共,作为新上任的苏共领导集体,面临新的形势,有许多议题要与兄弟党协商。中苏两党应该重视改善关系,尤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两党恢复关系非常重要。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哲学地说,不要绝望嘛,我们的关系迟早必将会好起来的,1万年后总会正常的。也许甚至会早一点——9000年以后。
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之间的公开争论。
毛泽东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我们两党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马克思主义不怕争论么,但国家关系应该得到改善。
柯西金问毛泽东:要争论多久?
毛泽东答:1万年,看来少了不行。
柯西金说:太长了吧?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1万年。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就是我们应该常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1万年。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减少一点儿时间,可以减少1000年,从1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
柯西金提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共同与帝国主义斗争?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地谈呢,非要争论呢?
毛泽东不无挖苦地说,你们说你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马上解释,说,你可能已经发现,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整个马列主义分成了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说,如果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那这个问题就不用争论了。对于这两个东西,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有多少就反对多少,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1万年,我们就反1万年。
柯西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教条主义”这个词?
毛泽东说,我非常欣赏这个词,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掉了。
柯西金说,这是你自己给自己戴的。
毛泽东说,不对,这是别人给我戴的。其实我冬天出去,到室外都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群众大会,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柯西金沉默。
毛泽东弹弹烟,说,我们总会有争论的,但也会讲和的。住在一个地球上嘛!你看嘛,不要多少年的,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时间缩短一些,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听此言,柯西金忍受不了,气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您如果到莫斯科的话,我们可不会同您这样谈话的。
毛泽东毫不理会,对他所痛恨的赫鲁晓夫顺便“踢了一脚”,说,赫鲁晓夫不是下台了么,你们不是不喜欢他么,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给他提供讲台。他会成为一位好教员的,反面教员。
一直陪坐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看看柯西金,大家知道他要说话,都将目光投向了他。由此,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的“争论1万年”进行了精辟解释,他话讲得温和多了,借以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他说,对我们两党之间的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党之间的问题,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更不应该损害或严重损害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1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周恩来强调,不论是从世界革命还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美国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在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下,决心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斗争。
周恩来并就改善中苏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
柯西金对周恩来的话表示赞同,他突然对毛泽东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
毛泽东、刘少奇看着柯西金,柯西金又补充说,这是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安德罗波夫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很熟悉,不由自主地把这种场面同斯大林在类似的场面进行了对照。更深刻的印象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长段话之后,总要环顾四周,看看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也许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关系太僵了,也许马林诺夫斯基酒后之言让毛泽东感觉是一场苏共针对他的阴谋,也许,他也想当面斥责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所以,与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从住地出发来中南海路上预想的不一样,当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坐在他身边时,毛泽东讲话的口气特别冷嘲热讽,有时近于是对他们的“侮辱”。已经很明显,柯西金率领的一行人之所以有幸获得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会见,目的只有一个,让苏共中央新领导人见识见识毛泽东是何许人,是不是会屈服于苏共召开社会主义阵营会议,害怕受到“围攻”的?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和柯西金、安德罗波夫一行合影。
机场送别,互相还是不能妥协
柯西金一行本来抱着良好的初衷,但与毛泽东的整个这次会谈感觉开得很拧,很纠结,与最初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与毛泽东会谈显然没有找到改善两党关系及良好发展的方向感,这样的巨大压力,使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离开中南海时感觉心情压抑和无比沉重。
当天中午,周恩来为柯西金一行举行欢送宴会。柯西金与周恩来相处尽管放松了一些,但未能消除与毛泽东会见的不愉快印象。周恩来与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碰杯,喝贵州茅台,劝客人多吃些为他们准备的特色菜。
算上这两次,安德罗波夫已经是第4次来到中国。1959年作为赫鲁晓夫的随员访华,1963年1月他本人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河内,访问结束后途经北京回国,安德罗波夫在北京停留了两天,在京期间彭真设宴招待了他。即使这样,他对中国菜肴知之甚少,周恩来的送行宴会让他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下午1时35分,周恩来送柯西金到机场。一路上周恩来向柯西金表示,希望双方就外交问题、国际问题经常交换意见。周恩来强调,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不相一致,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以求趋于一致。不求一次彻底了解,但求不断增进了解。
柯西金心领神会,知道周恩来这么说这实际上是希望中苏两党私下里有一个交换意见的固定渠道。一路上,周恩来还就改善双方国家关系提出了具体建议,即从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做起,希望双边贸易能有所增长,文化交流继续进行等。
在回国途中,当飞机飞越西伯利亚上空,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透过机窗,俯瞰着白雪皑皑的原野之时,随行工作人员将女速记员记录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交给柯西金审阅。柯西金在读完记录时说,或许毛泽东主席谈话说到的有些东西可以改变得婉转一些,不然的话,莫斯科会以为我们白跑了一趟,这是指毛泽东说的,只要苏联改变自己的政策,就可以和有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那段话——中共对苏共中央的立场态度还是周恩来1964年11月率中共党政代表团时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变。工作人员看着柯西金,回答说,我们当然可以做到这种修改,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毛泽东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任何和解都不可能,除了苏共中央承诺按照中共划定的路线行事。
柯西金挥了一下手表示同意,这样也就没有改动原来的会议纪要措词。
安德罗波夫感到,当中苏两党对外政策问题成为国内斗争的工具的时候,对抗的结扣就会越拉越紧。
后续:1966年勃列日涅夫邀请
中共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不果
柯西金返回苏联后,在2月12日的广播中说,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柯西金北京之行没有能够说服中共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但这个会还是要如期召开的。1965年3月1日至5日, 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古巴、蒙古、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叙利亚、芬兰、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19个共产党或工人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事实证明,没有中共的支持,苏共要开一次像样的会议都困难,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7年莫斯科81党代表会议,缩小为现在的16党代表和观察员,加上个别党派分裂分子,一共19个单位。此次会议遭到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对和缺席。
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说,“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党和工人党要“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要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创造条件。
在这个《公报》发表之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大会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这封公报递交给中共中央。
中共给予的回应还是公开批判。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这篇社论揭露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求苏共中央领导人公开承认莫斯科三月会议是非法的,公开承认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及苏共纲领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错误的,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重新回到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轨道上来。
社论坚决拒绝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关于停止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的建议,不无讽剌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它一万年。”
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的苏共中央的彻底决裂。
尽管如此,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邀请中共按惯例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接到来电后,根据彭真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准备工作。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他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复信中说的拒绝理由是:中共已经派代表团出席过苏共前几次代表大会,但是苏共表现不好,在二十大上突然大反斯大林,在二十二大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大反阿尔巴尼亚、指责中共,使中共代表团不得不中途退席回国;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已经从列宁主义的故乡、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共新领导人上台后毫不改悔,使苏联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苏联新领导不但置身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之外,而且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反对人民、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
苏共二十三大以后,自1921年中共成立时就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
1965年4月3日,苏联建议举行苏联、中国和北越三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坚持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统一行动这一事实……将对越南(北越)民主共和国形成重要的支持,并冷却美国军国主义的热情。”据后来《观察家》杂志发表的信件,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国政府认为,因为“你们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我们诱入你们的圈套,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国际策略中代表越南和中国讲话,提高你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的地位”。
时隔23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