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赶考”本是中国科举制传统文化中一个通俗用语，1949年3月毛泽东把“进京执政”形象地比喻为“赶考”，“赶考”遂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一个概念，具有了独特的政治内涵及功能；1980年代末，“赶考”轶事重现，旨在强化人们的政治认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赶考”课题，将其政治意涵升华为“赶考”精神，强化其凝聚民族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动员作用。中国共产党借用耳熟能详的“赶考”一词表达执政理念，既承续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又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了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认同功能。“赶考”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赶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语言；政治动员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05-0016-06
“赶考”原是中国科举制传统文化中一个通俗用语，1949年后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一个具有独特政治寓意的概念。1980年代末以来，“赶考”更成为新闻宣传部门、学术研究中等常用的一个热词，许多学者围绕“赶考”主题撰写了大量论著，主要涉及“赶考”的任务、价值及意义等内容，但“赶考”一词的由来及演变尚无人论及。笔者曾遍翻党的七届二中会文献，亦未见到相关记载，故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考证“赶考”政治术语的由来及其演变，并探究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一、从文化“赶考”到政治动员
“赶考”一词本义指“前往应试”，“多指赶赴科举考试”，至迟在清代文献中已经出现。[1]自从隋朝创设科举制后，科举制延续了1300余年，梁启超称“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孙中山亦赞之“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它不仅有益于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融合，还给下层庶民向上层精英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基本途径，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俗语，充分说明了金榜题名前后个人、家庭乃至家族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命运的质变，故人们常把“赶考”比喻为鲤鱼跃龙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二十四史”等官方传统典籍中鲜见“赶考”一词，而在非官方文化、民间文学等中，关于“赶考”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儿女英雄传》、《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有科举制的内容，古代戏曲中有“狄仁杰赶考”的剧目，民间文学中“赶考”事例也比比皆是，甚至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流传着诸多“赶考”故事，可见，“赶考”一词在民间影响甚广，几乎老少咸知。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国革命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中共就敏锐地意识到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毛泽东以史为鉴，特别重视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有名的“历史周期率”对话，总结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使用“赶考”术语，但跳出“历史周期率”已经隐约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政权的新考题，而民主就是答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即转入了战略反攻；随着军事、政治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此期间，中国革命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等胜利，推翻南京国民政府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乡村转到城市，开启了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历史性转变，故如何建立新中国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成为历史赋予的崭新课题，“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还必须防止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因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5]1427；“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1438-1439显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潜在的巨大挑战，警惕骄傲自满、腐化堕落乃至丧失政权的危险，及时地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干部继续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告别“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这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阶段基本结束，转入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中共也将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坦言，“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6]。这表达了他对胜利迅速到来的喜悦，同时，也隐含着对如何巩固胜利和执好政的担忧。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副主席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毛泽东在这段平平常常的对话中，第一次把传统的“赶考”术语从文化语境引用到政治语境中，将其文化本义发展为政治比喻义，这也成为中共政治语言中“赶考”术语的由来。
毛泽东把党中央入驻北平、建立新中国一事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貌似无意和偶然，实际上蕴含着对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刻思考。“赶考”的试题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顺利地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其答案就是发扬民主和坚持“两个务必”，着重解决好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等问题，时刻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省意识，使党员干部避免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腐败蜕化等陋习，以至重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覆辙。然而，那时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文盲，甚至许多人缺乏远大的理想，存在着革命成功后好好享受的旧观念，很难一下子就领悟这些道理，因此，毛泽东借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赶考”一词比喻“进京执政”，用考试成败的日常经验指代未来的执政任务和政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思想动员方式；他把抽象、难以感知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事例，准确、形象地表达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决心，通俗易懂，适合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后人评价道，“‘赶考’，这一形象的比喻，浅显通俗却又意味深长，诙谐风趣而又极其严肃。西柏坡村头这一简短而著名的对话，因其特殊历史背景和深邃内涵，被世人广为传诵，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从此，‘赶考’一词有了特别的含义，使一个伟大的党有了一个始终萦绕心头的‘赶考情结’”[7]。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取得全国性革命胜利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即将建立的政权、避免李自成起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把建立全国政权定位为“进京赶考”，表面上反映了党对未来执政的谨慎和警醒心态，其背后更隐藏着党执政为民、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理念。“赶考”一词从文化语言转变为政治语言，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革命作风。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赶考”一词的起源。
二、“赶考”对话的再现与政治认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赶考”对话之后，这则轶事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隐没不彰，直到1986年10月，原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出版了《在大决战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录实》（以下简称《录实》）一书，才首次公开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赶考”对话的轶事。“本书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有的是首次公诸于世。如党中央过黄河之后，到河北前线的西柏坡，又是怎样进入北京城的；不仅再现了那段历史，而且对许多重大事件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做了说明，是学习党史军史难得的参考资料。”[8]然而，《录实》出版后，“赶考”轶事并没有立即引起轰动性反响。
迨1989年后，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部分奏效，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虽然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但也一度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和腐败等严重问题，甚至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并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体“制裁”。在国、内外急遽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9]。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参观西柏坡时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写下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词。至党的十六大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17人次参观西柏坡，其数量远远超过了1989年以前参观西柏坡常委的人次总和。
同期，中国社会上迅速出现了“毛泽东热”，人们更加缅怀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革命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峻考验的时刻，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这股‘毛泽东热’的升起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是“人们经过思想过滤和历史积淀之后自然形成的一种‘寻找’和‘回归’。人们所寻找的毛泽东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毛泽东，而是一种革命和胜利的象征，一种情感和希望的寄托。”[10]其中，一些单位出版了大量的歌颂、回忆毛泽东的歌曲、图书，1989年3月原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出版了《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适当其时。该书用一章的篇幅重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赶考”对话，格外引人注目。[11]由于“赶考”对话恰巧与现实国际国内诸多问题发生了对应、耦合，为回应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和战胜危机提供了革命经验和认知框架，非常具有现实教育意义。随即“赶考”对话被普遍地宣传开来，广为人知。
文艺界率先将“赶考”轶事搬上了艺术舞台。为了庆祝建国40周年，文艺界创作和演出了一系列弘扬中国革命精神的优秀作品，如总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中国·1949》，用艺术手法再现了“赶考”对话的历史场景，不过，剧中把毛泽东的对话者由周恩来换成了任弼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是进京赶考啊！”任弼时则说：“……是啊，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共产党可一定要对得住人民呀。”[12]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公开宣传“赶考”轶事，这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其政治寓意不言自明，反映了党对自身合法性基础和历史使命的认知和深化。它不仅凸显了创业难、守业更难的历史教训，还喻示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无疑是一场新的“赶考”，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仍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宝库。
1991年，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提出，“坚持文艺的多种功能的统一，坚持发展多样化和突出主旋律的统一”，“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13]。此后，文艺界涌现了一批“突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多部作品中都艺术性地再现了“赶考”情景。如江苏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甲申纪事》，表现了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的“赶考”对话片段，使人们“得到了有历史纵深度的充实和理解”[14]。199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公映，也特意突出了“赶考”场景，“‘进京赶考’，既对平津战役的辉煌作了总结，又对新中国的建设作了注脚”[15]。
学术界也更加重视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研究，开始挖掘和阐释了“赶考”的政治意涵。有学者解释道，“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是对共产党人面临考验的严肃的‘监考’者和公正的‘评卷’者”；“防止‘和平演变’，一直是‘考卷’的重大课题，在今天更为严峻、更为突出”[16]。一些学者还结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指出“赶考”对话在新时期的时代价值，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在西柏坡的题词，“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构成新时期‘赶考’的完整命题”[17]。许多人进一步把“两个务必”与防止“和平演变”紧密结合起来，“‘赶考’实质上就是廉洁勤政，反腐防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18]。著名党史学者廖盖隆回顾了毛泽东“赶考”对话后，明确地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更不用说像革命，夺取政权这样的大事，只有谦虚谨慎，才能取得成就和胜利，骄傲自大必然招致挫折和失败”[19]。
由是观之，1989年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为“赶考”话题的再现提供了现实语境。“进京赶考”40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依然面对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老问题，而重视和挖掘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经验无疑是最有效的应对之道，因此，重提“赶考”对话，不是对其比喻义的简单回归，或者止步于缅怀和纪念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以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而是汲取了东欧剧变、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更加增强了居安思危意识，旨在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有效地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避免李自成“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悲剧。
三、“赶考”精神的形成与政治再动员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融入国际经济与社会；翌年，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此时，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深水区，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等。[20]因此，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前进的精神动力。
2002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带领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时，曾形象地称为进京“赶考”；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21]。胡锦涛总书记重提“赶考”话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中第一次，不仅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更促进了“赶考”政治意涵的深化和发展。“如果把53年前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京赶考的宣言书的话，那么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就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进京赶考的宣言书。两次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22]
此后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十多人次参观西柏坡。尤其是党的十八后，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主要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以及美国重返亚太等国际问题。[23]4-5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空前地增强了“守江山”的忧患意识。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参观西柏坡时特意谈起“赶考”课题，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4]。
中央领导人频繁参观西柏坡尤其是重提“赶考”对话后，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宣传西柏坡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的热潮，其中“赶考”是重要内容之一。2004年6月15日至7月3日，《牢记“两个务必”永葆政治本色——西柏坡精神巡回展览》在北京首展，全国各地参观展览者多达25万余人次，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这次展览广泛地宣传了西柏坡精神，特别是令人重温毛泽东“那句‘进京赶考’的名言”，“对于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人亡政息’周期率的历史警示，我们要永远牢记，警钟长鸣，自惕自励。对于开国领袖们关于‘进京赶考，不做李自成’的政治教导，更应时刻铭记在心”[25]。此后数年间，这个展览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长沙、宁波、厦门等地巡回展出。2008年4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精神巡回展》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展出。[25]2012年以后，全国很多地方党政干部纷纷参观西柏坡，开展“重走赶考路”活动。2013年3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面向未来的赶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长篇通讯，并制作了大型集成报道“面向未来的赶考”，“以‘赶考’的意象结构全篇，提出了党在赶考路上面对的几个关键考题：‘总开关’拧得紧不紧：作风‘篱笆’扎得严不严；发展轨道正不正，政绩观正确不正确；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些做法空前地扩大了“赶考”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几乎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这个时期，学术界、理论界关于“赶考”课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宣传的主流，而文艺界艺术性宣传降为配角。2013年7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设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旨在发挥高校优势，整合各方面力量，推动实质性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党史、革命精神和文化资源的研究联盟，建设党史和革命精神研究的高地、革命传统教育宣传的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为学习研究宣传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文化，挖掘中国共产党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26]。其中，河北师范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学术专长，成为首批8个研究中心之一，其研究重点就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与红色文化，“赶考”课题理所当然地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全国许多学者围绕着“赶考”课题开展研究，发表论著数量远远超过以前。他们从多个角度丰富和完善了“赶考”政治内涵，一致认为它是西柏坡精神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并进一步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赶考”的政治内涵，如“赶考”心态、情结、意识、内容和方略等。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赶考”精神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它“表现了一种忧虑，一种严阵以待丝毫不敢放松懈怠的精神”[27]；有学者把“赶考”精神归纳为“报国为民”、“实干奉献”、“改革创新”和“艰苦奋斗”十六个字。[28]还有学者归纳出“赶考”的4个历史经验，分别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不断学习、坚持完善党的约束机制、坚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29]有学者提出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四维论，其中之一就是“赶考”论，包括以下6个方面，“强调学习，提高执政本领。注重政策和策略，提高执政水平。以政绩说话，完成执政使命。注重综合平衡，保持政权稳定。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注重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30]。
同时，许多学者论述了“赶考”精神的现实价值，认为，“它既是一种历史精神，又是一种时代精神，本身即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进京赶考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本色，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启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的丰富时代内涵，必须大力弘扬‘进京赶考’精神”[31]。还有学者从群众路线角度解读“赶考”精神，“忠实践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一漫长‘赶考’路上的生命线，也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群众观之宝贵经验”[32]。
虽然学术界研究“赶考”课题的视角不同，但归根结底是围绕两个历史性课题，即“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得更好？——这就是‘考试’，是一场在新的平台上开始的更高阶段的‘考试’”[33]。他们论述的核心内容基本相同，都是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革命作风，坚决反对腐败，巩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使用“赶考”术语的频率远远超过以前，并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政治内涵，形成了以“赶考”精神为标志的比较完备的解释体系。这说明中共充分估计到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困难和历史考验，不断汲取宝贵的革命经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23]25，唯此，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应对新的考验和危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结论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更何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历史使命不单纯是革命事业的守成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实现“中国梦”。我党重新提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赶考”对话，绝非偶然，而是依据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演绎了执政为民的新理念，通俗易懂地发挥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认同的作用。
纵观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赶考”概念提出及演变，大致经历了1949年的政治动员——1989年的政治认同——2002年政治再动员的三个阶段，虽然它们的历史场景、任务和作用迥异，“赶考”一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政治内涵亦有差异，着重于解决不同阶段的重大现实问题，但都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参照系，一以贯之地传承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政治基因，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借助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化词汇表达自己的新观点，不仅在内容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而且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形成了一套独特又自洽的话语体系，便于发挥其巨大的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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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