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总书记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也为近代报刊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据统计，五四时期全国报刊激增1000种左右。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五四时期的这些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将其与中国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从一种西学理论转变为指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民主报刊：传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强音
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们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以报刊为阵地，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中外反动势力发起猛烈进攻，开始了对振兴中华道路的艰难探求。当时，学术争鸣、时政评论、思想启蒙都在这些民主报刊上广为展开、蔚然成风。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借助民主报刊的舆论影响力，揭开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李大钊率先撰文颂扬十月革命。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读过日本学者河上肇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述。随着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入国内，他通过与相熟的俄国外交人员接触，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学说英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深刻认识，于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颂扬和支持。在1918年11月的《新青年》 月刊第5卷5号上，他发表在庆祝欧战胜利集会上的演讲《庶民的胜利》 和论文《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宣告：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众运动的潮流里被淹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预言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时机。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李大钊积极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当时，由于《新青年》 偏重于理论研究方面，为了密切配合时政形势、开展政治斗争，他和陈独秀于1918年底另辟出一块政治评论阵地《每周评论》。1919年初，他在该刊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明确提出：全世界“劳动阶级要联合”，“打倒世界资本阶级”。2月中下旬在《晨报副刊》 上先后发表《劳动教育问题》 《青年与农村》，在后文中疾呼：“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必须教他们认识到“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暗”的道理。3月14日至16日，又在《晨报副刊》 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教导青年：“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5月即在该刊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时，他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 第6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连载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文中表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为此要把该学说正确地介绍给国人。他不断在《新青年》 《每周评论》 《晨报副刊》 等报刊上发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认识、解释中国的问题和前途，促进了国人的政治觉醒。后来，在与胡适的论战中，李大钊也着重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他鲜明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在其引导和帮助下，一些进步青年也开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中国的问题。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度崇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呼吁个性解放，随着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第18号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6月又在该刊第25号上发表《立宪政治与政党》 《吃饭问题》，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立宪政治”，并呼吁社会把劳苦大众的生计问题看作“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7卷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主张以“民众运动改造社会”，其中已明显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意味着此时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有“北李（大钊）南杨”之说的“南杨”杨匏安，率先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广阔的华南地区。他曾指出：“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 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从1919年7月至年底，他以《世界学说》 为总标题，执笔为《广东中华新报》 撰写了介绍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41篇文章。其中连载于11月11日至12月4日的一篇长文《马克思主义》 （又称《科学社会主义》），与李大钊名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差不多同时问世。杨匏安在该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介绍，还科学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乃世界经济矛盾演进自然发生的结果。”
还有很多民主报刊也传出了赋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声音。上海《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 在“五四”后，大篇幅刊载讨论社会主义、社会改造问题、劳动问题及介绍欧美各國社会主义政党的译文。《星期评论》 除发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外，也对社会改造、劳动问题等开展了广泛讨论。《建设》 杂志则从1919年8月至1920年4月刊发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用之观点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20余篇，占这一时期该杂志全部篇幅的15%-20%。主编胡汉民在1919年底发表长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批评社会上对唯物史观的误读，认为其是“平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并赞扬说：“这个学说出，而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主义同时有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世纪，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
学生报刊：见证杰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响彻全国，广大进步青年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多达400余种，常以四开四版的日刊形式出现，被装订成周刊或半月刊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启蒙、指导下，其中一些学生报刊及时发表短小精干的思想述评或随感录式的杂评，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运动、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掀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热潮。他们中的很多杰出青年走上舆论战场冲锋陷阵，显示了卓越的政治眼光和组织能力。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在《创刊宣言》 中以大无畏气概宣告：“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体现出他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和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据统计，该刊5期（包括1期增刊）共刊文83篇，其中毛泽东就撰写41篇。易礼容对此忆道：“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除了针锋相对、鞭辟入里地发表时评外，毛泽东还肩负校对、发行工作。周世钊曾回忆：“由于毛泽东亲自上街卖书，第1期《湘江评论》 开始印刷的2000份仅一天就卖完了，只好又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卖完了。后来每期印刷都在5000份以上。”正是在毛泽东等的积极努力下，该刊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有力阵地，推动了湖南地区学生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很多人评价该刊“眼光远大”“议论精当”，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这自然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第5期尚未发行就遭封禁。但毛泽东仍活跃在舆论战场上，主编《新湖南》 （后也遭封禁）、创办平民通讯社、指导出版《湖南通俗报》 等。虽然他这时还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些经历使他对如何运用舆论力量指导革命实践有了更深体会和见解。
继《湘江评论》 创办一周后，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参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提出改造社会和自觉改造思想的主张，号召广大青年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新思潮。该报被称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与《湘江评论》 南北呼应，成为当时在中国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1920年1月20日，周恩来又在觉悟社的基础上创办《觉悟》 月刊，在第1期上发表《觉悟的宣言》：“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这篇战斗檄文体现了他要求彻底革命的决心。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办刊实践中，周恩来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月29日，他率3000多名学生到省公署示威请愿而被捕，在狱中还不忘向大家宣传马克思主义。据当时的《检厅日录》 载：“五月十四日 晚上会议……内容是：（一）议决演讲全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五月二十八日 晚间全体会……先开演讲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之后每隔几天，他又依次向大家介绍了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资产集中说等。这生動反映出他当时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系统理解且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在敌人狱中传播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19年8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的支持帮助下，山西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等创办《平民》 周刊。该刊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立志“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抨击各种错误思潮。在出版第78期后被阎锡山查封，被迫停刊17个月后于1923年11月1日在北京复刊，由高君宇继续出版，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发行。由于有李大钊和高君宇的影响，该刊在山西宣传新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方面起着带头作用。
与此同时，“五四”前后有不少进步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很多人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组织起革命团体，在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期间，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毅、罗学瓒、向警予等纷纷撰文投给国内的《新青年》 《晨报》、湖南《大公报》 等，报道法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让国人及时了解世界局势的发展，认识到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他们在文中均表现出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认为只有依照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经验来改造旧制度，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
无产阶级报刊：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产生，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在党的初创时期，迫切需要向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于是，无产阶级报刊应运而生。同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指导工人运动，还创办了中国首批工人报刊，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获得重要发展。随之，一大批无产阶级群众性报刊也相继产生。它们共同构成我们党开展宣传鼓动、指导革命实践的有力舆论阵地。
1919年底，《新青年》 宣布放弃自由主义的办刊方针，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此时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始与实践相结合。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新青年》 被确立为其机关刊物。在9月的第8卷1号上，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其中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痛苦，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国家”。该文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也预示着该刊彻底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刊物。这期还增辟“马克思主义宣传”“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据统计，两专栏到第9卷3号（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发文40篇，为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在全国无产阶级报刊中独树一帜。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工人周刊《劳动界》。它通过具体生动的事实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向工人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教育工人“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建立工农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我们党成立后，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创办了全国性的《劳动周刊》 《工人周刊》 和地方性的《山东劳动周刊》 《长沙劳动周刊》 《香港劳动周刊》 等，都在指导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转变后的《新青年》 为了维护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不得不有所顾忌和节制。为了适应建党工作的需要，《共产党》 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秘密创刊，由李达任主编。在艰苦办刊环境下他独自负责编刊全流程，稿件多由他亲撰。该刊介绍了党的理论知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论述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和党的性质、任务等;还积极批判了当时极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这个秘密刊物，深受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党的发起组的欢迎，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毛泽东赞誉它“颇不愧‘旗帜鲜明’4个字”。
随着《新青年》 等因受迫害而停刊，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向导》。该刊是党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分管宣传的中央委员蔡和森兼首任主编。他不顾体弱多病，主持编务工作32个月，废寝忘食地撰写了160多篇文章。该报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以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为指导，及时开展政治动员，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的发展。1923年6月，党又复刊《新青年》，明确宣告：“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该刊从政治和理论上阐明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帮助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年7月1日創刊的《前锋》 则特别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以详细数据和实际材料为依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分析来表明观点，极具说服力。这些刊物相互配合，各有侧重，使党的宣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我们党领导的群众性报刊中，除工人报刊外，团刊《先驱》 半月刊同样影响广泛。它由北京的团组织创办，出版4期后迁往上海，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指导理论”，刊载了大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开展了有关团的建设的讨论，对中国团组织的建设意义重大。此外，该刊还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进行了批判。其停刊后，团中央的第二个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创刊。该刊从广大青年的实际出发，积极宣传党的纲领和马克思主义，为青年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抨击了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反动言论和阴谋，批评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
由此可见，这些无产阶级报刊都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毫不隐讳地公开亮明自己的阶级属性，把报刊作为传播和捍卫政治理念、鼓舞和发动阶级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用以指导具体的工农革命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现了从用之观点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到用之方法论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转变。
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五四时期通过报刊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后，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才得以真正确立，从而乘风破浪驶向了今天的民族复兴征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经受住各种严酷斗争和曲折探索的雪雨风霜，结出了一个个丰硕可喜、紧扣时代、切合实际的中国化理论成果。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