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四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四代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都是秉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的负责任大国理念，既要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负责，也要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负责。在不同时期，基于中国的国情国力和国际社会的客观形势，四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具体内容。从邓小平时期的关注国内发展，到习近平时期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所提出的目标越来越高，所负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022-08
作者简介：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齐桐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主要是以国际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出现，经济上闭关自守，与具有主要消费能力的西方世界没有多少人员和贸易往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多是反对帝国主义、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利益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①。但是，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尤其是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思路，从而开启了1972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的动因是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更加广泛和深远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改革开放就缺少了一个基本的国际条件。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从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人民币增长到超过30万亿，进而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的进程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也不断创新、发展和成熟。中国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或革命者，而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在2017年12月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到，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中共几代领导集体在如何做负责任大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丰富和发展出了包括不结盟、伙伴关系、负责任大国、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体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但贯穿始终的一点，就是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同时也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邓小平时期的负责任大国外交：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家，对于时代发展的主题、中国的任务有着非常清醒而深邃的认识。对于他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不应该再是意识形态的目标，而应该是致力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里所谈的国家利益，既有与毛泽东时代相一致的地方，即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即摒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这样的目标，突出不结盟、国内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性。因此，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在对外援助上，中国更加重视平等互利，而不是单方面地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对外无偿援助；在战略关系上，中国奉行不结盟的战略姿态，从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如果从负责任大国的视角来理解邓小平同志的外交理念的话，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是要让自己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邓小平同志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国家身份再定位的主要设计师。这首先源于他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外交是应变性很强的政治。”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在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美苏两极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核武器的存在、国际形势的缓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出现、科技革命的进展这些因素，都使得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可能。1984年，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这里的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邓小平同志不仅认识到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应该致力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必须要改变原有的闭关自守，积极融入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曾经做了非常形象的说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階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小平同志十分精辟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他一再强调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事实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风波，小平同志都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得中国经济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中融入越来越深、优势越来越突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很快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了相当的国际市场。到了现在，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多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