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小楼，曾经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密切相关。1928年，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在这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17年7月10日，我有幸走进这座小楼，90年前的这一天，正是在这里，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历时3年，中共六大会址在昔日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中共六大会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西南约40公里的五一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地主穆辛·普希金的庄园。当年的庄园建筑精美，周围林荫密布，景致优雅，苏联时期被确定为建筑文物，后因火灾而废弃。就在这样一片废墟上，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这里出席了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启动仪式。他说，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共六大会址是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旧址，也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段历史，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历史。我们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是要铭记历史，是要继承和发扬中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世代友好。从2013年到2016年，建设者们历经3年时间，一座依照原样恢复重建的崭新建筑拔地而起。2016年7月，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恢复重建的中共六大纪念馆，是一栋漂亮的三层建筑，外墙黄白相间，蓝天白云之下，这座小楼显得无比耀眼。设计施工精细考究的楼房穹顶、不同房间内色彩各异的墙面、天花板上精雕细琢的石膏雕饰以及俄式吊灯，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装饰布局让展览馆充满俄罗斯风情。中共六大会议期间，在这座小楼的一层设立了大会秘书处的办公室，二层的一间客厅就是大会会场，二层其他房间和三层的房间是大会部分代表的住所。如今在一楼设立了中共六大历史陈列展，整个展览以图片为主，并展示了中共六大期间通过的政治决议以及关于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等问题的决议复制件，展柜内还有一些文物复制品。此外，还展示了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的会址资料。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份份复制的历史档案，一件件仿照当年的家具陈设，再现了1928年那些难忘的历史时刻。在二楼的客厅，按照当年的原貌恢复了中共六大会场。在三楼的阁楼层，恢复了中共六大代表的两间卧室。
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是当时的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支持的最有力见证，为了让中俄两国人民了解那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共同推动中俄友好事业继续前进。纪念馆还专门开设了“当前中俄关系”展区。
中共六大纪念馆开放后，吸引了众多的中俄游客参观。随着参观的人群我在纪念馆展厅慢慢前行，缓缓移步，在每一块展板前注目，在每一个展柜前驻足，抬头仰望照片上那些光辉的形象，俯身查看展柜里那些凝聚着他们心血与智慧的文字，透过这一幅幅珍贵图片，一份份文件资料，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聆听他们无声的教诲，感受他们信仰的召唤……
作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为什么会在遥远的莫斯科召开？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又是怎样历经艰险，来到了这里的？
路途漫漫，历经艰险的旅程
中共六大是一次在极其秘密、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决定召开中共六大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全党同志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坚持斗争。中国革命在风雨飘摇中何去何从？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作出了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随后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作出决定于1928年3月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但由于国内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直到1928年1月还没有将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确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准备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请求，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也考虑到随后便于中国共产党参加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最后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这一请求。
从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中国各地到遥远的莫斯科，路途漫漫，困难重重。当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从各地到达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经绥芬河出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据中共六大代表、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唐宏经回忆，他护送广东代表出境时，“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人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前往莫斯科途中也历经艰险，他们在乘船赴大连途中遭日本特务盘查，不得不销毁了接头的证件。后来几经周折，才与其他代表取得了联系。在一处展柜前，我看到了邓颖超关于此段经历所写下的回忆文字：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员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得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即使远离了国内的白色恐怖，中共六大代表进入苏联境内后，他们的行程依然需要绝对保密。俄罗斯科學院远东研究所专家维克托·乌索夫是这样描述的：“当时，代表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窗子都被窗帘遮住了。而一些同样拉着窗帘的大客车和小汽车直接开到了月台，把他们接走，穿过莫斯科，前往郊外。”为了保密，参加会议的代表和人员均被编了号码，他们从报道之日起，就不再称呼名字，会议叫号发言，会议记录也以号码代替名字。
在一面展墙上有当年中共六大会议主席团提出之51人名单，从中我看到了“王仲一”的名字。王仲一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又名王振翼，山西省天镇县小盐厂村（今属河北省阳原县）人。1921年入党，是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负责人。1922年1月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5月作为全国25名团员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和1927年，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历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张家口特支书记、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他作为顺直省委的代表出席中共六大，一路上他和一位乔装成东北农妇的女代表假扮夫妻，相随而行，历经艰险，来到莫斯科。由于順直代表团负责人王藻文在路上耽误，未能按时到达，于是，王仲一担任顺直代表团代理书记，并任大会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军事等委员会委员。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回国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2月，在天津不幸被捕，同年10月，在狱中被摧残致死，年仅30岁。王仲一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被捕，历经坎坷，但他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直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乡间小楼，见证一段重要历史
走进小楼二层恢复后的中共六大会议室，用中俄两国文字书写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红色会标格外醒目。主席台上是一张蒙着白布的长桌子，台下是一排排长条凳子，参加会议的代表就坐在这一张张简易的木凳上。1928年6月18日，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共六大就在这里庄严开幕。
会议开始时，全体代表首先起立，向大革命失败后牺牲的革命烈士举行默哀仪式。从1927年7月到1928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在他们中间，有中共早期党员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郭亮、熊雄、陈铁军、周文雍等，想到他们的名字时，参加会议的许多代表不禁失声痛哭……
从6月18日到7月11日，142名代表在20多天的时间里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决议。
瞿秋白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他在八七会议后成为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为召开党的六大付出了巨大心血，他和周恩来是六大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六大期间，他夜以继日忙碌不已，除了起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外，还起草了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以及讲话、总结等多达20余万字，他的身影和声音时刻活跃在六大会场。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首任团长。1930年回国，红军长征开始后，他留在苏区坚持革命斗争。1935年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他严词拒绝，慷慨赴死。临刑前，他环顾刑场说：“此地甚好，拿酒来！”随即席地而坐，痛饮数杯，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31万至34万人，还有4600多人被监禁。全国的工会组织由734个锐减到81个。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周恩来在六大期间担任大会秘书长，主持会议的日常工作，他把大会的各项工作安排的周密细致、有条不紊。在大会讨论发言中，他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代表们的意见，他强调：不分高潮低潮，中国革命总是要进行的。不能在高潮名义下再来盲动，也不能用低潮字眼，消极悲观，逃避革命。
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报告。对于召开中共六大，共产国际高度重视，斯大林在会议召开之前专门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山、邓中夏等人。他向与会代表阐明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他的这一看法对中共六大会议根据形势确立新的斗争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六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18个文件，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统一，进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并且指出：当前最危险的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
中共六大作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为当时中国革命由低潮到复兴及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六大闭幕后，全国各地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革命武装斗争也得到了发展，到1930年9月，全国党员人数由六大召开前的4万人发展到12万人，中国工农红军也发展到13个军约6万余人。
由于中共六大片面强调党的领导人的工人阶级成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六大期间，他被安排为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并在会上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六大结束回国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领导作用。1931年6月，他在上海被捕叛变，两天后即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中共六大选举产生了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一块展板上，我看到了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我在心中默默地读着他们的名字，在这份36人的名单中，有14人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杨福涛（1928年3月牺牲）、李源（1928年秋牺牲）、甘卓棠（1929年2月牺牲）、夏文法（1929年3月牺牲）、彭湃（1929年8月牺牲）、杨殷（1929年8月牺牲）、刘坚予（1930年5月牺牲）、蔡和森（1931年8月牺牲）、王仲一（1931年10月牺牲）、罗登贤（1933年8月牺牲）、 邓中夏（1933年9月牺牲）、瞿秋白（1935年6月牺牲）、李子芬（1935年12月牺牲）、项英（1941年3月牺牲）
“滿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这14位烈士中，杨福涛烈士在中共六大召开前早已牺牲。杨福涛是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参与领导湖南工人运动。1927年10月，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委员兼工委书记。1928年3月，担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在带领湘南特委机关人员向衡阳转移途中牺牲。当时中共湖南省委未能及时获悉他牺牲的消息，在同年5月省委改组时，还选举他为湖南省委书记，随后在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这份14人的名单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彭湃、邓中夏、杨殷、项英等，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目标走进这座小楼，又肩负未竟的革命事业走出这座小楼，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他们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走出这座小楼，盘桓在小楼周围，我仿佛看见参加完中共六大的代表们依次步出小楼。1928年的那个夏天，140多名共产党人风尘仆仆，来去匆匆。盛夏的莫斯科风景迷人，碧空如洗，草木苍翠，但他们顾不上流连这里的美景，他们重任在肩、使命在胸，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走的再远，也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对国内敌人的疯狂捕杀，他们步履坚定、义无反顾，急切地返回祖国，他们又继续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