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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使广大农民摆脱地主的压迫和束缚。而列宁在谈到俄国农民经济时指出，“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这一点对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农民经济也成立。而随着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以及小农经济自身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平均地权后不久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就重新出现了，部分农民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而让出了自己分得的土地或者无力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国农村面临土地革命失去意义，新中国政权面临失去民心的危险。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小农经济的变化。“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页。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改造个体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小块土地所有制，加强农业合作社，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既有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也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