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是围绕自己的主题，从体现自身理论性质的逻辑起点出发，经一系列概念、范畴、思想、观点、论断等在内的逻辑中介，到形成若干具体理论成果的逻辑结论。通过这样的逻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完整的逻辑形式呈现出来，形成科学体系，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逻辑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08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
〔作者简介〕林怀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泉州362021。
在现代汉语中，“逻辑”除了被当作逻辑学和观点、主张（常用于贬义）的同义语之外，还包含思维的规律性、客观规律性等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旨在探讨这一理论是如何围绕一定的主题，从逻辑起点经逻辑中介到逻辑结论进行理论建构，形成科学体系，并通过完整的逻辑形式，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生发展规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理论的主题，是它所蕴含的中心思想，以此作为各项要素的辐射中心和创造的制约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目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但是，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他思潮和学说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涉及发展，因而很难将其当成普适性的标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历史进程来说，分别始于鸦片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不契合；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基本上是一种同义反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致力于回答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在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走不通的情况下，如何去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基本上是同义语。根据《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的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将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及其价值，由社会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个人消费品采取按劳分配，阶级和国家消亡，人开始成为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获得的，并且那个“旧世界”的基础是发达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从西方向东方演进的历程中，它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列宁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他不但在与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的论争中捍卫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而且反复强调俄国不能再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内战结束后，列宁果断抛弃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改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对非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破冰探索，对此邓小平肯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3〕列宁还预测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
列宁逝世后，苏共长期对本国国情存在超越阶段的误判，没有正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前苏联先是固守由斯大林定型的那种“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同质同构、高度一体化的‘总体主义’模式”〔5〕，后来即使有所松动也仅限于修修补补，并且通过诸如扼杀“布拉格之春”来压制东欧国家的改革愿望，从而一再错失改革良机，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前苏联又突然转向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了亡党亡国亡制的结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国际共运中的一道历史性难题。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除了有政敌的挑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和疑虑。
就中国而言，尽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以苏为戒”，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又再度否定了那种试图以千篇一律的格式来看待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的设想，强调中国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将带有东方大国的许多特点〔6〕；但在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适合的是中国，因为“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苏联模式”。〔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国家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体制，总的是模仿前苏联的，落后、不适应现代化，“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8〕邓小平关于“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9〕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等论断，固然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弯路和教训的总结，但也同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善于对苏联模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进行深度反思密不可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但提出的时间最早，而且始终处于首要的地位，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其他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都是由此衍生来的。改革开放前，正是因为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方向背离了“解放人”的起誓且总是以僵化、生硬的教义面貌出现，党偏离了为民谋利的宗旨且疏于执政能力、治理方式等现代化，发展背离了生产力标准且结构失衡、手段粗放。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逐步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进程中，其他问题才随之正本清源，得到比较好的回答，尽管这并不否认其他问题的提出对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倒逼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一旦进入实践，必然面临着介于二者之中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追问，否则事情仍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因而，探讨在当代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了命中注定、义不容辞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