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控制论；结构主义理论；系统层次
[摘要]控制论是从整体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它是有目的行为的动态分析工具，追求互动因果关系的本质以及重视通信过程。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与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了较多契合，同时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78—08
理性国家往往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假定，这意味着国家间几乎不存在没有目的的行为。所以，研究者可以在“国家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的基础上观察国际问题。对于有目的的行为，控制论是一个经典的分析视角。它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国家间行为的本质。因此，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控制论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现状，并概括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然后对与控制论密切相关的结构主义理论进行透视，最后初步探讨控制论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尤其是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
一、控制论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
1.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
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为掌舵术，包含了调节、操纵、管理、指挥、监督等多方面的涵义。对这种思想的阐释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Plato）在《高尔吉亚》中使用Cybernetics形容航行技术和修辞技术。这两种活动中，目的都是“控制”，而技术的关键问题都是“信息反馈”。近代以来，物理学家安培（Ampfire）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Cybernetics形容政治领域的控制、管理和统治的技术。1938年，罗马尼亚学者奥多布莱扎（Odobleja）在巴黎出版《协调心理学》，力图把心理学建立在协调概念的基础上，而这些协调靠不断反馈来保持。
1943年，维纳（Norbert Wiener）与他的同事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的论文，这可以说是维纳之后的《控制论》的一个纲。这篇论文目的有两个：一是强调目的概念的重要性；二是定义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即黑箱方法。1948年，维纳出版《控制论》。直到这时，人们才第一次把过去不同要素联系在一起，用哲学的而不是专门技术的观点来概括，从而使一门新领域正式诞生。
维纳的《控制论》出版之后，迅速出现一个传播热潮。主要的普及型书籍包括维纳自己的《人有人的用处》（1950）和英国学者阿什比（Ashby）的《控制论导论》（1956）。更为重要的是，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产生出一系列冠以控制论之名的交叉学科，如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等。并且，控制论直接刺激了信息论和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的诞生，也推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的建立和发展。但是，控制论只是带有普遍性的科学哲学思考，实践运用还存在着极多的技术性困难。20世纪70年代末，控制论在西方开始衰落，但它的智慧和预见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信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涉及控制论的各个学科领域独立地发展成为较小的专门分支，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成为它们的共同基础。
控制论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群，其中每个学科都运用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控制论本身也有一些发展，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二阶控制论以及散布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理论等独立学科中的理论。以控制论为名的专业期刊，现有十余种，它们都在传播控制论思想中起到重大作用。
2.基本思想与研究方法。
维纳提出的控制论是一个集信息、反馈、通信、控制和稳态等概念为一体的数理哲学范畴，并包含较浓厚的目的论色彩。控制论对目的行为具有精密的解释力。例如，对于捡铅笔的行为，非控制论的解释是：眼睛确定距离，大脑指挥肌肉让手指拣到铅笔；而控制论的解释是：拣到铅笔是目的，眼睛将铅笔与手指的距离传输给大脑，大脑根据这个距离指挥手臂肌肉让手指不断靠近铅笔，再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达成目的（捡到铅笔）。由此可见，控制论的解释似乎更加详细和严密。如果排除控制论的哲学色彩，仅将它当作一种分析有目的行为的视角或者工具，可能意义更大。
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控制论的基本思想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控制论仅仅适用于有目的的行为。这是使用控制论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与非控制论的分析工具相比，控制论将目的与行为分开，即行为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存在一个具体目的，行为体才能够据此不断调整行为，从而达成目的。借助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分析每个具体行为对达成目的的影响以及目的达成过程当中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没有目的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动作，行为体不会去调整，对此控制论不能适用。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也没有必要研究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想走到哪里，连他（她）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又如何去分析她怎样走，走多快以及为什么这样走呢？
第二，控制论追求互动的因果关系的本质。控制论与一般的过程分析工具的区别正在于此。首先，一般的过程分析工具认为，在单一事件中，“有因必有果”，强调因果关系的继承性；而控制论认为，在单一事件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是互动的，即“原因导致结果，结果反过来也影响原因”，强调因果关系的互动性。更加重要的是，控制论追求这种互动关系的本质：行为体想要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行为调整。所以，控制论摆脱了一般过程分析工具的局限性，上升到更加宏观的层次，更容易抓住行为的本质。
第三，控制论是一种动态的分析工具。控制论认为达成目的绝不是瞬间的，而是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当中，行为体需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重新调整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控制论是一种典型的过程分析工具。例如拣铅笔的行为，一般的分析认为这仅是一瞬间的行为，“拣”是一个瞬间动作；而控制论则将这一个看似瞬间的行为放大，“拣”是一个过程，不同时间行为体的行为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控制论的分析当中加入了时域的因素，也同样注重事件的时间维度。总之，控制论的分析必然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
第四，控制论强调通信过程的重要性。上文谈到，控制过程得以进行的前提是结果与原因之间的有效互动，而这与两者之间的通信过程密切相关。良好的通信过程确保了互动因果关系的有效性，它使因果结合得更加紧密，因果关系的互动也运转得更加迅捷。例如，在拣铅笔的过程中，如果手臂肌肉神经失效，则拣铅笔的动作无法完成，捡铅笔的意志也得不到贯彻，即原因无法得到相应的结果，而这时的行为调整也就无从谈起。或者，如果眼睛失明，大脑无法判断手指与铅笔的距离，即结果无法传达至原因，有效的行为调整也无从做起。并且，这些信息传递得越快，行为调整也会更加准确和迅速，目的也会更快地达到。
控制论的研究方法是行为主义的黑箱方法。维纳控制论的出发点是从动物、人到机器如此不同的复杂对象中，抽取共同的概念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通过全影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控制论的对象是从自然、社会、生物、人、工程、技术等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复杂系统。由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控制论的研究方法只能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维纳等人的行为主义方法是作为功能主义方法的对立面而被提出的。功能主义方法主要研究一个个体的内在结构或内在组织，研究其种种属性，而个体与环境之关系则处于次要地位。而行为主义的方法恰恰相反，主要考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重视其内在结构与组织。由此可见，它们一个着眼于内在性质，一个着眼于外在变化，着眼点是根本不同的。
既然我们需要研究个体与环境的关系，首先要区分个体与环境，也就是要明确什么是个体，什么是它的环境。个体与环境之间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输入，一种是输出。输入是环境以某种方式使个体发生变化，而输出则是个体以某种方式使环境发生变化。黑箱方法的研究重点就是个体的各种可能输出，特别是这种输出与输入的种种关系。所谓“行为”就是施动者相对于它的环境做出的任何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因某种输入而引起的，因此一个个体可以从外部探知的任何改变都可以称之为“行为”。
那么，控制论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方法是否能够较好地适应于国际关系呢？首先，国家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这也是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假定。如果国家间的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目的的纯感性行为，那么展开控制论的分析就相当困难。而正是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并且追求特定战略目标，所以控制论的思想才能够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焕发光彩并且影响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其次，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服从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战略目标。而战略目标都是从长远出发的，不会随意变化的。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不会轻易变化的战略目标使控制论的分析得以进行。如果国家行为的战略目标并不固定，那么控制论分析的意义也必将骤降。最后，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关注国际因素而非国内因素。控制论的研究方法会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关注国家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非仅仅国家本身，这正是控制论能够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控制论研究方法达到了较大程度的契合。
总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国家的国际行为视为理性个体的有目的的行为，并且这一目的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使得研究者对国家尤其是大国进行控制论的分析变得可行。
二、结构主义理论的控制论透视
根据上文分析，利用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国家间行为。而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知道目前已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控制论要素以及它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要素来分析国际关系的。其中，结构主义理论与控制论有着诸多契合。所以，本节依次讨论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中所包含的控制论要素。
1.国际系统论。
国际系统论又称国际体系论，它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十分明显的是，就方法论而言，国际系统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控制论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系统环境论”中，盖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提出可以用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来表达国内和国际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再如，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明确谈到，“……我对科学很感兴趣，并买了一本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所著的有关控制论的书——《为大脑而设计》。阿什比对系统论方法论的阐述使我很受启发……”，“《系统和过程》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控制论一致”。
国际系统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系统本身及其功能。其主要代表有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的“国际复合体系论”、理查德·罗斯克莱斯（Richard Rosecrance）的“国际体系行为结果模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莫顿·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以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世界政治体系论”。例如，卡普兰提出了六个系统模式，并且为每个模式设计了五套可用于计量和测定的内容；再如，麦克莱兰将国际系统分为总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体系，并研究各自的特点以及两者的相互影响。由于国际系统论的研究者们仅仅涉及了黑箱方法的浅层，而根本没有应用完整的方法路径，所以他们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正如华尔兹批评到，“对霍夫曼，尤其是罗斯克兰斯来说，重要的解释存在于国家以及政治家这一层次；于是系统层次便全部成了结果，而根本不是原因”，“……卡普兰却像许多学者一样未能区分单元之间的互动及其排列，他把互动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视为系统层次的因素。”在控制论视野下，我们可以说，国际系统论的研究者们没有重视国际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即国际系统是如何作为一个结果存在的，以及这个结果是否影响其原因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他们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不同系统的不同功能或者特性上，这是与控制论的方法路径相背离的。而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
2.结构现实主义。
华尔兹认为，系统论区别于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来考察和分析各种国际行为及其动因和影响的简化理论，它超越个别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结构现实主义者对系统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也最为丰富。
首先，结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否认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包含控制论的因素。正如华尔兹所说：“我们可以尝试以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就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在另一个层次上，系统包含互动的单元。”华尔兹将其称为系统方法（systemic approach），他清晰区分这两个层次，并且力图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时间改变，而在系统中的行为却如此有规律。华尔兹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抛弃从国家层次即单元层次人手的幻想。其基本结论是，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_系列约束条件，是系统中单元运转的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
在控制论语境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释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为“环境”的系统结构决定着作为“个体”的国家的行为。相比于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没有聚焦于分析各种不同系统的功能，而是强调系统结构（环境）对行为体（个体）的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它运用并体现了黑箱方法中的输入关系，即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可以说，结构现实主义初步应用了控制论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
但是，在控制论视角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盲点也一目了然。首先，环境不应该仅仅是实力结构，或者说结构不应该仅仅是实力分布。华尔兹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定义的结构显然是不完整的。其次，环境与个体之间单向的输入关系也是不够的。完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即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显然，结构现实主义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再次，结构现实主义进行的是静态的分析。这种静态不仅体现在结构现实主义对结构的定义，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结构总是由主要国家的实力分配构成的，也同时体现在它对结构中行为体行为的分析。以上三点正是建构主义试图解答的问题。
3.建构主义。
针对第一点，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sociological structure），它主要是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它的构成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因此其核心内容不具物质主义性质。针对第二点，温特首先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结构主义理论，是系统层次的理论，然后强调施动者造就结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行为体双方一经交往，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不同观念的分布便产生了结构。反过来，结构不仅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于是温特认为，行为体与结构之间是根本互动的，这体现在互动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行为层面，并且深入到本体层面。针对第三点，温特提出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他定义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构成的，而观念会因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结构也是动态的。
同样，在控制论的思想体系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建构主义的理论盲点。首先，建构主义虽然对结构提出了全新的定义，但仍未从更加宏观的层次认识到行为体环境的存在。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局限于结构与行为体的影响功能，而未重视到更宏观层次的环境。其次，建构主义没有意识到双向互动关系的目的。因为控制论不仅追求互动的因果关系，更加追求这种因果关系的本质，即这种因果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温特所说，没有互动就没有结构，但控制论迫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行为体为什么要第一次互动？如果不存在必须互动的理由，国家也未必会选择互动，如某些国家在某一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再次，建构主义的动态分析主要集中于施动者、观念结构和实践的永久性运动，缺乏对具体行为的动态认识。任何一个有目的行为本身都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或许，这与具体行为研究并不是建构主义的主要关注有关。
可以看到，虽然建构主义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但也仅此而已。它看到的也仅是结构与单元互动关系本身，而没有注意这种互动关系是为了什么。因为国家互动本身无法表征出目的是什么，即国家不会为了互动而互动。并且，建构主义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如何去更好地丰富或重新定义“结构”这一概念，或是进行更加细致的行为研究。
总之，在以系统或结构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流派之中，控制论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个别学者也有一些理论探索与控制论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有关，如卡尔·多伊奇的“沟通理论”。控制论在方法论上与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有着深刻契合，并且对今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结构主义理论也有着重要启示。
三、控制论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
从控制论视角来看，作为结构主义理论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建构主义仍有不少缺憾。这些缺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结构的局限性认识，对结构与行为体之间互动关系本质的忽视，对系统利益的实现路径缺乏思考。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对结构主义理论作出初步探索。
第一，作为环境的结构是否应该包括更多的因素，而非仅仅是实力分布或观念分配？如果结构仅仅是某种物质或者观念的外在分布，那么结构应该包含于环境之中，因为环境反映的是行为体的全部外在影响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环境的定义应该是国家外一切能够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因素。先不论国际系统结构对国家究竟能够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需要提出疑问的是，在国际社会中，能够从整体主义的角度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仅仅是所谓结构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并非如此。至少，科学技术就能够影响到国家对外行为。在同样的实力或观念结构下，在有核武器的时代，国家的对外行为比没有核武器的时代要谨慎得多。所以，结构主义理论不应该局限于结构对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应该从更加宽阔的视角去审视结构的定义范围。这样，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与环境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彼此的互动关系和影响才更加有意义。
第二，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动力。毫无疑问，国家互动的目的是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国家互动形成系统（结构）之后便有了另一种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是处于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仅靠国家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法获得的，而必须依靠系统层次的国家互动行为。可以说，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是系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单元层次的国家利益，一个是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两者的受益点都是国家，区别在于实现方式不同。单元层次的利益可以依靠国家单方面行为获得，而系统层次的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合作，即所涉国家的集体行动。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形成的动力和目的。国家间的互动不可避免会产生国际系统结构，但国际系统结构并不是国家互动的目的，而仅是其衍生品。例如，我们不能说三大国为了建立雅尔塔体系而争取国家利益，而只能说为了争取国家利益而建立了雅尔塔体系。可是系统一旦建立，系统的独立功能随之也会逐渐展现，而国家也逐渐认识到系统层次的利益，如国际稳定。系统层次的利益并不是依靠单元内部或单元层次的多边互动就能够解决的，即并不能靠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确定，而必须依靠系统层次的力量，即国际社会的所有行为体。而这恰与国际系统建立的原因相悖：国家出于单元层次的利益考虑进行互动，产生了国际结构，却希望这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结构在系统层次上符合单元的利益。
第三，控制论为国际机制理论进而为系统层次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在明确了系统层次利益之后，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追求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由于单元国家的个体行为往往无法保证集体行动的实现，为此国际机制理论试图在系统层次解决这个问题。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认为，国际机制是指“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可见，机制具有“规范”的功能，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也认为，规范本身就是国家间共识在某种程度上的体现，它的存在使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认识”。这说明，国际机制理论试图通过凝聚共识、凸显国际共有利益的方式来推动国家约束个体行为，加强全球合作，为集体行动的实现进而为实现国家在系统层次上的国家利益提供路径。
不过，单元国家与系统结构总是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背离的困境。一方面，大国凭借个体能力损害国际机制。实际上，大国及其建立的秩序具有等级结构的特征，大国建立和维持国际系统的意愿和行动，出自大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和相对权力的考虑。所以，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大国不能发挥稳定秩序的作用：第一，大国非常乐意维护那种可以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秩序的稳定，但是当体系内出现了新兴强国或者其他挑战国时，大国会自觉不自觉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防范和遏制这种威胁。第二，在国际体系内，大国要维护的是相对优势的地位，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领导地位，即使体系内出现局部的动荡，大国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责任心。第三，当大国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挑战无力应对时，大国则会主动放弃自己创立的体系，带头破坏国际机制，或者制定新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致造成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由追求自我利益最强大的国家所塑造（在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初期尤其如此）”，所以，大国主导的现实使在特殊情况下不惜牺牲或破坏国际机制成为弱小国家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种不合法但合理的困境”。
然而，以上两种困境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实现系统层次上的国家（共有）利益。结构主义理论总体上没有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共有利益，也没有指导国家寻求系统利益的实现路径。针对这一点，控制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控制论告诉我们应该专注于如何使国际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如何使国际机制确保共同利益的实现。就目前来看，一些控制论的问题亟需我们解决：如何在国家间实现更快的信息互动，如何确保国家不会因为单元层次的利益而放弃系统层次的利益，如何使干扰处在可控范围内，如何使反馈更加完善，等等。
四、余论
本文就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特点，并就其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契合作了初步探索。本文认为，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能够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结构主义理论的诸多分支已经证实了控制论的运用价值。另外，结构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也再一次证明控制论更为广阔的启示意义。因此，未来的控制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以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探究控制论的理论内核和方法特征，相比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尤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基本缺失对控制论的关注和探讨。第二，通过更加详实的文本阅读，进一步探究控制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契合，加深对控制论与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关联性研究。第三，根据控制论本身的启示，重点关注“国际环境”的再定义和系统层次上国家共有利益的实现路径两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 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