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医药文化远远领先于世界，这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造成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单方向输出的现象，影响和迟滞了中华医药文化的兼收并蓄。
关键词：医药文化；中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势差；宋代元代
中图分类号：R-09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27-02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季羡林先生在他的《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一语道破：“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任继愈先生进一步指出：“不同的文化接触后，先进的一方必然影响落后的一方，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一、宋代医药强势文化的产生
宋代中国医药学不仅在理论研究、临床医学、药物方剂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医药管理、医学教育以及中外医药交流等方面获得了空前发展。
据《宋史》载，两宋时期，历届皇帝从登基之日起，都沿袭定制，“赐民医药”。《宋刑统》甚至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级主管官员要体恤民情，赐民医药；如有违反，或杖或徒。在医学教育方面，北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三次兴学高潮的出现以及南宋医学教育的复兴，无一不是朝廷发动与扶持。就理论研究而言，宋代运气学说研究非常盛行，如选试医官时考试“运气”、《圣济总录》推介运气、且每年发布“运历”等，皆朝廷所为。
宋以前“医卜百工之人”为“士人不耻”。然自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以后，王安石推广“三舍法”，又从教育行政制度上开始把医学与太学等一视同仁。徽宗崇宁时，将医学与太学等并属于国子监，其行政组织与学生待遇一律“仿太学立法”。特别是政和[1]年间（1111~1118）创立贡额后，医学地位更加提高，从而对社会产生了一种相当大的“向心力”，对医药学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儒医成为宋代文化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儒医”一词，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政和七年）臣僚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
由于多种原因，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儒医，这些儒医多是举进士不第，失去希望后弃儒而习医，如单骤，董汲、许奇、闻人规等。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孙准序曰：吾友董汲之少举进士不第，急于养亲，一日尽弃其学，而从事于医。”单骤后为医官，《东坡志林》记载：“蜀人单嚷者举进士不第，顾以医闻。”许奇后亦为医官，“自幼习儒，不第，遂弃举子业。精医学，官至太医院判。”
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科学技术都有很大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医药学不断前进。特别是医药产品的生产和经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行为。由于政府大力推广租田制，鼓励农民垦荒、兴修水利、改进耕种技术，使农业生产有了迅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加，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甚至出现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药材即从北宋开始大面积种植，南宋便成为与粮食生产相脱离的专业性的农业分支。这为中外大量的药材贸易创造了条件。
宋代的理学思想认为“理”在“气”先，为万物之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系统阐明了先秦至北宋哲学上一系列范畴，如太极、阴阳、五行、乾坤、生命、万物、四时等，一直为后世中医药学阴阳五行学说所遵从。又如随着理学的传播，引发了学术界理论研究之风。影响所及，医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运气学说研究也十分兴盛，从而导致了运气学说的广为流行。
两宋时期学术争鸣活跃。伤寒学说诸家以及运气学说诸家的论争：内、儿科寒温之争以及针灸各派的论争。学术争鸣促进了两宋医学理论研究的发达。以北宋末年杭医陈承与蜀医石藏用为代表的内科寒温之争，以北宋钱乙、南宋陈文忠为代表的儿科寒温之争，尤其是痘诊治疗的寒温之争，以及针灸学科主流针灸派、扁鹊针灸派、古今兼收派、重视刺法派、推崇灸法派、按时开穴派等各自不同学术主张的相互碰撞与争鸣，促进了两宋医学的发达与繁荣。
两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在政治和军事上每况愈下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日益繁荣的时期，宋人在江南的烟雨中早已经忘记了厉兵秣马，但却对诗词、佛道、术数医药痴迷的时候，医药文化想不成为强势文化也不可能了。
二、医药文化势差之于中外交流之影响
任继愈先生讲过：中华民族善于吸收、消融外来文化，从不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到了中国，不改变成中国的样子，就不能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是在交流中不断的融合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但是，这种在交流过程中一但形成了文化势差，交流就将成为强势一方向弱势一方的单方向扩散，而很难形成弱势向强势的同流。
宋代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属于领先地位，中外商人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的。北宋末年，这为宋朝的药材出口和医药科学的向外传播提供了保障。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兴起，也带动了医药学文献的生产和传播。《唐史·艺文志》收载唐代医书120部，医学文献30种698卷。而《宋史·艺文志》则收载医书509部，医学文献114种3327卷。医学书籍的大量刊印和广泛传播，使世人以知医为荣。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由阿拉伯商人运往欧洲等国的中药，有人参、茯苓、附子、川椒、朱砂、水银、牛黄等60余种之多，其中尤以牛黄为最受欢迎。随后，我国药物和针灸疗法，也曾广泛地传入阿拉伯及其邻近国家，并且受到好评。宋朝时，苏颂等人还在《本草图经》中，记载了胡薄荷等阿拉伯药物的名称。
据《开宝本草》所载，宋代从越南进口的药物有丁香、沉香、诃黎勒、苏方木等。此外在医学上，越南的治痢药方也曾经在宋代一度传入我国。成为医药文化双向交流的一个亮点。
宋代的强势文化吸引了世界的注目，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过：“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三、强势医药文化的副作用
在中国的文明史中，中医药学经过了逐渐充实、逐渐完善的过程，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主体上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基础之上，以中国特有的东方哲学为指导，兼容了中国儒家、道家及易学的思想内容，并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创新而形成的；同时，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也不无作用。
但是，在这个交流史中，其基本现象是：中医药学在中外交往中以输出为主，吸收较少：而且少量吸收的也只是外来的药物(或某些医疗方法与技术)，而未接受外来医学的理念。外来药在中国医药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仅限于扩大了药源，丰富了医疗方法，对中医药理论体系并未发生根本的影响或改变。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强势医药文化体系抑制了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医文化的独特性使西方医学很难从哲学角度影响中医学。
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孕育而产生的，主要由元气论、阴阳行学说和脏腑经络理论等部分构成。这些理论的基础，皆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医理论体系的产生，是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而成的，未曾受到异质文化的浸染与影响，因此它的体系带有强烈的个性，由此而产生了强有力的排异性。
这种特殊进化过程的特殊结构，在长期小农经济社会形态制约下，表现出强大的惯性，已使其很难容纳新的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
另一方面，文化势差的副作用，规定了中外医学交流的态势。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之上产生的。这两个学派的哲学思想，直到18世纪，仍被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推崇备至。直到今天也仍然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
这种文化在培养了民族的自信心的同时也滋生民族的自负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中医药学家虽然从外国人的口中学到一些知识，但发展和补充自身的意识是很不足的。这就是文化势差所带来的副作用。
可以印证这一推论的证据就是印度作为当时与中国可以匹敌的古老的文明国家，印度医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医药思想还是产生了一丝波澜。由此看来，文化势差较大时，只能表现为由高向低且较全面地单向传输；而两个体系的文化势差较小时，就有可能出现相互交融。
结语
史学家汤因比为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产生提出了“挑战与回应”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该民族对其所生成环境所作的挑战的一种回应。这两个学派的哲学思想，直到18世纪，仍被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推崇备至。直到今天也仍然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这种文化在培养了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滋生了民族的自负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中医药学家虽然从对外中学到一些知识，但发展和补充自身的意识是很不足的。这就是文化势差所带来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也影响了外来医药文化对古代中医文化的渗透。中医药文化交流特殊性造成了自我完善的医学体系对外来文化的融合的抑制，强烈的文化势差的作用，使得这种交流更主要地表现在对外的扩散而不是对外的吸引，中医文化的所基于的哲学思想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医药文化远远领先于世界，这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造成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单方向输出的现象，影响和迟滞了中华医药文化的兼收并蓄。
在倡导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研究宋元时期的中医药文化交流，对扭转我国当前医药文化以入为主的被动局面，重新树立大国形象，吸取历史教训在交流中学习，在交流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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