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非典肆虐的日子已过去一年，但有一种力量至今仍感动着我们，那就是日夜奋战在抗非典第一线的白衣战士们。翻开我国近代卫生防疫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容忽略，他就是国际著名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病理学家，我国近代公共卫生、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被国际社会誉为“鼠疫斗土”的伍连德博土。
学医生涯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岛一个广东华侨家庭。其父伍祺学16岁到一金店做学徒，因手艺精湛而闻名，遂集资自开金店。后因家中兄弟姐妹多，生意难做，家道日趋中落。6岁时，小连德人大英义塾走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立志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当时槟城总督设立了一项女皇奖学金，名额2人，每年资助200英镑。16岁时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惟一英国女皇奖学金，到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
他学习刻苦，多次获得奖学金，经济上逐渐脱离了拮据。由于他成绩优秀，获得了到伦敦圣玛丽医院免费实习3年的奖励，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学生。两年多的实习，医术得到了长足进步，而且打开了人生眼界，特别是到平民家中接生，看到她们家境贫穷，卫生条件恶劣，坐在干草铺的地上分娩，与贵族之家有天壤之别。这种种的不平等和英国社会对黄种人的歧视，在伍连德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震撼，立下回国改良医学的决心。
在全班一百三十多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是惟一以五年半的时间提前获得医学士学位的，并同时获得文学硕士和外科学士学位。学院奖励150磅，供他一年访问研究用。他先后到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细菌学研究所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学习，专攻微生物学、传染病学和卫生学，为他后来从事防疫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时隔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回到马来亚，在吉隆坡医学院做热带疫病研究。他以治病救人为本，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其医德人品，有口皆碑。 业务发达也赚进了钱，1905年他娶福建省前省长黄乃裳之女黄淑琼为妻。夫妻相敬如宾，婚姻美满，夫人出身名门，气质文雅，槟城仕女无不艳羡。然而平淡的工作不能满足他的理想，他自幼就受到家庭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早在初中毕业时，“终生志愿”一栏就写下了“强中国，改造社会”的理想。虽在异国锦衣玉食，却挂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时刻盼望着为国施展才华，建功立业。1907年，他毅然舍弃马来亚的舒适环境和令人羡慕的收入，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受聘到天津担任我国最早的西医学院—北洋军医学堂会办(相当于副校长)。
扑灭东北鼠疫备尝艰辛
鼠疫是一种危害极大、传染性极强的烈性传染病，居各传染病之首，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流行。1910年和1920年东北爆发了我国最大的两次鼠疫。伍连德临危受命，在他的有力领导下成功扑灭，并开创了我国尤其是东三省的鼠疫防治和研究工作，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也由此开始。
1910年，西伯利亚爆发鼠疫，不久传到哈尔滨，并迅速蔓延，危及整个东北，短短几个月就夺走了六万多人的生命。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为之震惊。清末国势衰弱不堪，当局束手无策，一时拿不出防治办法。沙俄和日本借口保护本国侨民，妄图独揽中国的防疫权，扬言中国无人可领导防疫。
外务部官员、伍连德好友施肇基，深知他长期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流行病学、细菌学、微生物学等方面颇多造诣，又兼通英、法、德语，对于防疫和协调外国侨民事务，是极为合适的人选。在这内外交困之际，就极力推荐了伍连德。清廷立即电邀伍连德进京，委以全权总医官的重任。1910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对于伍连德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他带着助手和药品器具，顶风冒雪来到哈尔滨，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防疫事业。
圣诞节一早，他到疫区查访，听取当地医生的汇报。由于交通不便，民智不开，卫生状况极差，加上医疗设备简陋，防疫人员严重不足，使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最高一天达到185人。无钱买棺材的居民，把尸体抛到马路上，依赖政府埋葬。
伍连德立即带着检验器具前往，为了尽快查出病因，他提出解剖疫尸。但尸检在东北从没有过，一切只能悄悄进行，尸体缝好后仍放人棺木埋葬。这是我国第一例以防疫为目的的病理解剖，民国后第一次制定人体解剖法令，允许医学院领取无人认领的尸体做解剖教学用，也是源自这次经验。凭着广博的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他断定这是肺鼠疫，由人群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其危险性更大、更剧烈。
防治鼠疫最重要的一步，是要确定哪种野生动物是传播源。当年，从理论、实践和学术上锁定“旱獭”(俗称“土拨鼠”)，把它缉拿归案的就是伍连德先生。在动物试验中，他发现旱獭携带鼠疫，马上意识到它就是鼠疫的储存宿主。为了得到证实，他带队跑遍了满洲里和西伯利亚的许多乡村，终于在克洛尼找到了一只死旱獭，从脾脏切片中查出病变。他认为旱獭因呼吸而传染，四五天内会死去，但它会传染其它兽类或人，经过一段潜伏期后发病。这一科学有据的结论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最重大的贡献。伍连德还指出，这次流行与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的旱獭皮，并且剥其皮、食其肉有密切关系。因为有利可图，狩猎旱獭的猎人人数大大增加，尤其“新猎手”增多，他们缺乏辨别有病旱獭的经验，往往在狩猎中因接触染疫动物而使自己患病，在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的地窖旅店中造成鼠疫传播。
面对肺鼠疫的高传染性，伍连德毫不畏惧，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他医学专家的渊博知识告诉大家不要惊慌，鼠疫并不可怕，是可以消灭的。
这时春节将至，人们纷纷逃离疫区回南方过年，疫情迅速延伸到京津、山东、汉口等铁路沿线。伍连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切断疫区对外交通，提出停驶奉榆火车，在山海关车站设检查所，进出东北的船只都要查验，凡是从西伯利亚来的邮件，必须在山海关熏蒸消毒后，才准南行。
他独辟蹊径，首创了许多防治措施。提醒人们个人预防以戴口罩为主，最好再戴副眼镜。为了隔离病人，划分疫区和非疫区，病人衣物及时焚毁，并逐户检疫，对受疫房屋采用石碳酸消毒，对物品用硫磺熏烟和煮沸消毒。
他指挥各防疫所对人口进行调查，可疑者立即送往疑似病院观察处理，确诊为疫病者即送人隔离所。从长春紧急调拨千名步兵严格管制交通，召募600名警察参加防疫。4个区分区隔离、查验，每区都配有医药大员、学生、卫生侍役、马车若干。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2％，降低了死亡率，病人的治疗时间也明显缩短了。
然而由于死亡人数多，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地集体火葬。但这与传统的崇祖尊尸习俗不合。于是他奏请皇上特颁谕旨，3天后批准文书到。如同举行什么典礼，文武大员都被请来出席。防疫局发出传单，号召全城燃放爆竹，驱邪接运，为死者送行。一时间烈焰腾空，硝烟弥漫，一天就将疫源扫荡殆尽，伍连德跟大家说爆炸焰硝无异于全城空气作一次消毒。终于，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在肆虐了3个月后被扑灭了。
在上个世纪初的那些年月，能够运用中西医学识，毫不畏惧、身先士卒为众生解除疫难，并摸索和探讨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法，这在当时既难能可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主持万国鼠疫大会
这次鼠疫的防治，成为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起点，现代公共卫生预防观念和措施也由此开始。这次鼠疫的严重程度类似于著名的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大流行，为了进行研究总结，1911年4月，中国政府在奉天发起召开国际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会，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也是我国首次举办国际卫生防疫会议。
这时的伍连德已臻人生的颠峰，他因开创性的贡献已名扬海内外，被视为英雄人物，世界公认他为“鼠疫斗士”防疫学权威。他的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腺鼠疫》一书被国联列为专著。
年仅32岁的他是我国首席代表并担任会议主席，美、法、德、英、俄等1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按当时国际会议惯例，一般只用英、法、德三种语言，这次为尊重我国，增用中文。大会总结了这次防治瘟疫的经验，交流各国研究成果。伍连德祥细介绍了扑灭鼠疫的艰苦历程，人们对他的精彩发言抱以阵阵热烈的掌声和赞扬声：“奇迹!防疫史上的奇迹!”他也因此获得多项荣誉：被任命为陆军少校，接受蓝翎徽衔赐进士出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授予他博士学位(这是日本第一次破例授予一个外国人)，俄、法政府给予嘉奖。
为了加强防疫工作，伍连德建议在北京设立京师防疫总局，在哈尔滨建立东三省防疫事务处，在山海关、营口设检疫事务所。1912年，我国最早的卫生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处成立，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他游说当局，奔走各方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招揽中外防疫人才。他曾把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国俘虏、流落到哈尔滨的奥地利籍医生伯力士聘来当他的实验室助手，此人在30年后成为世界著名鼠疫专家，并撰有巨著《鼠疫》一书。
辛亥革命后，伍连德虽调入北京任总统府侍从医官，但仍关心东三省的防疫工作，在他的建议下，齐齐哈尔、滨江、满洲里、拉哈苏苏、牛庄、黑河建立了6所鼠疫隔离医院和实验室，平时应诊，疫时防治，以为万全之策。
伍连德领导进行了大量先进的病理学和细菌学研究，确定了旱獭主要的活动区域。在此基础上，东三省实行了禁止猎运旱獭的政策，并向群众宣传科学知识，分发白话本“猎运旱獭指南”，在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地设立獭皮消毒所。在1920年10月爆发的第二次东北鼠疫大流行中，伍连德带领防疫队深入疫区和病家调查疫情，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并且在他的建议下事先设立了一些防疫机构和医院，疫情没有发展得像1910年那么严重，控制得快速而有效。
作为我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鼠疫专家，当时他的研究已超过国外，其观点在今天仍具有较大影响，他写的大量论著沿用至今。
为消灭各地疫病而奋斗
由于战争频繁，卫生条件差，疫病时有发生。作为防疫战线的领军人物，伍连德多次领导疫病的扑灭工作，屡建功勋。他曾领导扑灭了3次大规模的霍乱流行。
1919年，霍乱在哈尔滨流行，死亡人数达四千多。伍连德领导的隔离医院收治了2000名霍乱病人，用高浓度盐水静脉注射后，效果良好，控制了疫情。
1926年，霍乱席卷远东各国，5月中旬在上海发现首例病人。这年仅上海市一个区登记的病人就达2万例。而东三省的发病数则较少。伍连德分析，这与东北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有关。他所领导的鼠疫防治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积极投入到霍乱防治工作中去，对降低霍乱发
病率和死亡率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霍乱再度大流行，疫势迅猛，波及32个省、312个县市，全国病例达10万人，死亡四千多人，上海尤为严重。卫生部在伍连德领导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内设立中央霍乱防治局，他领导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如建立霍乱预防注射系统，开展预防注射工作；建立隔离医院或隔离病室，收治病人；对上海吴凇及其它地区的小船加强卫生监督；进行带菌者及污水污染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查。
海港卫生检疫是防止传染病由国境传人传出的重要手段。我国自1873年建立国境卫生检疫以来，检疫主权一直操纵在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手里，各港口各自为政，检疫医官也由外国人担任。为了民族尊严，以伍连德为首的有识之士多次向当局力陈海关检疫的危害性，呼吁收回海港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他多次演讲著文奔走各方。1930年，国民政府终于决定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统管全国海港卫生检疫，结束了我国海港检疫由海关兼办，业务混乱的局面。伍连德任首任处长，打破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检疫机构由外国人担任领导的可悲局面，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他亲自制订了我国第一部统一的卫生检疫法规《海港检疫章程》，提出管理处要使用世界最先进的防疫方法，并派优秀人员出国深造。最先收回的是全国最大的检疫所——上海检疫所，伍连德自任所长，接着逐渐收回了各港口检疫权。他深入各主要港口接收、视察检疫工作，培训检疫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充实医疗设备和交通工具。管理处从成立到抗战前的7年中，在各口岸建立的服务站、检疫医院和实验室有20处，病床2000多张，形成了全国网络。当传染病流行时，各地海港检疫病院都积极参与隔离收治病人，特别是当地没有传染病院时，检疫病院的作用更大。
为医学事业鞠躬尽瘁
伍连德和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他的贡献充满了开创性。他除担任首任东北防治鼠疫全权总医官和东三省防疫事务处处长、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中国防痨协会”创建人外，还倡议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首任校长；建议加强食品卫生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他是一个杰出的医学家，为我国的医学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际著名医学研究泰斗”的称号当之无愧。
他在医院设计和建设上有过历史性贡献，先后主持参加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北京中央医院、东北陆军总医院等十多所医院和教学科研机构的筹建工作。在创建北京中央医院(人民医院前身)时，财政部长周学熙先是想在香山建一所结核病疗养院。在征求当时任总统特医的伍连德的意见时，他认为“北京乃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注，求一美备之医院亦不可得”，认为北京应建一所国人自办的大型综合医院。他的意见被采纳并负责筹建，在资金筹措、地址选择、图纸设计、工程安排方面他都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心血。1918年，一座四层楼的北京中央医院在阜成门大街帝王庙附近拔地而起，成为北京当时最大、最现代化的中央医院，伍连德首任院长。它比建于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院早了3年，打破了外国医院在京垄断的局面。北京中央医院现属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虽几经翻修，但外观旧貌依然可见。
为了推广和交流学术成果，早在1908年，伍连德就登报征询意见，提出成立一个中国医生自己的学术团体。当时外国医生在中国有“博医会”，但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为争取医学学术自主，伍连德四处奔走，联络著名医学家颜福庆、俞凤宾等，1915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他任第一、二届会长。该会受到各地医生的拥护。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医学史》”
除了早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伍连德还获得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如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和苏联微生物学会外籍会员等。 当时正值西医介入，祖国医学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两军对垒，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他摒除偏见，对中西医进行了深刻地研究，在梳理了各家之说后，主张中西医兼容，互补短长。他买了大量中医典籍，认真钻研中医理论。他尤其对中华医德推崇备至，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药物之可贵不在于价钱，而在于效率”，“丑妻陋田，无价之宝”等，这些出自《内经》、《千金方》，以及范仲淹等名人名著的话是他经常引用的。
早年留学英、德时，他就对科学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他潜心研究我国悠久的医学史，多次跟自己的学生讲：“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医学史》”。在国外的医史著作中，也有涉及中医的内容，但立足点总是落在西方人的范围内，他认为“往往多所乖误，而未能得其真相”，很是遗憾。尤其在读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的《医学史》时，见全书700页而中医内容不足一页，而且论述肤浅，结论错误，便去信质询。嘉立森竟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写出来向外人宣传呢?这深深刺激了伍连德，外国人如此轻视中国人，何谈中国医学的发展?此书错误观点的以讹传讹，将会使人们对中医产生蔑视之心。他决心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与好友王吉民用英文合撰一本《中国医学史》，打破西方学者的民族偏见，让人们看到中国医学的辉煌时代。
伍、王二人合作是因为彼此间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所受教育相似，意气相投，结下了多年深厚的友谊。王吉民毕业于香港西医大学堂，是我国著名医史学家。二人虽是西医师，但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该书历时16年，于1932年在上海出版。它填补了中国学者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医学史的空白，客观介绍了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推动了我国医学史研究的发展。作为一个开创性著作，它在国际医史界影响很大，至今仍被国外列为医史参考书。难怪梁启超赞誉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中国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惟伍连德一人而已”。
发展中国医学，使之在世界医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伍连德一生魂牵梦萦的追求。他在医学领域的研究涉猎面极广，这可从他的许多文章中看出。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他历年用中英文发表在报刊上的论文和文章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容涵盖了鼠疫、霍乱、其它传染病、海港检疫、公共卫生、个人卫生、营养学、禁烟、医学教育、医学史、医德、医疗机构、医学团体、外科、杂文等许多方面。其巨著《鼠疫概论》、《霍乱概论》和《中国医学史》更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今天人们还经常引用。创刊已八十多年、名冠全球的我国权威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是第一份由我国自办、中英文并列的杂志。伍连德是创办人并担任首任总编辑，他精心谋划，编纂校订，倾注了全部心血。
伍连德性格刚直不阿，言谈直率，很少虚言客套，没有丝毫名家架子。他终生无党无派，与朋友相处，待之以诚，豁达大度，凡金钱财物，皆视为身外，从不分你我。对青年学子，无不视为家人。对登门求教者，都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热情至诚。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如沐春风，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诫青年人，学习时一定要打好基础，坚持独立思考，不能崇洋媚外，要有爱国心，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学术上他主张自己亲手劳动，反对和鄙视巧夺他人成果攫取名利的作风，尤其鄙视凭借师长或领导地位，役使学生或下属，从而获取名利的的行为。在国际交往中，不管哪个国家，无论是显贵还是平民，只要对方有友好、平等的心态，他总是乐于交往，以礼相待。但对趾高气扬、蔑视华人的“老外”，一向慈眉善目的他往往拂袖而去，不予理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保持民族气节，坚决不任伪职。他因不与日本合作而在哈尔滨被扣，拘于沈阳，后得英国领事保释才解脱。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在怡保挂牌行医。日寇侵占马来亚，当局多次劝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他热衷于改良公共卫生，为贫苦工人、农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奔走呼号。虽远居海外，仍眷恋着祖国。他关注战争局势的发展，为新中国的成立欢欣鼓舞，主动提出把他在北京的楼房捐赠给中华医学会。
他有极好的英国文学功底，晚年用英文撰写了回忆录《鼠疫战士——一位中国现代医生的自传》。凡是读过的人都说这不仅是他一生从事医学事业的经验总结，更是一部文笔流畅、趣味横生的传记文学巨著。他写道：“我曾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新中国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我深信中国以它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勤劳的人民，富有智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以及它传统的民主精神，一定能够跨人现代国家的行列。”
1960年1月21日，一代名医、81岁高龄的伍连德博士在马来亚槟榔屿溘然长逝。我们不应忘记这位对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做过杰出贡献的先驱者。如今，哈尔滨建立了伍连德博士纪念馆，哈尔滨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伍连德博士纪念室，黑龙江将他工作过的旧址列为文物保护建筑，北京人民医院建立了伍连德讲堂，上海医科大学塑有伍连德铜像。我谨以此文权代一瓣心香，缅怀这位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有相当影响的人物、我国卫生防疫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医学家。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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