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将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与形式介绍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19世纪下半叶，近代报刊逐渐走向成熟。伴随着报刊的近代化进程，这些传教士报刊还经历了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它们又是促使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
关键词：19世纪 传教士中文报刊 传播西学 近代化进程
作者赵晓兰，1960年生，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昭示着外国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发端，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历史。19世纪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既有以中国人为主要对象的中文报刊，也有以外国人为主要对象的外文报刊，但是真正对中国报刊的近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的是中文报刊。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在19世纪乃至整个中国新闻史上，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以传教士中文报刊为对象，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探讨其历史演变，并分析报刊的近代化进程。
一、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士中文报刊
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最初目的是：宣传宗教、传播教义。这一主旨在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即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1807年，伦敦布道会传教十马礼逊来到广州，他是第一个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1813年，伦敦布道会的另一名传教士米怜米广州协助马礼逊。当时，广州是中国惟一的通商口岸，但即便在通商口岸，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仍作出种种限制，尤其是传教、办报限制更严：“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在这种情况下，马礼逊与米怜只得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周边地区，打算找一个靠近中国的地点设立传教基地，他们选择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马六甲在地理上靠近中国，与广州的交通很方便，而且它的周围住有大量华人。马礼逊给伦敦方面的报告中写道：“鉴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翻译印刷等等工作之困难，以及居无定所之事实，因而设中国差会本部于附近之基督教国家的领土内，以作将米中国开放之后加倍努力之准备，实系必要，而最适当之地点，无过于马六甲。”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进行传教的同时，于1815年8月出版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于在马六甲创办中文报刊，马礼逊解释道：“中国由于严禁令及对外国人难以理喻的嫉妒心还关闭着，不允许耶稣的仆人用活生生的声音一面解说福音，一面遍游该国，……书籍是广泛被理解的东西。书籍到处流通。只要有合适的中介人和恰当的注意，书籍就能够注入中国的体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在马礼逊主持下，由米怜主编并由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参与的中国近代第一个中文报刊。该刊尽管创建于中国境外，却是我国近代化报刊的肇始。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因此，它以绝大部分篇幅宣传基督教。它刊登了大量传播教义的文章，如《神理》、《圣经之大意》、《耶稣主义之大要》、《万人有罪论》、《神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论》；有时也采用对话的形式解说基督教理，如《张远两友相论》；还刊登批判异教的文章，如《论不可拜假神》、《真神与菩萨不同》等。除宣传宗教外，还有伦理道德说教、浅显的科学知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介绍，以及寓言、比喻和诗。米怜认为，要引起读者兴趣，光有枯燥的说教是不够的：“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可见，该刊登载的宗教以外的文章，只是米怜所说的“彩色云”，其目的是使刊物不要过于枯燥而非重点所在。真正称得上新闻的文章只有一篇，是1815年9月的《月食》，这是中文近代报刊的第一条新闻。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印于马六甲，但作为中文报刊，其目的无非是办给中国人看的，它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南洋的华侨以及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为了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它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阐释和宣传基督教，在每期的封面上都刻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话，其用意，米怜自己作了解释：“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在写作上则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手法，如广泛采用章回体以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些套语。它采用免费赠送的办法，“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逞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还“通过朋友、通讯员、旅行者及船运等”带入中国境内，每逢广东省县试、府试、乡试，与其他宗教书一道分发给应试士子。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报刊，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这就是1833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月刊《东两洋考每月统记传》。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创建_丁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而且在于它偏离了传教士报刊的初衷，偏离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办刊宗旨，以：宣传宗教为主转变为以：宣传两方文明为土，并开始了报刊的近代化进程。
尽管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出版书籍、报刊的禁令仍然有效，但郭实腊却得到清朝地方官员的默许，在广州公开出版了这份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在刊名、版式设计、大量引用儒家语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办刊方针、内容、栏目设置等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以：宣传宗教为主转变为以宣传两方文明为主。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教色彩淡化了很多。尽管宗教仍然是必备内容，但已退居次要地位，这反映了传教协刊方针的重大变化。其原因，郭实腊在一份创刊意见书中说得很清楚：“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丁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地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要促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与其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相抗衡。此刊物将不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问题上以刺耳的语言触怒他们。我们有更高明的办法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者认为更佳之手法是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因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将主要篇幅用于介绍西方的知识与文明：它介绍了土耳其、荷兰、安南(越南)、暹罗(泰国)、麦两(埃及)、印度、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希腊、瑞典等国的历史，连载了麦都思所撰《东西史记和合》一书，让读者明白西方的历史同样悠久，并不逊丁中国；介绍了中国、尔南亚、南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知识，并刊出了《尔南洋并南洋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俄罗斯国通天下全图》、《北痕都斯坦全图》等地图；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发明与发现，例如蒸汽机、火车与轮船；介绍了两方国家的报业情况。其目的是扩大中国人的视野，促使中国人了解“远方之事务”，让他们知道两方有不少东西值得他们学习。由此可见，《东西洋考每月
统记传》已经逐步背离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编辑方针，传播西学超过了对基督教的宣传。
第二，开始了报刊的近代化进程。在业务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没有新闻专栏，统共只登过一条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设有新闻专栏，除少数几期外，每期都刊出一定数量的新闻。新闻米源主要是通过西方船只带来的信件或报纸，也有少量来自中国京报上的材料。它刊登过一篇《新闻纸略论》的文章，介绍西方报纸的产生、发展以及英美法三国新闻纸的情况，其中写道：西方的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博学之文。”言论也有固定栏目，每期首页即为言论专栏，与新闻并重。这一栏目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例如中外贸易、中国人不应称外国人为“蛮夷”等。如《论》一文指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怒骄奢。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两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名一毫也不差。”还辟有贸易栏，及各货现时市价表，详列“省城洋商与各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是最早报道“市价”的中文报刊。另外，从期刊编辑角度看，每期卷首设有目录，并设有固定栏目，有些文章还在稿末加上编者按语，文章强调简短、通俗和可读，内容强调贴近现实生活，题材多样。这些都对后世产生过很人影响，是后来中文报刊经常采用的。“在业务近代化的道路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它已具有近代化报刊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国传教士共创办了五种中文报刊，除上述两种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重人影响的报刊外，另二种是：1823年7月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的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8年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纪德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月刊《天下新闻》；1838年传教士麦都思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月刊《各国消息》。从出版地点看，鸦片战争前的五种中文报刊，集中在南洋与广州，其中南洋3种、广州2种。所有中文报刊的山版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为6年，有的只出1年左右即停刊。
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尽管出版时间短，发行量不大，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近代报刊的基本概念与形式，对中国报刊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人影响，也为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人量办报作好了准备。
二、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数量上看，新创报刊大量涌现，186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达到了32家，1890年又增加到76家，呈成倍增长之势。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853年传教士麦都思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1857年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历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1872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翰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1876年迁上海后更名为《格致汇编》。从出版地点看，鸦片战争前出版地仅限于南洋、广州、澳门，鸦片战争后扩展到了中国沿海很多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直至首都北京，形成规模相当庞大的报刊出版网络，包括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台湾、宁波、烟台、天津、北京、九江、汉口等。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因数量上的猛增以及地域上的扩张而迎来它的全盛时期。笔者以为这一时期的到来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促成。
第一，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关闭已久的中国人门被迫打开。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香港割让给英国为殖民地，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辟为通商口岸。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允许美国人和法国人在通商口岸拥有通商权及其他特权，包括设立教堂。1846年清政府又被迫弛禁天主教，因英美各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基督教新教的限制也不复存在。这样，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突破了清廷的种种限制，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原本以东南亚的马六甲为活动基地的传教士，纷纷转移至香港及五个通商口岸。后来，随着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义进一步突破通商口岸的限制，深入到中国内地。
第二，传教士在不断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到报刊对丁中国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包括：
(1)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口头宣传有很多困难，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有可能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诵，而中国的文字却是统一的，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彼此都能通过文字相互沟通。传教士麦都思说：“在(清朝)帝国全国，文字媒体是相通的。因此，通过文字代替口语对话，是彼此相互交换看法所常州的手段。由丁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士即使是使用与作者截然不同的方言，对同一文字有不同的发音，都能理解同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全国，不仅使用字义相同的文字，就连文章的体裁也是统一的。”米怜说：“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因为，阅读中文的人口要远比其他民族为多。”通过报刊这一传播工具，就能起到口头宣传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2)传教士发现中国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很早以米，中国人最人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传教士韦廉臣说：士人大阶层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要影响中国，就必须从这些人入手，用书报来指导他们，这样“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因为，中国人民的思想往往受士大夫们的支配，以至“有地位有学问的人怎么说、怎么信，一般人民往往跟着怎么说、怎么信。”所以，必须“先影响这群人的思想，然后通过他们，去影响四万万的中国人民。”而要影响十大夫阶层，则“再没有比文字有效的工具了。”“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
因而，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的人发展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传教士报刊在迎来全盛时期的同时，在办刊过程中，继续调整办刊宗旨与办刊方针。随着对中国人与中国政治了解的加深，它们完全偏离了19世纪初期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初衷，不再以宣传宗教而完全以传播两方文明为主旨，有些报刊甚至摒弃一切宗教内容。同时，加速了报刊的近代化进程并最终完成了这一进程。
第一，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报刊，已完全背离宣传宗教的最初目的，转而传播两方
文化与西方文明，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政治制度、总统选举、议会设置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工商业的情况等等。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虽由传教士主持，但宗教色彩很淡，“刊载远方(西洋)和近处(中国)也就是‘遐迩’的好事或要事，是《遐迩贯珍》出版的宗旨和目的。”它的内容相当丰富，有新闻、言论、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商业、教育、天文、历法、医学、宗教，也有市场行情和船期消息。新闻、评论、政治、时事占很大篇幅，宗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有泰西近事、金陵近事、粤省近事等中外新闻，有《地球形势人率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等西方文化知识，有进口货单、出口茶价单、银票单、水脚单等商务信息，宣传宗教的内容少之又少。其他报刊如《中外新闻七日录》、《中外新报》、《益闻录》等，内容与《六合丛谈》相去不远，很少涉及宗教，几乎完全以新闻评论、各国近事、商业信息为内容。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国教会新报》向《万国公报》的演变。《中国教会新报》于1868年创刊于上海，主编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刊时是一份力给中国教徒看的以宣传宗教、传递教会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读者有限，最初两期仅售出一百多份。后来为了争取读者，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更名后的《万国公报》，内容包括时事、中外新闻、杂事、科学知识、教事，后来又增加了社说、评议、政治、中外时事、译介西方政治伦理学说、各国新闻、电报辑要，同时刊登光绪渝旨、奏折。它还人量发表：宣传变法、鼓动改革的文章，中国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也取名为《万国公报》，足见对维新派影响之大。由专言宗教改为宗教仅起点缀作用的主要传播西学知识并大量刊登时事政治的综合性刊物，折射出了整个19世纪传教士报刊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所走过的道路。
第二，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报刊，除了宣传西方文明的优越，最明显的特点是新闻比重增加，同时还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有关广告栏及经济栏等近代化报刊的概念，完成了报刊的近代化进程。这一避程集中地体现于《遐迩贯珍》业务上的重大改革。以前的中文报刊，一般每期登数条新闻，内容多为译自外报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内新闻数量非常有限。《遐迩贳珍》的编者麦都思非常重视新闻，他在该刊的序言中指出：“中国除邸抄载上渝奏折仅得朝廷举动人略外，向无日报之类”，惟泰两各国日报，“其内备载各种信息、商船之出入、要人之往来并各项著作篇章。设如此方，遇有要务所关，或奇信始现，顷刻而四方皆悉其详，前此一二人所仅知者，今乃为众人所瞩目焉”。该刊每期都设有“近日杂报”的新闻栏，其篇幅至少占全刊的二分之一。新闻栏的内容，既有国际新闻，也有香港以及广东、上海、宁波、厦门、福州这几个通商口岸的新闻，甚至还扩及全国很多城、县。内容包括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市政建设、时人行踪等许多方面。特别是对太平天国新闻的报道较为详尽、全面，是当时惟一报道太平天国的中文报刊。它还刊登新闻图片，是第一家登载新闻图片的中文报刊。除新闻外，《遐迩贯珍》设“布告编”，即广告栏，是第一家刊登广告的中文报刊。“‘布告编’即广‘告栏的出现，更缘征着该刊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摆脱宗教月刊的传统，导入以广告收入开展近代化报刊经营的概念之征兆。”《遐迩贳珍》又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使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报刊，此后，中文报刊雕板印刷的历史基本结束，进一步推进了中文报刊的近代化。
总之，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把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模式介绍到了中国，也把办报的经验带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也是促使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刊是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累计有20种左右。这些报刊，筹不多全部以近代化的外报为蓝本，“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所以它一开始就能以比较完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外国人所办中文报刊，从书本式发展为近代报型，差不多经历了40多年；由内容单调栏目不多的报纸，发展成为由新闻、言论、文艺(副刊的先卢)和广告共同组成的较为稳定的近代化报纸，更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而所有这些，中国人的报纸在刚一诞生时就全部实现了。”
(责任编辑 辛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