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上世纪初叶，那场标志着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依然禁不住地血脉贲张，惊叹，感奋，仰慕，敬畏。当然，也有些许的遗憾夹杂在其间。在时光流逝近百年之后，细心触摸残留在纸上的岁月旧痕，我们仍会感到一阵阵灼热的风迎面扑来，温暖贫瘠、苍凉的心田。其中，最让人感怀的，当数真正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一批群体性人物。现代中国的文化先哲，或者说精神先驱者，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涤荡，一点也不留情面。那一种果敢、决绝之态，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稍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个风云际会、俊采星驰的大时代，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胡适、鲁迅，以及钱玄同、刘半农等代表性人物，无一例外均有出国留学的背景，不是赴西洋，就是到东洋。我们今日或许难以想象，东西文化纠缠之深，新旧观念冲撞之剧，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掀起怎样巨大的漩涡。思想裂变之惨烈，精神脱胎之苦痛，犹如传说中天方古国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纵观鲁迅一生，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弃医从文，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902年3月，正是江南好风景，二十二岁的鲁迅怀着唐僧西天取经般的心情，意气风发地从南京出发，转道上海，登上日轮“大贞丸”号，历经十天的海上航行，横渡茫茫东海，途经横滨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有位同学，临别前赋诗三首为他饯行，其中一首写道：“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旧城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世才。”那时候，受西学东渐和戊戌变法影响，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新式学堂中，即便是普通学子，也大多负有报国热肠，胸怀济世之志，着实叫人感慨。
鲁迅作为两江总督派遣的公费留学生，求学之旅开始非常顺当。一到东京，他没费任何周折，如期进入刚成立不久的弘文学院，被编在普通科江南班，开始了在异国的学习生涯。弘文学院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程而设置的预备学校，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筹办。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后，方可报考日本其他专业学校。鲁迅后来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那会儿，国内一大批反清志士受清政府通缉，亡命海外，其中绝大部分漂泊至东邻日本，继续鼓吹革命，与中国留日学生中的一大批热血青年合力共振，引成了一股反清革命浪潮。鲁迅求读弘文学院的次月，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跑到东京，联合了一批志士仁人，打算在东京上野公园发起召开声势浩大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后因清廷驻日公使馆的阻挠，被日本政府禁止。章太炎为集会精心准备了一篇文稿，名曰《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其中说道：“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字字见血，声声带泪，发表后轰动一时。
与此同时，反清排满的革命书报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东京等地涌现，其中影响深远者，当数两年后在东京投海自尽的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以及自诩“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的《革命军》。此三书风靡一时，中国留日学生竞相传阅，成为课余必读之书。说起来，大清王朝也该气数已尽，花费大量真金白银派遣出去的官费留学生，竟培养成反对帝制的生力军。中国各省的留日学生同乡会你行我效，争先恐后地创办机关刊物，推介西方科学知识，宣扬民主革命思想。一时间，《江苏》、《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刊物接连问世。《浙江潮》创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胜有雄魄，发大声于海上……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鲁迅在异国感应到这种热烈的民主革命气氛，心有所动。他年少时遭遇家庭变故，目睹周氏大家族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遍尝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对黑暗沉闷的现实社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在热烈的革命氛围的围裹下，他经常跑出校门，到清国留学生会馆听激进的革命者讲演，或跑去书店，订阅宣扬民主革命的书刊。在东京街头的书肆里，他惊奇地发现了众多在国内被列为禁书的书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上赫然记载清军入关之初残酷屠杀汉人的野蛮行径，使他感到触目惊心，极为愤慨。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鲁迅并不感到孤寂。在东京弘文学院，他遇到不少绍兴及浙江同学，并与其中编在浙江班的绍兴老乡许寿裳一见如故。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两人很快成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好朋友，建立起深厚友谊，后来发展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他经常跑去找许寿裳聊天，无话不谈，谈学习，谈理想，谈人生，而谈论最多的是中国国民性的话题。据许寿裳后来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回忆，那时候，两人经常聚在一起，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探讨持续不断，虽然一时半会找不到正确答案，但探索精神的种子深埋心田。那会儿，老成持重的许寿裳已先行一步，果断地剪掉了头顶上那条象征种族压迫的长辫子，成为众多留学生钦慕的人物。这也是鲁迅对他心生好感、乐意与之交往的动因之一。
东京的上野公园名闻遐迩，每当三四月樱花盛开时节，整个公园仿佛笼罩着一层绯红色的云霞，妩媚绚烂至极，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某日，鲁迅一时兴起，也跑去凑热闹。徜徉在烂漫樱花林中，他突然发现大煞风景的一幕。公园里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每人头上都盘着一条长长的辫子，与美轮美奂的景致引成强烈反差。依照日本校方规定，留学生须严格遵守本国国体，外出必须穿统一的学生制服，戴学生帽。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得已，只好将长辫子盘到头顶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他感到十分别扭，暗自讥讽它为“富士山”。可是，自己头上不也顶着一座“富士山”么？回到学校，他没怎么多想，提起剪刀，非常利索地剪去了长辫，成为他所在的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他摩挲头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有一种洗净耻辱的感觉。他快步跑到许寿裳那里，想让好朋友也惊喜一下。许寿裳见他突然间换了一副崭新模样，异常激动，鼓励道：“啊，果真是壁垒一新！”受到好朋友的鼓励，他更为兴奋。为给自己的行为作证，也为留下一个难忘的记忆，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断发照”，又即兴写下一首七言绝句《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将这首抒发情感的小诗题在照片背面，赠给许寿裳留作纪念。三十年之后，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一文中说：“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这首后来被广泛引用的七言绝句，无疑是鲁迅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在民主革命浪潮激荡下发出的时代心音。当然，后来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在这首小诗中，鲁迅可能同时隐晦地表述了对自己与朱安那场不幸婚姻在最初阶段的失望与痛苦。
当时，地处江南沿海的浙江，赴日留学人数位居国内各省前列。说来也巧，不多不少，刚好一百零八位，可谓个个是条好汉。鲁迅与一百零八位同学组成浙江同乡会，参加了鼓吹民主革命的“浙学会”（光复会之前身），还与许寿裳、陶成章、经亨颐等二十余位绍兴籍留日学生召开同乡座谈会，联名写信给故乡民众，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民主思想。在“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写成的《绍兴同乡公函》中，绍兴籍留日学生直言相告：“我中国空疏陈迂之教育，必不能敌各国之教育；我中国腐败朽蠹之政治，必不能敌各国之政治；我中国空窳拙劣之工艺，必不能敌各国之工艺”，继而指出：“欲与各国争，必先师而后争之。欲与各国敌，必先学之而后能敌之。”
在弘文学院期间，鲁迅很快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日文，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外语成为他打开通往世界之窗的钥匙。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通过日译本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好友许寿裳接手主编《浙江潮》月刊后，他跃跃欲试，根据日译本转译了法国作家雨果的随笔《哀尘》，还根据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编译了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一并刊登在杂志上。《斯巴达之魂》讲叙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大肆入侵希腊，斯巴达王留尼达士应希腊其他城邦的请求，亲率三百勇士，扼险拒守，御敌数万，最后全部壮烈战死的故事。鲁迅编译这篇小说，体现了那时热血男儿极为推崇的爱国尚武倾向。此后，他又陆续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根据日译本翻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旅行》、介绍法国居里夫人新发现元素镭的科学文章《说镭》以学术论文《中国地质略论》等。他后来在《集外集·序言》中回忆说：“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1904年春天，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在挑选专业的时候，他没像多数同学那样选择政法、教育等，也没选择与当年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所学专业多少有些关联的冶金，而是别出心裁，选择了医学。此举让同学颇为意外，感到有点儿难理解。这年夏天，他与许寿裳等友人依依惜别，独自一人离开东京，前往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僻静的小城镇——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成了该校唯一的一名外国留学生。此前仙台医专从未接收过外国留学生，为此当地新闻媒体还专门报道了鲁迅入学的消息。
鲁迅学医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是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面对众多专业，他不由想起三十几岁就病逝的父亲，想起家乡的庸医，也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从日本历史书教科书上得知，日本之所以变得强盛，盖因有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前夜，日本一部分专家学者，大量输入西方医学，并且从医学入手，宣传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社会革新，对明治维新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他深信，通过西医的推广、普及，可以促进国内同胞对社会改革的信念，此外学医还有诸多好处：平时可以悬壶济世，医治像父亲那样被庸医耽误的病人，战时又可以去当军医，救死扶伤，为国效力。应该说，他是怀着一腔热情和宏大志向前往仙台的。
仙台医专有位解剖学的副教授，名叫藤野严九郎，瘦高个子，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看上去衣着打扮不甚讲究，讲起课来却非常认真。他早年学过汉文，心仪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记忆里，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代名人俊杰辈出。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少年时期，跟一位福井藩校出身、姓野板的老师学过汉文，因此，总觉得应当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要重视那个国家的人。”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他格外关注来自中国的鲁迅，希望以一己之力给这位中国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当时，学校没有专用的医学教材，全凭学生在课堂上做笔记。他担心鲁迅不能完全听懂自己所讲的解剖学课程，某日，主动找到鲁迅，关切地询问：“我上课的讲义，你能够抄下来么？”
“可以抄一点。”鲁迅回答。
“你拿来我看看。”
几天后，鲁迅拿到藤野先生交还的课堂笔记时，大吃一惊，深受感动之余，隐约地产生了某种不安。原来，藤野先生将课堂笔记从头到尾都用红笔添加修改一过，不但增加了不少错记、漏记的内容，而且连一些语法上的小错误也不放过，用红笔细细地画出、订正。藤野先生这种异乎寻常的关怀，使来自异国他乡的鲁迅倍感亲切与温暖。正由于藤野先生的关爱，鲁迅很快融入到仙台医专这个大家庭里。从此，藤野先生每个星期都抽出时间来替鲁迅批改笔记，单独辅导。对此，鲁迅感铭不已。
第一学年结束了，鲁迅的考试成绩差强人意，在同年级近一百五十名同学中，考了第六十八名，处于中游水平。一些考了不及格的日本同学不服气，认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理所当然属低能儿，这支那人成绩在六十分之上，想必有作弊之嫌。他们纠集起来，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以检查宿舍为由将鲁迅骗离寝室，进去后擅自翻看鲁迅的课堂笔记，想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迹象。他们心犹不甘，又在校园放出空气，说考试之前藤野先生在鲁迅的课堂笔记上做了一些记号，事先将考题泄露给鲁迅。一名学生会干事还郑重其事地跑到藤野先生那里去求证，遭到藤野先生的断然否认。鲁迅平时与日本同学相处融洽，关系很不错，在生活起居方面得到他们许多帮助。日本同学彬彬有礼的举止，精诚团结的精神，以及严谨求实的学风，给他留下很好印象。没想到，仅仅因为期末考试成绩在某些日本同学之上，就遭致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他实在想不通。日本同学捕风捉影的行径、无中生有的言论，给他带来很大的刺激，一连好几夜都睡不着觉。
没过多久，一场更为强烈的刺激，如暴风骤雨不期而至。二年级的时候，新增添了不少课程，其中有一门叫细菌学，专业性很强，除了在普通教室授课外，教师还常带学生到专门的放映室，观看细菌幻灯片。这种电教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不仅因为教学方式独特新颖，而且还因有机会观看一些时事幻灯片，给枯燥、刻板的课堂学习增添一些乐趣。有一次，放完细菌幻灯片后，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老师像往常一样，动手放映时事幻灯片。这回放映的内容是日俄战争，这是一场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支配权，于1904年10月间爆发的非正义战争。幻灯片在一张张有节奏地转换，一幕幕战争惨烈的景像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双方短兵相接的肉刃战场面让人惨不忍睹。突然，鲁迅在银幕上看到了众多熟悉的身影，那是久违的同胞。原来，幻灯片上显示的是一位体格强壮的中国人被日军指认为俄国侦探而五花大绑，将要砍头示众的场面；行刑现场还有许多中国人围在一起看热闹；面对同胞被虐杀，他们个个神情漠然，一副麻木不仁的模样。万岁！万岁！日本学生站起来狂热地叫喊，刺耳的尖叫在教室里一遍遍回响，像一把把利刃，深深扎进他的心窝。
“幻灯片事件”使鲁迅受到强烈刺激。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一天又一天激烈而艰难的思考，某日，他犹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过来，意识到当初学医的选择，看来并非那么重要，现在的关键，不是医治同胞生理上的疾病，而是要设法救治同胞的精神；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为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壮，假如没有灵魂，只能成为像幻灯片上示众的对象和麻木的看客。一个很久以来蛰伏在心底的信念破茧而出，他再次做出了一个超越常规的抉择，决定弃医从文，欲以文艺来唤醒、改造国民的精神。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迈出了人生道路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仙台医专与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往来函件上，清楚地记载着一名叫周树人的清国留学生退学的全过程。对鲁迅而言，从仙台医专中途退学，无疑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转身，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睿智、颇具前瞻性的抉择。一名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医学解剖刀，义无反顾地操起了精神解剖刀，准备全身心地致力于文学启蒙，欲从精神层面唤醒尚处于混沌愚弱之中的同胞，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智慧。
鲁迅觉得自己的决定有负藤野先生的期望，没好意思将退学的真实意图告诉藤野先生，他编了一个借口，说自己改学生物学，之前先生所教的学问，仍有用武之地。藤野先生见他去意坚决，既惋惜，又无奈，在鲁迅离开仙台前几日，特意将鲁迅叫到自己家里，送给他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面题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鲁迅珍藏了这张照片，同时也珍藏了这份珍贵的记忆。他将照片装在小木框里，一直带在身边。二十多年后，他满怀深情地写下《藤野先生》一文，将无尽的思念倾注笔端：“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1906年春天，鲁迅再一次出现在东京熙攘的街头。两年前他选择学医，朋友们感到不可思议，两年后他又弃医从文，朋友们更是感到匪夷所思。有朋友诧异地问：“你不是对医学很有兴趣，为何要半途而废呢？”他回答说：“我决定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不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一些学理工的同学颇有点不以为然，认为文学没啥用处，搞这玩意儿将来只有饿死。只有许寿裳等绝少数朋友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并在实际行动中给予支持。
鲁迅见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自己，也没再说什么。他没去报考其他的专门学校，将学籍放到东京德语协会名下的一所德语学校，仅仅挂了个名，平日不在那里上课当学生。他廉价租了一间房子，搬进去后，准备一心一意地从事文艺活动。恰巧这时候，他接二连三地收到家里来信，说母亲病重，思子心切，希望他能回去一趟。他对此颇有些犹豫，因为此前母亲多次来信均称身体无恙，切莫惦念，并且嘘寒问暖，希望他保重注意身体；同时，母亲还多次在信中隐约提及他的终身大事。早在出国留学前，母亲根据家乡风俗，自作主张地替他订下一门亲事。女方为同城丁家弄人，比他大三岁，姓朱名安。当时，他虽有些不情愿，但非常能体谅母亲的一番良苦用心，以为这或许能给孤苦多年的母亲带来些许慰藉，因此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俗，默默应允了下来。依照家乡旧俗，男女双方完婚之前无须见面。不过，当他打听到朱安姑娘裹着一双小脚，大字不识一个，心底一下子凉了不少。但既已按照旧俗中的繁文缛节走完了订婚程序，似再无挽回余地。他只好勉强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放足，二要识字。没想到，女方的回应令他大失所望。朱安姑娘让人回话过来说，年纪不小了，再放足恐怕不管用了，一个女儿家，识字好像也没啥用处。
当鲁迅以为身处异国他乡，母亲鞭长莫及，男大当婚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念想之际，严酷的现实在向他招手了。回到绍兴，他终于证实了先前的隐隐担忧。母亲非但没病，而且看上去精神矍铄，忙里忙外张罗个不停，喜滋滋地筹备即将举办的婚礼。他明白，新郎当然不会是别人。令他哭笑不得的是，母亲急于将他骗回成婚，源于一则谣传。原来，家里人听到一则传闻，说在日本东京街头，看到他与日本女人带着孩子在散步。母亲一下子慌了神，不知如何才好，女方家也被谣言折腾得心神不宁。两家商议之后，只好出此下策，以母亲病重为由将他骗回来成亲，将生米煮成熟饭。
新娘的大红花轿在周家新台门一落地，鲁迅第一眼看到的是从花轿里伸出的一双小脚。为了取悦新郎，新娘故意穿上一双大绣花鞋，鞋头塞满棉花用作填充，想不到慌乱之中左脚鞋子脱落，小脚原形毕露。面对此情此景，他心底一下子冰凉冰凉，甚至有一种绝望之感。朱安姑娘身材矮小，面色蜡黄，看上去好像发育不全，有种恹恹病态，又裹着一双小脚，大字不识一个。以他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新娘显然与理想中的生活伴侣相去甚远。更为关键的是，双方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没有共同的生活语言，没有共同的爱好追求，如命中注定似的，这只能是一场不会有任何幸福降临的婚姻。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竟没有流露出一丁点抗争之意，甚至没有吐露半句不满的言语，依照家乡习俗，将婚礼善始善终进行到底。
没有抱怨，没有喜悦，他神情木然，对母亲言听计从，在花样繁多的婚礼过程中，就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这其实非常可怕，哀莫大于心死。他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母亲或许有所察觉，因为她没有看到小两口新婚燕尔应有的恩爱举措。果不出所料，婚后第四天，他即以学业不能耽搁为由，带着刚获得公费留学资格的二弟周作人，离开新娘，辞别母亲，再一次以一种逃离的姿态告别了故乡。
回到日本东京，面对好友许寿裳等人关切的询问，鲁迅回答十分干脆：“这是母亲娶媳妇，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当问起新娘情况，他又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他没再多说什么，将苦涩婚姻带来的记忆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一头扎进书籍的海洋，大范围浏览外国文学、哲学、史学著作，沉迷于德国哲学家尼采推崇的精神进化学说，尤其倾心于东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以及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俄罗斯文学，全身心地沉浸在先前的理想之国中。
此时的日本东京，汇聚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差不多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大本营。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得到广大中国留日学生的积极响应，反清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06年夏天，因三年前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的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出狱后应孙中山之邀再次东渡来到日本，即刻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狂热崇拜的英雄偶像。章太炎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宣扬三民主义，同时撰写大量政论文章，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与鼓吹立宪、反对暴力的保皇派进行激烈论战。
在鲁迅的记忆里，作为浙江老乡，章太炎先前一直与浙江籍留日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当年他在国内狱中撰写的《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也首先发表于好友许寿裳主编的《浙江潮》。当他听说章太炎在东京“宏奖光复，不废讲学”，在鼓吹革命的同时，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异常兴奋，很希望能在其指导下研习中国文字学。他与另外几位浙江籍留日学生，通过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向章太炎请说，希望能专门另开一班，没想到章太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与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龚未生、还有二弟周作人等人，成为章太炎在东京的入室弟子，每周定期前往《民报》馆章太炎寓所，听其讲授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长达半年的学习期间，鲁迅可以说真正领略了大师级人物的风采。章太炎没一点架子，穿着背心，光着膀子，摇着蒲扇，谈笑风生，往往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其渊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妙趣横生的解读，诲人不倦的风采，都给鲁迅留下鲜明印象。不过，最使他感佩和心动的，还是章太炎貌似疯癫的那一股子革命激情。章太炎竭力主张以精神、道德和宗教来推动民主革命和社会变革，几乎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章太炎为人为文，对鲁迅影响深远。1936年6月章太炎过世，同年10月，鲁迅在逝世前十天，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章太炎如此评价：“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重回东京的那些日子里，鲁迅雄心勃勃，阅读、翻译、写作，一往情深地做起了理想中的文学之梦。很快，他意识到，搞文艺最好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于是，他约了好友许寿裳、二弟周作人等几个人，大家凑在一起商量后，决定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集《新生》命名，表示新生命开始之意。他废寝忘食投入其中，专门印了一批稿纸，选了一批西方文学作品让各人分头翻译，还自己动手设计刊物封面，挑选刊物插图。《新生》第一期封面采用英国十九世纪画家瓦支的油画《希望》，画面上一位诗神蒙着双眼，抱着一把竖琴，孤独地跪在地球上。然而，事情没他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新生》杂志准备就绪，将要印刷出版之际，原先答应出资捐助的人跑到英国留学去了，一去杳无音讯，怎么也联系不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买纸张要钱，印刷也要钱，他和许寿裳、周作人等都是一文不名的穷学生，哪有钱支付印刷出版费用？一个美好愿望，像肥皂泡沫一样在瞬间破灭。多年之后，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新生》在关键时刻夭折流产，他从事文艺运动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新生》出师未捷，给鲁迅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不过，他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在好友许寿裳、二弟周作人等人的鼓励下，依旧以火一般的激情穿行在理想之国。他开始改变策略，在大量阅读外国人文类著作的同时，尝试撰写文章，向外投稿。投稿起初很不顺利，要么被退回，要么如泥牛入海。但他并不气馁，依旧不停地写，一篇篇向外投寄。他正是抱着这种不懈的毅力，开始了创作道路上的第一段路程。功夫不负有心人，1907年至1908年，他在河南籍留日学生同乡会编辑出版的《河南》杂志上，以“令飞”、“迅行”等笔名，接连发表了《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等多篇重要论文。这些文章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他提出的“立人”主张。好友许寿裳与之呼应，在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分两次连载长篇论文《兴国精神之史曜》（未完稿），指出：“社会之动变必应于思想之动变；国民而怀有一大理想焉，其国未有不发一大运动者也”，“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不在法令而在自觉，非然者虽有政府，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系焉。”
在类似集束炸弹式的论文中，鲁迅表述了他迫切希望改变国民性的愿望。他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理论武器，不但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评析中国近代各种思潮，而且独树一帜地提出了走精神解放、个性解放道路的主张。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竭力推崇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派（浪漫派）诗人，以及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诗人密兹凯维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认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热切企盼国人能够像他们那样精神自觉，呼唤中国能出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指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张个性而张精神”，“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他回望历史，放眼现实，深感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在于精神，在于个性，想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体精神的觉醒与张扬。鲁迅的“立人”主张与理想追求，一直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始终。他毕生都在以一种西西弗斯的姿态，峻急地奔驰于人的精神世界，终极目标是希望建设一个真正的“人之国”，以期达到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这是怎样的一种先知先觉，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意识的觉醒。
鲁迅的独到眼光，让人感慨良多，普通人确乎很难一下子进入到这样的精神高地。他的“立人”主张，丝毫不逊色于当时任何一种民主革命思潮，哪怕在百年之后的今日看来，仍然具有精神先锋的质地，闪烁着智慧之光。只是可惜，在当时，他这些极具前瞻性的主张，并没引起广泛注意和较大反响，像引吭高歌于广袤的沙漠之上，没有听到回声，又像站在高山之巅的呼唤，声音随风飘散。1909年，他与二弟周作人满腔热情合作翻译了外国短篇小说选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内收英国、美国、法国、俄国以及东欧作家短篇小说十六篇，在东京自费印行出版。没料到，销路非常糟糕，一、二两册总共卖掉不到五十册，结果只好放弃原先计划中的第三册。所有这些，都显现出文学之旅跋涉的艰难，使他不免有些落寞。而此时，他的日本求学之旅，也已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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