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千多年前，唐代高僧玄奘就在翻译佛经的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即：“秘密故不翻”、“多义故不翻”、“无此故不翻”、“顺古故不翻”和“生善故不翻”，不翻就是指音译。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可译的现象，这时玄奘“五不翻”理论指导下的音译法就是消解不可译性的一个好办法。
【关 键 词】音译 不可译性 “五不翻”理论
一、引言
一般来说，语言之间是可以互译的，因为语际间存在着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但是可译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语言各层次中存在着种种限制，使得语际意义转换不能完全实现。这些限制，就是所谓的可译性限度（刘宓庆，2005）。正是这些可译性限度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某些不可译现象，勉强翻译只会造成词不达意甚至阻碍交流。这时音译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翻译方法，就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消解语言的不可译性。音译法在翻译史上由来已久，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高僧玄奘在经过多年的佛经翻译实践后，就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即：“秘密故不翻”、“含多义故不翻”、“无此故不翻”、“顺古故不翻”和“生善故不翻”，不翻就是指音译（陈福康，200：33-34）。本文通过分析“五不翻”理论的现实意义，旨在揭示音译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五不翻”理论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玄奘，通称“三藏法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为佛经翻译四大译师之一。玄奘提出了著名的佛经翻译理论—“五不翻”，成为佛经翻译中众多佛经译者所奉行的法则。虽然玄奘是为佛经翻译才提出的“五不翻”，但是“五不翻”理论在今天的翻译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在此理论下指导的音译法对于文化间的交流更是起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1.“秘密故不翻”
玄奘认为，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应该不翻，即应当采取音译的形式，如“陀罗尼”。佛教中的“陀罗尼”指咒语，汉译为“秘密语”或“真言”，是佛、菩萨的密语。但是咒语具有神秘的特点，若采用直译的办法，翻译成“真言”或“秘密语”，则会丧失它原本的佛意和神秘感。这里的不翻是指不照字面意义翻译出来，以此获得字面意义之外的效果，而这对于众多的佛教信徒来说，不知其意译的内容，不去思考它的字面含义，在念诵时就会专注于对佛祖的敬畏心理，而不会以世俗的观念揣度文本本身的含义，因此保持了佛语的神秘和庄重（郭虹宇，2009）。
“秘密故不翻”原则在当下我们的翻译中仍具有很多现实意义。为保持源语神秘色彩或异国情调，我们对许多外来词的翻译仍是采取音译原则。在我们处理民族、宗教以及地方语言中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事物和词语时，最好考虑到其特殊的文化渊源、心理作用等因素，适当采用玄奘提出的不翻策略，即用音译来保持其原有的神秘色彩（郭虹宇，2009）。
2.“含多义故不翻”
“多义故不翻”是指当佛经里的一个专门术语具有多种含义的时候，为防止意义缺失，不用意译而直接采取音译的方式，如“薄伽梵”。“薄伽梵”在梵语里有六种意义，而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括这六种意义的词汇，所以为了保证原文不走样，就应该采用音译形式（何子章，2008）。
在今天的翻译实践中，对于一些含义较多的词语，我们也可采用这一原则。例如，《周易》中阳与阴的象征范围甚为广泛，两者可以分别喻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对立的物象，如天地、男女、昼夜、炎凉、上下、胜负、君臣、夫妻等等，乃至现代科学中的阳电阴电、正数负数”（郭虹宇，2009）。如果我们把“阳”与“阴”分别翻译成“male”、“female”或“positive”、“negative”，显然无法涵盖原词中的所有含义，更丧失了这两个词语原本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音译法直接把“阴阳”译为“yin yang”则更为妥当，更给人思考揣摩的余地。
受到“含多义故不翻”原则的启发，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我们也同样可以适当地采用音译法。文化负载词是指语言中承载该语言、该民族特有文化内涵意义的词语。在翻译过程中，这些词语在目的语里面找不到对等语（刘祥清，2010），如果勉强翻译则会造成牵强附会甚至误解。例如，汉语中的“龙”在中国文化中负载着高贵、威严、权力的含义，所以成语“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都含有褒扬的意思，而中华民族也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然而，英语中的“dragon”则负载着邪恶、凶残的意思，西方人常常用“dragon”形容性情凶暴、残忍好斗的人。由于文化的差异，“龙”这个词语在东西方就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2006年，有些学者就建议把汉语中的“龙”翻译成“loong”。虽然此举遭到了近六成网民的反对，认为这是附和外国文化的自卑表现，但是提出对“龙”进行音译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毕竟让外国人把对“龙的传人”的理解等同于西方文化中“dragon”的含义是有损中国人形象的。
3.“无此故不翻”
“无此故不翻”是指源语（source language）所指代的事物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文化中不存在或是找不到对应物，如“阎浮树”。阎浮树只产于印度等地， 在中国并无对应物，因此翻译时只能保留原音（郭虹宇，2009）。
对于许多中国特有的哲学术语，我们也通常采用音译的方法。如汉语中的“道”，形容的是一种抽象的哲学理念，在其他国家难以找到对应物。若把“道”直译成“way”，则会使人把对“道”的理解完全等同于目的语中的道路、方法等，完全改变了其文化内涵。因此，把“道”直译为“Dao”或者 “Tao”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其实，由于受地域、环境、历史、宗教、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各民族在特定的时空下创造并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了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随着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文化的特殊性势必会在词汇上打下烙印。这种带有本民族文化烙印的词在另一种民族文化中往往很难找到对等的词，而“无此故不翻”的原则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恰当方法。当今，在宣传中华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无此故不翻”原则的应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曲名、词牌、中医、药膳、节气、食物、民乐器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刘祥清，2010），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物，就可以采用音译形式，如粽子：zongzi、馒头：mantou、二胡：erhu、琵琶：pipa等。当然，对于一些在中国文化中难以找到对应物的外语词，我们同样也可以运用这一原则，如咖啡：coffee、探戈：tango、柔道：judo等。
4.“顺古故不翻”
这一原则是指对于某些词语约定俗成的翻译方法，应该不做更改，沿袭其原有的音译法。翻译是一项积累性的事业，是在前人和他人长期的翻译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翻译的这种积累性和语言知识的积累性一样，是不能轻易割舍的。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许多时候都可以直接享用前人和他人创造的翻译成果。如果每一个词语我们都要重新翻译，或者每一个专有名词我们都进行随心所欲地翻新，就会造成翻译传统的中断和翻译作品的混乱（蒋琳，2006）。
“顺古故不翻”这一原则在当下人名地名的翻译中，尤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些译法因为长久使用而被公众普遍熟悉并接受，因此为了交流的便利，沿袭已有的译法更为妥当。如把孙中山译为Sun Yat-Sen，把孔子译为Confucius，把北京译为Peking等译法，已深入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因此就无必要再改变原有的译法。
5.“生善故不翻”
“生善故不翻”原则是指根据佛教的需要，具有特殊意义或功能的词语也应该采用音译， 因为有些词汇用音译能令人产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让人忽视。例如梵文里“般若”的意思和智慧差不多，但是“般若”绝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指的智慧、智力，因此如果我们把“般若”翻译成“智慧”就显得轻浅，失去了原词宣传佛教思想的功用。再如梵文中的“袈裟”，若译为“gown worn by monk”，则抹杀了袈裟的佛教教育意义，与一般衣物等同了，因此译为“jiasha”则更合适（郭虹宇，2009）。
在当今的翻译实践中，这一原则仍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推拿”一词，若翻译成“massage”，则贬低了这种疗法，降低了它在中医学中的崇高地位（郭虹宇，2009），因为massage在英文中有色情按摩的隐义，所以我们不妨采用“生善故不翻”的原则，使用音译直接把“推拿”翻译为“tuina”。因此，音译在促进文化间的友好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结论
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民族特色、文化背景等差异，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可译性，而音译则是消解语言不可译性的一个好办法。玄奘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前瞻性地预见了音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这一理论只是为了佛经翻译而提出，“五不翻”理论在当今社会的翻译实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的中西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总之，“五不翻”理论指导下的音译法是我们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谷峰.从跨文化角度看英汉“词汇真空”现象[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2：231-234.
[3]郭虹宇.重读玄奘译论“五种不翻”—论宗教类、文化类外来词语的翻译策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16，4：36-41.
[4]何子章.玄类“五不翻”原则的现实意义[J].襄樊学院学报，2008，29，10：65-69.
[5]蒋琳.翻译之妙在于有所不译—简评唐玄奘论五不翻[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2，2：67-69.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7]刘祥清.音译与可译性限度的消解[J].中国科技翻译， 2010，23，2：38-42.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9]徐丽萍.玄奘“五不翻”理论解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147：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