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学”，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分界线，宣告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肇始。这一奠基性的历史事件，足可佐证“五四新文学”存在文化意义上的超时空的阐释。那么，“五四新文学”这一重大文学史事件其发生背景与发生学机制如何，历来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关注的话题。学界普遍的看法，是陈独秀、胡适等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先进知识分子，希图完成批判、涤荡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现代文化这一历史性重任，文学就成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孤立存在，它总有其时代和知识学背景的，影响其存在的内外因素是复杂而多元的。为此，如果我们以理性的态度、科学的视野重新回到文学现场，审视“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多元化因素，医学文化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学的影响浮出水面。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曾提到：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指出任何一种医学的发展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与特定的思维方式相连。正是因为意识到文化与医学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近代中国，随着人们对西方医学的认可和效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文化和制度，并尝试以其改造传统，直接带来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后果，便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胡适希望以新的医学观念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泓清流来冲濯传统文化的旧梦。我们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含蕴五四新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五四新文学”与医学结下了难以取舍的关系。
让我们回溯那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坛，如果探析在文学创作实绩和历史影响力方面最为突出的作家，三位个性特异的大家不能淡出学界的视野：一位是坚韧的理性最能剖析人类灵魂的鲁迅，一位是激昂的情感最能鼓动进取者的郭沫若，另一位就是原罪式的忏悔最能感染世人的郁达夫。他们三人都曾经留学日本，系统专修过现代医学知识，具备了丰厚的医学理论和素养，均有过弃医从文的独特经历，文学创作打上了从医的深厚烙印，在“五四新文学”史上皆取得了堪称代表性的成就。回溯其文学创作源流，我们不难发现医学在他们文学创作缘起以及创作过程中所承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疾病成为其作品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素材和意象。
二
五四文坛中，因为涉猎西方医学领域，最终促使其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家大有人在。以鲁迅为例，他曾经提及，他的小说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而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则揭示了自己职业更替的心路历程，先是学习西医，这是因为“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由此不难洞悉鲁迅从事西医的明确的社会改良目的。而此后他弃医从文的目的就更加具备社会责任感，即“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可见，医学对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这是在“启蒙主义”思想指导下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深入解析了文学与政治环境、时代习俗、文人气质等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分析了医学背景与文学走向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医学与文学相互促动、影响的事实，医药习俗所导致的作家本人的人生观、审美情趣和个性心理特征等方面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了作家的心理和个性，对其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和改观。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文人大多不是服药就是饮酒，而服药、饮酒都影响到人的性格与秉性。所以鲁迅先生指出：“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正是因为作家具有如此的个性心理特点与状态，折射影响到文学创作中去，必然会形成文学作品“狂放不羁、超脱、玄奥”的特点。为此，可见医学与文学是相通的，其间关系源远流长，它们在拯救人类心灵和肉体疾苦方面有相似之处，双方一方面的变革与发展同样会促动对方发生变迁和进展。
19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医在与中医的对峙中开始全面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中西医学的碰撞和冲击，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西方文化中民主和科学的优势，看到了积弱的国民要得到改进和提升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变革和革新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促成了知识分子表达方式的变革，原先的文学模式在转变，现代的话语方式应运而生，五四新文学由此强化了产生的原动力。
三
在文学创作中，患病这一人生基本体验在作品中往往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而长期罹患身心疾病的作家比一般作家更易利用这种表达和功用。以郁达夫为例，疾病给作家带来的强烈感受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深层次根源和动力，疾病可以使一个作家体会到身心的变化和人际的变迁，并为作家创作积累丰富而宝贵的经验。郁达夫提及，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除了应该具备文学天赋外，还应该具备“懒”、“病”、“穷”三个条件。他把“病”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必备条件之一，事实也确实如此，郁达夫有过肺结核和精神方面的疾患。鲁迅幼小时患有龋齿，自小体质虚弱，少年时就埋下了肺结核的病根；父亲因病亡故也使得作为长子的他饱经生活的磨难，身心俱损。郭沫若患过严重的肠伤寒，与死神擦肩而过；病后引起严重的中耳炎重听和腰椎不能久付劳动的后遗症，为其一生造成了较大的健康伤害。检索郁达夫创作的44部中、短篇小说，文中关涉病患的就达37篇，其文中塑造的人物大多患有各种类型的生理和精神疾患，较为突出的就是肺结核病、神经衰弱症、性行为障碍和精神病，这与郁达夫本人的情况是相类的。不难得出，关于疾病的刻骨铭心的创伤经验已成为他独特的生活文化与精神情感领域，成了郁达夫创作的灵感动力与素材来源，推动其创作的开掘与发展。
四
疾病是“五四新文学”作品中独特的意象资源，带有较强的文化隐喻意。以鲁迅为例，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疗救社会”的历史使命感正促使他创造出众多的疾病意象，从而使这些病态人物和现象成为社会生活的标本，被他赋予各种精神意义，标示出作者对历史、现实、文化、社会、人生等深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有着发人深省的文化意蕴和审美表征。
鲁迅的文学世界中不乏坟、月夜、死活、铁皮屋子、高墙、荒漠等缺少阳光与朝气的意象，较多的还有以肺结核、精神疾患为代表的疾病意象，昭示出作者的现实隐喻功能。
肺结核是鲁迅小说中的重要意象，在《狂人日记》中写道“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药》中的华小栓因肺结核而亡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因病而吐血，最终离世。人生一世，死亡是最终结局，但人们不会总是追想这个过程。但是人一旦患上绝症，死亡就成为可以预见、琢磨的情形，它给患者带来的心灵上的压力是巨大的，强迫着患者意识到他随时会毁灭，随时会失去自我和世界。巨大的生与死的角逐，加剧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忧伤、哀怨感，强化了人的脆弱无援、孤僻抑郁的内心感受，从而使性格加以异化，以更加叛逆和感性的态度向社会发起挑战。
精神疾患也是鲁迅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其小说中有一个独具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的“狂人”家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是两个确凿鲜明的“狂人”和“疯子”形象，而在其笔下还存在着一批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虽没有“狂人”和“疯子”突出的表征，但身上明显带有“狂人”那种与众不同的痴狂之气：魏连殳在村民眼中是“古怪的异类”，行为和意识状似疯子。夏瑜在牢房中还在劝牢头造反，茶客们直接评述他是发了“疯”。鲁迅为何会塑造这样一个系列人物，这与我们民族的心理和习惯有关联，人们常常因为一个人的言行不同流俗、稍异于习惯或不合时宜、不守礼教条规、不逆来顺受俯首帖耳，甚至只是稍稍越出一点常规者便会被认为是疯子或被骂一声“疯了”。由此可见，狂人家族实际有着这样的特点：不满现状、要求改变旧的、希望出现新的，期望生活和命运的改变，他们有一颗不安的心。今后，在政治、宗教、道德上的改革，将多由他们来发端兴起。
由此可见，鲁迅以他集社会学与医学的双重视野，以医生般冷静犀利的文笔，关注国人生理和心理疾苦的存在，剖析社会和国民的症结所在。他所要关照的不仅是生理、病理、心理层面的疾病，更多的是视其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广泛地表现社会政治、文化的黑暗与污浊，用疾病来揭示当前社会的弊端与病苦，进而唤起广大民众对自身命运、对社会前途的关注，从而使作品具有唤醒民众、疗救社会的力量。
总之，从医学文化的视野关照“五四新文学”发生的背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医学经历和内容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在新文学的生成和建构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动力、素材和意象。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为J08WA74）
（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