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定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力资本的内容，是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前提。基于理论分析的视角，探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诠释五种类型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这一具体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关键词：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农村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知识(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素质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并揭示了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对家庭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对此，各派人口理论不持异议。但人口素质究竟包括哪些方面?人口理论界存在“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之争，“二要素”论者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两大方面；“三要素”论者则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健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因此，在是否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内容上，人口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研究“三农”问题的国内学者也只是就农民健康、教育、文化、技能素质与农业生产、农户收入增长、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也忽视了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国内学者视农户经济行为为导致农户家庭贫穷与富裕的重要根源，并指出了宏观的政治法律制度、农业价格政策、土地制度、农村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化服务和微观的家庭利益、土地资源、劳动力、家庭人日结构等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支配农户经济行为的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对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影响。
其实，作为人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质规定性的人的素质理应包括人的文化知识、身体健康、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四大方面。其中，人的文化素质可以用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大专)、研究生等人的纵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的劳动技能素质可以用会计师、驾驶员、厨师、教师、律师、营销师、物流师、经济师、法官、导游、医生、公务员等人的横向职业(专业)技能来衡量，人的身体素质可用身高、体重、胸围、肥瘦、体力、体质等身体指标来衡量，健康素质可用健康、亚健康、疾病、呆残、低能或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人的健康状况指标来衡量。相对于人的文化、身体、健康、技能素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明显的物理特征，不可视、不可触摸、不可度量，因此，人们关注的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资本、劳动、技术、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物质原因以及人的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原因，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原因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人的思想道德虽然无法直接计量，但它却有其客观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人们认可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即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例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是错误的思想，“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是正确的思想；“男比女好”、“重男轻女”是落后的思想，“男女一样”、“男女平等”是先进的思想；“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辛勤劳动、自食其力”是道德的等。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比较的。如果仅仅因为人的思想道德无法计量，就否定它的差异性、异质性、可比性，是不对的。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因此，不应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不能以对象是否可视、可触摸、可度量作为是否将它们引入研究对象的依据，将对象引入研究领域的唯一依据是对象是否客观存在并影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科学研究看，物理学家要研究原子、分子、电、磁、场，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要研究细胞、基因，心理学家要研究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从社会科学研究看，哲学家要研究人的思想、意识、精神、意志、价值观，伦理学家要研究人类的伦理道德，思想家要研究人类思想、社会思潮等。显然，他们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我们肉眼不可能看见和度量的，其之所以要将它们引入其相应的研究领域并建立相应的科学’体系，正是因为这些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它们或者影响自然界，并通过影响自然界最终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或者直接影响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以，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研究它们，并力图揭示它们影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甚至社会领域的性问题学家还将人类自身的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科学的性科学，社会学家要研究黑社会问题并通过其研究以有效预防或打击黑社会势力，维护社会的安定，就是因为性及黑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并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决不是研究者追求研究对象的标新立异。
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
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比较中，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与普通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精神、有价值观的高级动物，而普通动物则无思想、无意识、无精神、无价值观可言。并且，人的思想道德支配着人的生产经营行为。因为，第一，人的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认识主客观世界，支配人的实践活动(行为)；第二，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道德素质的劳动者，人类生产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道德支配下进行；一个没有任何思想道德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道德落后的劳动者也很难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构成人素质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笔者认为，人的思想是一种非物质、非政治、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思维、观念、心理、心态、态度、精神、意志、宗教观、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是：人的先进思想道德→经营者素质提升→人的理性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一)不懈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经营者素质提升→经营者理性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韦伯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即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精神动力因素。韦伯指出，理性地不懈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即资本主义精神的
实质，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激励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理性实践，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也指出，在新教伦理观念甚至是非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人理性化的行为；一旦人的行为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先进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人的理性行为)→社会交易费用节省(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利益)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若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都想成为或都期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行为规则(即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的引导，使人们的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它通过约束个人行为，节省社会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理解或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么，制度运行中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从而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及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都将减少。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三)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行为(人的理性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接着，刘易斯指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市场经济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市场经济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竞争、创新、冒险等市场经济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市场经济“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只有“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
企业家具有竞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他以本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的比较进行说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思想上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随着本国企业家市场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于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精明的商人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体制留存的机会，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实践(人的理性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刘易斯的“经济机会”在熊彼特看来就是“经济机遇”，熊彼特进而指出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与赢利经济机遇的关系：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遇，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遇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践，就
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也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还认为，一旦一个人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企业，他就失去了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永远是一个企业家。
三、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路径的农民典型思想素质检验
农民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并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落后之分。我们从中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主要诠释了五种类型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路径，即农民落后思想素质一农民错误行为一农户家庭经济机会减少或失去一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笔者发现：这一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
典型思想一：农民短视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思想缺乏。一行为上：农民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的错误行为。一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一专业技能素质低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甚至根本无法就业。一在现阶段，劳动就业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甚至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变窄、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一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农民“苦死累活上算”，而生命、健康(如“健康是本钱”)、卫生、优生、优育思想意识淡薄。一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卖淫嫖娼等一切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一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素质低下。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就业，或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一在现阶段，劳动就业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变少或不能就业必然使得家庭收入偏低，甚至无收入来源。一家庭陷入贫困(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在家庭收入既定条件下，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既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最终也会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导致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三：投机取巧、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一行为上：懒惰和赌博。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赌博”和“懒惰”行为的本质是厌恶“劳动”，有百害而无益，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这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惰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他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二，“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时，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等思想缺乏。一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行为。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生男行为。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因此，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消费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子女的负担加重，导致家庭贫困(“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教育投资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素质低下。随着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而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家庭收入增长。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一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一对农
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基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张培刚也指出：“由于以农为本思想，因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市场很难建立，致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直到今天在农村中仍占很大比重，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及配置受很大限制，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都很高”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结果是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通过实施反贫困使贫困者脱贫致富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生。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回顾、反思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反贫困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要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如今，在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物”的现象毫不鲜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某些地方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由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人的智慧和潜能，使人采取错误的非理性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最终导致家庭贫困。
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2007年6月在长春为企业界精英讲解“企业战略与行业本质”时指出，东北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僵化，他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为此，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内容，是因为其同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一样，总是依附在人身上，与人身不可分离；并且其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或失去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促进或阻碍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内容，是因为其决定着文化、技能、健康等其他一切方面人力资本要素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第二，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口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
相应，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和精神；新时期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并用，即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福利、旅游等反贫困措施，也要重视基于贫困者自身思想素质提高的“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第二，新时期农村思想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就是要通过发挥政府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加大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这一人力资本要素的投资，建设农民教育工程、农民文化工程、农民移调工程等，使农民彻底摒弃落后的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农村思想反贫困就是要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农村思想反贫困是“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要使农村思想反贫困与“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既要在“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扎实推进农村思想反贫困，又要在农村思想反贫困中切实加强“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责任编辑：席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