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私立院校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日本私立院校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日本政府对私立院校的资助政策曲折、功利，缓解了日本私立院校日趋严重的经费危机，促进了日本政府与私立院校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关键词：日本;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1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4-0037-08
教育在使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其显著的成就在于“引进”西方知识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使之扎根于日本的教育传统中。在这方面，私立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尤其巨大。
在１９世纪中叶，日本仍处在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接近半数男性通过寺庙学校接纳文化知识。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武士的特权——不过他们所接受的知识限于旧式传统知识及伦理教育。武士按照等级在封建领主的官办学校或私人学校接受教育。尽管在19世纪末出现平民在上述部分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教育仍然具有阶级性或等级性。只是到了明治维新（1868-1912）这场政治及社会变革才废除了武士的上述特权，改造了旧的教育制度。旧制学校很快被停办或得到改造。尤其是，明治政权的确立，为推行新式国民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表明了在新社会里，教育将代替阶级出生决定个人的生活选择道路。
新的国家制度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的变革，在其影响下，诞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私立学校，代替先前的武士学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私立院校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1）私立院校提供实际水平低于国立大学的高级专业教育。最终这些私立院校被承认达到大学地位和标准，然而其有限的资源使得私立院校在实际地位上比国立大学低得多。（2）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改革彻底改变了公私立高等教育结构，使日本的高等院校入学人数在长时间内迅速增长，其结果导致了——（3）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4）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责任扩大，使得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再是私人的事情了。
一、战前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明治维新时期，新的领导者把获取和传播西方的高级学识作为其最重要的目标，但是，他们为实现此目的可供花销的经费异常短缺。对知识的渴求与财政的限制制约着初始阶段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教育政策非常混乱，只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变革后，才确立了新的教育模式。导源于西欧国家及美国的学制模式在此期间得到检验。西方学者被聘请到东京，按照他们的模式讲解文学、自然科学、医药，同时也讲解产生于美国的工程及法律。明治政府还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为未来培养教授。仅这些措施实施起来困难特别大：1873年，上述两种交流就花费国家教育总预算的32%，少数日本尖子生在中学基础上集中学习西方语言三年，以便为赴西方学习大学课程做准备。他们大部分注定或充实政府职位，或从事教学工作，继续在国家教育制度中传播西方知识。后者对从暂时依赖外语教学中解脱出来尤其重要。从东京的许多学校及学院最后合并为帝国大学（1886）之日起，学校的创办宗旨演变为如下基本国策：“帝国大学的目的是，根据国家需要，实施人文及自然教育，探寻知识的奥妙。”随着教育发展的需要，帝国大学最终发展到7所。帝国大学的设立使得国家教育的倾斜政策与私立学校的责任截然分开，从而形成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
在模仿阶段，日本的高等教育过分强调西方学术，从而形成一种双重结构，只有帝国大学才能传授高级课程，参加帝国大学入学考试必须在高中经过三年的预备学习。高等教育的其他任务由三年制的专门学校去完成。这些专门学校只用日语开展教学，而且大部分为私立，只拥有一个专科。
在明治时期的头二十年中，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包括法律、医药、外语及艺术专门学校。有些学校力图模仿西方大学的文理科，而与此同时，佛教学校和神道学校却形成了强调本民族传统的特征。到19世纪末，创办了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女子学院。许多学校不断演变为当代私立大学，在形成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结构中起重要作用。西方学术精神是一些重点私立大学的精髓。福泽谕吉是潜心探究西方模式的改革家之一。他早在1858年就在其创办的学校传播西方学术。他创办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大畏重信于1882年创办了东京专门学校，与政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园地，以后发展为早稻田大学。第三个重要的创办者是新岛襄，他自美国受完基督教育后，出资5000美元在京都创办了现在的同志社大学。就这三所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这件事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对学术自由的理解是一种重大的贡献，与大部分职业主义专门学校形成强烈对比。促使这三所大学不断进取，在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其竞争者截然不同。一些法律专门学校通过传授独特的课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愿意与否，由于生存环境所迫，它们都逐渐被归类为在选择性上次于帝国大学的学校。没有进入大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学生，能够在专门学校学习类似于帝国大学的课程，并能在政府部门谋得二流地位的资格。这些专门学校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巨型私立大学，通过提供教育机会为人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职业或工作。
实际上，在发展的头十年，许多专门学校的生存并不稳固，它们依靠学费作为办学收入限制了自身的活动。兼职教师的利用价值很低，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发展受到限制。对那些没有取得正规课程学习资格的学生来说，如果想学习专业课程，就得额外缴纳学费。即使如此，这些私立专门学校的生存仍然艰难。例如，福泽谕吉因为缺少办学经费几乎于1879年关闭庆应义塾。好在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扩大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及其课程质量的提高。到1890年，庆应已经创办了文学系、经济学及法律系，希图成为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大学。在19世纪末，早稻田成为第一所设置工程系科的私立学校。越来越多的专门学校充满活力，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促使双重结构（私立专门学校与帝国大学）中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从1900年开始，帝国大学不再是惟一能够施行最高水平教育的场所，因此，私立学校要求地位均等。1903年，明治政府允许专门学校实施大学分科课程的教育，但仍然不承认私立“大学”的地位。
直到1918年，《大学令》的颁布才正式承认了发展较完善的私立大学的存在，从而使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发生了有限的变化，而且部分私立专门学校被批准开展高级的大学水平的教育。文部省有权决定大学的设置，在二战前，文部省只承认25所私立院校。毫无疑问，政府的意图是实施严格管理。设置新系及所有教学人员的任命必须征得文部大臣的同意。诸如学费数额、学生人数及至学校活动的其他每一个方面都须如此。高等院校迫切需要经济保障，包括需要偿还给文部省的各项贷款。事实上，新式私立大学受生存环境和政府的双重限制。
新式私立大学的发展极度反映了高等教育的需求，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数在1920-1930年间增加了两倍。这一发展显然是新式私立大学课程拓宽和升级的结果，但是私立院校并未因此获得收益。在此期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稳定增长，尤其是随着地方政府开始创办大学，一些新设学校亦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与这些财政状况良好的竞争伙伴相比，私立院校面临着入不敷出等一系列困难。例如，私立大学的学费几乎与国立大学相等，私立大学很难开辟其他收入来源的补充渠道。新式私立大学主要为日本的私营企业培养白领工人，工薪阶层教育是私立大学可以提供的一种有限的教育。尽管政治及法律科学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每所私立大学却都设办了经济学或商业学科。迫于市场压力，私立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1918年以后，日本高等教育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制度体系。20世纪30年代，公立、私立高等院校分开承担高等教育的任务。公立院校得到政府补助，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所以其学术带来的是第一流的职业机会。这些工作包括最大公司的“工薪族”这一位置。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必然导致竞争加剧。在30年代，日本第一次出现“浪人”现象。“浪人”，字面上的一样是指没有师傅的武士，后来演变成为升大学死读书、耗费一年又一年的光阴却未能考取大学的落榜生。一般说来，那些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首先选择的是国立、公立院校，其次才去那些大部分没有选择性的私立院校就读。日本的私立大学以大量满足国立、公立院校不能提供的需要维持生存。所以，大众化模式的私立院校在日本早就存在。不过，这一时期私立院校虽然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在高等院校这种等级中，私立院校要比国立、公立院校低，这是日本教育制度的一贯特征。
二、战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重构
迫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战后不久，日本的教育做出了重大改组，形成类似美国的模式。中等教育延长到六年，分成初中和高中。高等教育不同的两个组成部分合并、缩短为单一的四年制。经过合成、重组，所有不同类型的私立院校都调整为四年。不久，根据需要认可了短期大学。在那些没有国立大学的县、府，把现有的专门学校、师范学院及工科院校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以合并，成立一所国立大学。仅1949年，国立大学从23所增加到70所；各种公立院校比国立大学还增加了18所；私立大学数急剧增加到92所，后来增幅更是惊人。所以，这一阶段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日本高等教育的结构，使日本高等教育焕然一新。
在战后，文部省制定规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遏制，新的放任自流（放松——竞争）政策反映在1949年的《私立学校法》中。文部省所保留和剩余的权力只不过是施行其与私立大学审议会商定后的某些法规。从私立大学得到认可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新政权的民主精神，其一个重要体现是从法律上承认私立大学的“公共”性质。私立大学的管理者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力，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战后重构时期，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相互依存，几乎所有的私立院校都面临规模扩大和经费问题。
日本教育当局对美国人强加的新结构模式缺少热情。美国占领当局主张高校经费均等，给日本的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困难。战后不久由于经费非常缺乏，因而主要用来满足急需，恢复和维持战前学术的高水平和提高新办公立大学的质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日本的高等教育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还是按照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的模式发展。
鉴于实际情况，日本文部省不久就恢复了战前国立大学资助模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及战前其他11所国立大学、52所新设国立大学分享了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为了维持这种资助模式，文部省规定，只要战前的大学（主要是国立大学）才可以提供哲学博士。只有实施这种不均等，才能实现提高新办大学水平的目标。1956年，日本的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这种倾斜的资助模式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每所公立大学依靠经济的发展从更多渠道获得经费。研究的功能集中在尖子大学，重新形成学校等级制度。在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升格是以牺牲公立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为代价的。从1952年到1970年，国立大学在学人数接近翻了一番，但也只为15万人提供教育机会，而同期的私立大学则提供了82万个教育机会，超过国立大学4倍。日本政府有关限制国立大学数量、适当增加在学人数的政策是因缘于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
如果说战前公立、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竞争的不平等主要是两者之间在地位上和经费获得上的等级差别，那么战后的不平等则指向内部的不平等。战争的直接后果导致私立院校处于贫困的境地。除战争因素外，通货膨胀减少了经费的实际价值。为此，私立院校主要依靠学费获得作为一所大学所必须拥有的基建设施、书刊资料及人力。因此，提高学费成为扩大私立院校经营效益的不可缺少的内容。除了部分接受资助的私立院校外，多数私立大学不得不提高学费。不过，即使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内部，其等级也很明显。战前的大学建立在专门学校之上，其基础雄厚。后来，形势发展对白手起家的学校有利。新办的私立大学设在大城市，是私立高等教育领域最理想的选择，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古老的以及新型的国立大学都更具吸引力。借助这种吸引力，私立院校不仅能够把自身发展到一个最理想的程度，而且往往还能提高入学水平。
选择性是影响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等级的重要因素。劳动力雇佣市场喜欢那些就读于选择性较强的大学中的毕业生，进一步影响了学生，也进一步强化了那些最具选择性的学科专业。结果导致私立高等教育领域趋于一致性及多样化。一流私立大学的学术声望是其他非一流私立大学共同追逐的目标。但是这种一致性却在私立大学之间造成更多的不一致。因为有声望的大学资财充裕，足以负担起本科教学、研究及其设备费用。而那些新办的私立大学因经费短缺极大限制了其教学研究力量及设备。由于有了这种关于私立大学存在质量上的等级差别认识，学生便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类别的学校。这种体制中长期存在的缺点使得学校的地位很难得到提高和改善，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两极分化。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时，只有少数私立大学能得到补助；其他大部分私立院校不得不扩充、改善设备及系科规模，以大量招生获得足够的资金维持其现有的地位。私立高等教育的这种过度膨胀也导致了60年代私立院校危机的爆发。
三、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危机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在私立院校的巨大作用与实现这种作用所需条件之间出现了功能失调。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在于保守政府及至文部省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日本文部省准备紧缩新设大学之需求，后因中产阶层家长、实业界发展高等教育的要求，而且有影响的教育工作者渴望将自己的学校升格，使得文部省的努力失去效用。当初，大学的认可标准并不严格，60年代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随着适龄人口的剧增及个人收入的急剧增长，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因而促使高等教育尤其是私立院校飞跃发展。从1962年到1968年，在提交的159份有关设立大学的申请中，批准了128份，占81%。由于普遍推行保守的税收及社会支出政策，因此，得到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只是极少数，私立大学用来改善办学设施的部分贷款来源于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政府资助金额每年不一样，但都不超过私立大学收入的3%。必须注意的是，日本政府60年代对私立大学的资助主要专门用于发展理工教育，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私立院校。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绝大部分私立院校不得不四处筹集经费。
日本的私立大学一直依赖学费维持生计。除了支付学费以外，学生还要支付其他众多形式的费用。首先，入学考试费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新生入学费是一笔很大款项，平均超过当时年度学费的一半。加上建筑资助费及其各种形式的杂费，超过国立大学学费的50%以上。但是，仍然有40%多的支出经费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得。获得大量捐赠及捐款的仅仅是少数个别院校。医院及大学出版社的创收则有可能使私立院校经费收支盈余。然而，如果把求助于私立学校振兴财团及或商业银行的贷款作为支出计算，那么，私立院校的经费收支就会出现赤字。贷款及学生的学杂费占私立大学收入的大部分，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活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私立大学的财政运营状况。
在1955-1974年间的20年里，日本私立大学的经费支出以37%速度增长。尽管每年扩大招生，但每年每个学生所耗费用都要高于往年。在此期间，教育成本的增长幅度比商品的上升幅度快60%。据分析，1965年，私立大学的学费增长幅度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在那时，私立大学第一学年的学杂费占中等家庭收入的21%。高额的学费促成一流私立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1965年10月，早稻田大学强行作出决定，大幅度提高学费，招致了蕴藏已久的学生运动的爆发，使大学瘫痪长达6个月之久。最后迫使校长及理事会成员辞职。学生家庭的损失由此得到控制，不再一步扩大。在以后的9年（1966—1074）中，家庭所承担的私立院校学费持续下降，学费在中等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减少到13%，容易为中等家庭接受。这种情况在1975年和1976年更加明显。其间，私立大学把政府的资助作为收入来源的债务补偿。
在1962—1968年间，私立大学的入学人数翻了一倍以上，贷款是私立大学扩充学校设施的主要资金来源。总的来说，私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超过了自身的能力（财力、物力、人力）。1965年，贷款占到私立大学收入的29%，与此同时，偿还以前借出债务占私立大学经费支出的19%。5年后，出于对提高学费的恐惧（害怕招致学生运动），只得用新贷款收入偿还到期的大笔债务，因而使得每年偿还债务所需资金超过新的贷款收入。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考查组赴日本评价日本的教育时指出，私立大学基本处于破产的边缘；私立大学只是依靠银行的贷款维持生存。这种不景气的财政状况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还会影响私立大学作用的发挥。
图1显示了日本私立大学用于学生的人均开支增长情况。1965年以后，曲线突然转向，未能按既定增长趋势延伸，一直到70年代日本政府给予财政资助。在二战后的最初20年里，日本的许多私立大学，尤其是规模大、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学术水平不断提高。50年代，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资财和人力增加，教师和校舍的增长似乎快于学生的增长；但是到了60年代早期，学生人数急剧上升，教师和校舍明显不足。因此，这一时期私立大学的学术水平呈曲线发展。
实际上，导致私立大学学术水平及人才培养水平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财政收入的紧张迫使私立大学大量招生，导致生师比过分扩大，影响教学质量；同时，学费的提高影响生源，也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其次，60年代后半期，国立和私立大学生均费用的差距迅速拉大。第三，通货膨胀使私立大学的办学受到冲击。第四，固定资产不足，影响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经济直接影响着私立大学的办学质量，私立大学质量影响政府投入。对私立大学来说，财富就是质量。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发生的危机主要也就是因经费危机而导致的质量危机。私立大学学生所付的费用比国立大学高出几倍，接受的却是较低水平的教育。
私立大学为了获取政府的资助，多年来一直四出游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私立大学才设法得到文部省的资助。1967年，日本成立重要的教育改革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中教审倡导政府资助私立院校。1970年，日本国会通过《私立学校振兴法》，开创日本政府向私立大学提供经费资助的先河。此项改革虽然由于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及时颁布实行，但却预示着公、私立高等教育关系的重大变化。
1970年修改后的《私立学校法》标志着私立高等教育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结束，同时也促进着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75年《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正式颁布，意味着以前阻碍资助私立大学的不利因素被铲除。《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的颁布实施给私立大学带来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政府的资助正式、稳定，数额较大，有利于稳固大部分私立院校的财政，缓解私立院校长期存在的经费危机。二是政府的正式资助结束了日本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上存在的二元性，“国家需要”和私人的办学热情不再像分国立、私立大学一样而区别对待。私人的办学积极性得到尊重和维护、鼓励，日本政府不再只注重私立大学满足社会需要一面而忽视对私立大学的资助。日本政府明确认识到，由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为社会的公共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政府应该资助私立院校。当然，这种资助有赖于政府的偿付能力。三是从此以后，私立院校将接受国家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约束。
四、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及动力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私立院校在学人数的比重不断提高。20世纪50年代初，私立大学占60%，到70年代止一直持续增长。即使在70年代上半叶，私立大学和学院在学人数的增长幅度下降，但仍占总数的76%。事实上，同期的短期大学，私立的占绝大多数。自1975年以来，私立短期大学在校学生数占短大总人数的91%。把私立短大和私立大学加起来，那么，仅1979年，日本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就已容纳了占总人数78%的在校学生。
私立院校的膨胀从学校的增长及在学人数的增加反映出来。后一过程深受规模小、历史悠久的专门学院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大学及学院均有其“根”，其中大部分目前仍为单科院校。单科院校由于其任务单一，对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形成起着独特的作用。在20世纪50—60年代，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最高目标，在国立和公立大学，学习理科课程的学生数超过私立院校学习同一专业的人数，其比例为3∶1。私立院校在工程教育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占工科学生总人数的72%。
在60年代，日本政府对大部分私立工科院校都给予资助，应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经济发展对理工人才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较大的收益，资助私立工科院校促进了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医科、牙科院校的发展表明私立院校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虽然有些牙、医学院历史悠久、水平一流，但单科院校是70年代早期创办的：社会对医学专业人才迫切需要，而当时文部省的认可标准也比较宽松，加上居民收入增加，能够承担起子女在牙、医学院就读的学费。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升入牙、医学院，许多家长不惜重金作为“礼物”捐赠给牙、医学院，促使牙、医学院也得到较快发展。
在地位上，一些私立院校与国立、公立院校不相上下。1972年，60个一流的法律、经济学科中，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所占的比重为3∶2，1980年，则变为5∶5。其原因并非国立大学因规模膨胀而引起质量下降的结果，而是有才能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私立大学的一流学科规模受到限制，而且许多私立大学集中在东京地区及关西地区，有利于质量的提高。国立大学工科的质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在牙科，所有国立大学的水平要比所有的私立大学高，而更多的私立牙科院校多属于中等水平以下的规模较小的机构。
东京和关西是日本两个人口集中地区。首都地区的大学学科处在领先地位。除了庆应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以外，法政大学、明治大学、立教大学也是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加上东京大学，形成“东京六大学”，一种颇具竞争性的校际“棒球联赛”。东京地区的另外3所大学，尚智大学、学习院大学，青山学院也接近一流大学的位置。关西地区的精华是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关西大学。关东地区的私立大学囊括了私立大学经济学或商科中18个一流学科。一个例外是西南女学院不在关东地区，而位于Fukuoka（福冈）。
当然，系科规模、学校创办时间及学校所在地区的中心地位并不能直接决定学校的地位。决定学校地位的则主要是下述两个因素：一个是大学的学术水平；另一个则是产业界对学生认可作用。在日本，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容易吸引那些最聪明的学生，而产业界往往雇佣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才（毕业生）。最大的公司也是最大的雇佣者。位居关东地区的公司，倾向于在关东地区招募人才，这与日本企业所颂扬的能力、团结、安宁是一致的。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的倡导，那些大学公司对从一流大学招募人才加强了控制，但总的来说，依靠长期形成的关系网对历史悠久的一流大学是很有好处的。
充裕的资财和教师、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影响大学内在潜力的重要因素，它们既是大学成功的基础，也是大学保持学术的高水平所不可或缺的。在学科领域中的中心地位能够满足学者专家的职业需要，因而是吸引和获得学者、专家的有利条件。近年来，日本的分类研究表明，科研机构的存在、博士学位课程及研究生的高比例，所有这一切均与大学的声誉有关。而这些又离不开学校的学术研究能力。增加科研经费则使大学的选择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同时扩大了学校的系科规模。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私立大学取得上述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困难的。
日本大学（1904年创办）的主校区在东京这一全国的中心地区，它是日本最大但不是最好的大学。1976年，日本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超过88000人，是另一所大型大学即早稻田大学的两倍。这是日本努力扩大招生的结果。日本大学已经成为垂直的一体化教育王国，形成了一个初中、高中最后培养高中生上大学的巨大教育网。在旺文社（Obunsha）的研究中，日本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部仅位居中等水平以下，经济学和商业学部却是名列前茅。
与其他主要私立大学相比，尚智大学（1913年创办）是后来居上者。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所大学经过不懈努力，跨入了日本一流大学的行列。该校的具体做法是：1.为了提高学生整体水平，学校从尖子高中招收高年级学生，这些学生不经考试便可升入尚智大学学习。2.为了提高学校学术地位，学校以高薪聘任有名望的教授。3.为了保证毕业生找到理想的职业，学校专门成立了就业部，尽力让学生获得一流大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努力极富成效。根据旺文社的等级分类，1966年，尚智大学的法律及经济学科分别位居第24和25名，而1980年则上升到第4位和第15位。
一般说来，一流大学无论公立和私立都是来自家庭收入高的学生比家庭收入低的学生人数要多，而且，一流私立大学更有利于满足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求学要求。6/7 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入私立院校。一流大学的高学费、家庭的高收入对改善学校经营环境非常有利，因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五、日本政府资助私立院校
1970年，日本政府决定开始公费资助私立院校。其作用有二：一是缓解日本私立院校日趋严重的经费危机。二是有利于改善日本政府与私立院校之间的关系。
1970通过的《私立学校法》（修改）对私立学校的公费资助作了明文规定，虽然这些资助主要局限于对私立院校日常经费尤其是教学的经费资助，但资助的额度是不断提高的：1970年，政府资助占私立院校日常经费的比例为7.1%，1975年上升为21.4%。在此期间，文部省制定了一项重大计划，永久性自治私立院校，加强对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这些措施对日本私立院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接受公费资助的私立院校希望以此彰显自身的公共性，但实际上存在不少困难，而且也影响到学校的私立特征。在1970-1975年间，日本适龄青年入大学的比例，从24%提高到38%。另外，1973年的“石油冲击”对日本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日本政府对教育的发展也做出调整，放缓教育的发展步伐。维持当前的在校人数，集中精力提高质量成为私立院校的共同职责。这两条原则被写进1975年的《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和日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这种资助的显著特点是根据私立院校遵循文部省规定标准的程度发放资助费，经费资助是日本政府控制私立院校经营活动的重要手段。资助私立院校的标准经费根据可供利用的费用分八个类型，包括专职人员的薪金、兼职人员的薪金、教学费用、科研经费，其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30%、30%、30%、10%，不过这个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这些经费中，每一个部分的经费标准根据学校遵循文部省规定的情况可以上调30%或减少50%。例如，第一类型占资助费的30%，它决定于学生的实际人数与官方规定学生人数的比例。一个系部的学生人数如果与规定的学生人数的比例在95%-110%之间，那么，它就可以得到130%的标准资助；如果在126%-130%之间，那么学校就只能得到100%的标准资助；如果超过标准人数的一倍，那么学校将只得到50%标准资助。
其他类型的经费资助也是这样。占资助经费30%的第二种类型决定于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不同学科有所区别。第三种占30%的资助费决定于非工资性的教育开支与来自学生的收入的比例，学生付费越多或低，公费资助数额就相应有所变化。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学校维持收支平衡。只有那些控制学生规模并将经费用作提高质量的学校将会在原有的资助费的基础上得到奖励。不过奖励的数额最终由政府决定。
1975年的法律规定，国家资助应该占到私立院校日常经费的50%，大藏省将其定为40%。实际上，由于私立院校接受的学生人数超过规定标准的50%，因而基本预算通过调整或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资助私立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文部省主要通过私立大学联盟开展私立院校的资助工作。私立大学联盟倡议扩大资助项目，扩大日常经费的覆盖面。例如1980年度，私立大学联盟建议文部省资助私立院校3330亿日元，而文部省却只建议大藏省提供2915亿日元，大藏省最后削减为2605亿日元。这些资助费由私立院校振兴财团分配给日本的私立院校，约占私立院校实际日常经费的30%。虽然寻求足够的公费资助一直是争议的话题，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对私立院校而言却是利大于弊。日本文部省并不是用“大棒”（强硬手段）管理私立院校，实施其计划，而是采取“胡萝卜”（怀柔手段、经济资助）的形式笼络私立院校。文部省对私立院校的最大管理权力在于限制院系的新建。虽然选择性较小的私立院校因此而受到影响，但是，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另辟蹊径，与文部省规划中的其他目标保持协调一致。与文部省1981—1986的六年计划相类似，原来的五年计划追求高等教育课程的多样化。私立院校充分利用政策漏洞，向成人提供开放、回归教育，分散提供大城市的教育机会。据此而设立的新的系科及新的大学由于符合标准，最终得到文部省认可。
公费资助改善了私立院校的经营环境。1974年，私立院校的总收入与日常经费开支基本持平；但在1978年，总收入超过日常经费13%，其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对私立院校的资助。但是，对私立院校的公费资助并没有降低学生的学费负担。从1974年开始，学生的学费急剧增加。在1975—1978年间，学生付给私立院校的学杂费增加了77%。学费不当上涨的后果是：首先是贫困学生辍学；其次，招致学生不满，可能引发学生运动；第三，增加办学成本，办学效益下降，办学质量降低。也就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从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最后影响到教育自身。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表明，文部省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而不是质量的提高。战后的大发展是新制私立院校剧增、文部省对私立院校入学人数失控的结果。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文部省对大学毕业生过剩尤为关心，并为此制定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第一个五年计划：控制私立院校的发展，提高私立院校的质量。这些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花费的代价亦是很大的。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公民来说，私立高等教育变得更加昂贵。对政府来说，考虑到通货膨胀，增加对私立院校的资助，是其参与私立院校的重要手段。不过，私立院校为此必须实现及满足文部省的目标、条件；与此同时，增加的经费负担由学生承担。总之，公费资助后日本私立院校发展缺乏相对的适应性。而且，人们怀疑停止增加入学人数是因为学费的急剧上涨所致。
日本政府的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到中央计划的变化。事实证明，日本政府的计划政策并不符合人力市场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社会发展背道而驰。其最明显的是，五年计划旨在从地理上分散教育机会，实际上应该重点增加中心都市的发展需求。日本的院校在推行一流系科多样化方面成效卓著，但是，公费资助私立院校这一模式却加剧了学校的单一性。
20世纪7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因缘于当时高等院校可以在社会上获得大量的偿还条件低的贷款等，以及提供水平要求并不高的大学课程。
文部省希望通过控制入学人数，达到提高大学质量、发展中等后教育的目标。一方面，可以为1/4的高等教育适龄青年提供高质量的同时也是高学费的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其他的高等教育适龄青年只能在非大学机构包括短期大学和（设置专门课程）专修学校学习。因此，私立大学也成为一种特殊的中等后教育机构，而那些无论公、私立的非大学机构、短期大学在未来的作用主要在于入学人数的增加上。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众多变化，是为了适应后工业社会控制教育证书、提高人才质量的要求。大众化模式的私立院校基本上处在后工业社会需求的初级阶段。
资料来源：Roger L.Geiger，(1986) Private sectors in higher education,structure,function and change in eight countries.Ann Arbor,MI: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责任编辑 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