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美国）
翻译/裴光辉
早期的青花瓷
随着对明朝瓷器熟悉程度的加深，瓷器的造型和胎釉质地的某些特征也开始彰显出来，而画师的专有纹饰及其运用也形成一贯的作风，这样，“老朋友”相识变得简单而迅速。然而，必须要补充的是，这种状况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一件后期的仿制品甚至一件平常的赝品总能时不时地逃过最敏锐的眼睛；但总体而言，一件这样或那样的瓷碗或者花瓶，一瞥之下，还是能够轻松断定它是十五世纪还是十六世纪的物件，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同样，对某一个世纪的瓷器也可以进行大致的划分，因而一双老练的眼睛会辨识出一件瓷器是归属于世纪初还是世纪末，也能把任何类别中的一件瓷器归类到几个时期中的某一个阶段。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对地方窑和出口瓷产地的了解还存在着许多空白，这意味着“年代不确定”的瓷器依然是个庞大的类别。但是，对于御用瓷器和其他质地优良的瓷器，人们倒可以期望更加精确的鉴定。而这种不可言状的意识在考查托布卡普宫早期的青花瓷时已被唤起。在那里，有些瓷器人们早已熟知，因为在欧洲和美洲也有相似的，所以很轻松地进行了归类；而此外，还有一些类别让人们无所适从：十五世纪的标准范畴里没有它们的位置；而把它们归于十六世纪或更晚时期的瓷器，又显得更不恰当。但它们在本组瓷器中却又显得一脉相承。
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纹饰之外，这些瓷器的器型特征也使它们与众不同、独属另类，而且如果它们未做任何装饰，那么它们的独特之处会更明显。从整体而言，这些瓷器庞大、沉重，充盈着一种雄浑的气势，绝然不同于十六世纪大小相仿、重量一般的瓷器。这些瓷器虽然做工细致巧妙，却不纤弱，或如人们常说的高雅时髦之气。底部皆未着釉，显露出的胎土触摸起来似乎没有十五世纪早期的珍品光滑。然而，它通体洁白无瑕，丝毫不逊色于永乐和宣德的高超绝伦的瓷器。同样惹人注目的是散布在瓷器表面的微小裂纹，这些裂纹可能是冷却或烤干时，瓷体收缩裂开所致；在上釉和未上釉的瓷器表面都有这种情况。（注：瓷器表面的纹理的问题，有时被视作瓷质的表征，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当然在实践中，瓷器中能够进行质地研究的唯一部分是足端或未上釉的底部（如果有的话）；而且，这些方面的精致和粗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陶工制作成品的方式。要想对胎体的真正纹理进行切实的了解，只能观察干净、整洁的断裂处，这意味着，除非出现意外，否则对瓷器的胎体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就像一项简单的实验揭示的那样，企图通过在边沿锉出个小凹槽或在底部钻出个浅眼的方法来获得胎土的原始样本，也只能适得其反，无法成功。锉或钻将会磨损瓷器的表面，因而破坏其原本的结构，以致无法辨识真正的面目。这种方法对于获取胎土的原色比较有用，胎土有一层铁红的表面，或由于自然或者人工的原因而发生褪色。但即使如此，依然要小心翼翼，务必认识到所使用的工具上的金属能够造成陶瓷变色并不是耸人听闻的。）本色底部上的微红色调引起了人们对胎土的含铁性的关注，同时，色调的明显变化也显而易见；有些瓷器色调看起来好像被磨去了一部分。（注：也许是陶土净化的程度差别巨大，或者土壤的铁含量出现较大的局部差异，有些盘碟似乎天然就呈微红色，而其他的一些看起来仿佛烤制前已经在底部涂了某种含铁的敷料，来特意增加效果。在一些瓷器的底部，铁并没有使表面变红却在白色或黄白色的胎土上显出了黑色的斑点。十五世纪时，用某种磨料把无釉底部的部分或全部的微红色研磨掉，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在这些较早的瓷器上，这种做法可能已经使用。）瓷器底足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但无论高低，都对底足进行了认真的构思和极其巧妙的处理。盘碟的特征就是足端与圈足的内墙间棱角清晰，如图版16与17所示；但在有些瓷器中，这种棱角变成了一条曲线（参看图版38b）。很显然，这两种形式当时使用得相当频繁。（注：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要素同单件瓷器的年代有任何关联。）瓷碗的底足高大、厚重、结实，而有些似乎是分开制作的，即在瓷碗制坯后再加上去的。花瓶品种繁多，一般说来，足墙低矮、宽阔而品质大不相同；有时，底边切割整齐利落，边缘锋利；有时底边圆润；有时足墙过于低矮，切割粗糙，几乎难以辨识其为真正的足墙。
与器型和胎质相比，这些瓷器使用青花的方式则更引人注目。只要看一眼图版，就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它们全部或部分的设计手法是：在背景涂上单一的青色，同时让图案仅限在白色上。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这些瓷器成为所有青花瓷中最蔚为壮观的部分，而且很明显这种手法仅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明朝时极少地使用过。除这一类瓷器外，常规的白地蓝花装饰中，青色以较大的团块状出现，仿佛是用了一把又宽阔又灵活的毛笔，以更加粗犷的手法把钴类颜料涂了上去似的；结果是颜色艳丽，与惯常的瓷器装饰法相比较，更具美术风格。色调上，青色在各个瓷器上显示出一些正常的变化，有时显现出一块浅灰的区域；在钴类颜料涂重处，间或现出一些淡黑的斑点。整体而言，也许是由于大块青色调的使用，并运用了类似洗染的手法，使得此青色比十五世纪早期的青色显得更加浓艳生动。（青花发色）常常被人们当作（时代）特性的表现，必须承认，这一问题很难把握，有时与事实难以相符。熟练的陶瓷工匠会提醒我们这种观察角度的缺点，他会说同一次烧制出来的瓷器，即使使用了同一批氧化钴，其结果都有很大的不同，诸如空气条件、热度不均、空气流通的方向和速度以及随之发生的烟雾偏离，所有这些都会对陶瓷工匠的最完美的设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理由似乎很充分，却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放弃对青花着色的考虑。很多瓷器在烧窑事故后被保留了下来，大多数瓷器看起来都有很明显的窑病。于是这样的情景任何一人都可以碰见：青花发色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其他品质上的特征是那么的明显，即使把这件瓷器不当成青花瓷而是当成白瓷来看待，也可以毫不勉强的将它归类。但是暂且把这些意外事例搁到一边吧，考察成百上千件的明朝青花瓷不能不给人一种印象，某些色调和深浅不同的青色常常是某些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一点认识应该好好利用，因为任何细微的证据都不能够丢弃，除非直到我们完全确定它已经无论如何都没有意义了。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一组特殊瓷器的青花才被纳入考虑的要素中。
器型问题在此也值得一提。这一组中，器型范围不是很广泛，有些平时熟悉的类型并未见到，而下面将要介绍的类型在后期生产的瓷器中却难觅踪影。登记入册的瓷器中，一大部分都是又大又深的盘子或碟子，从弯度颇大的边沿的顶端延伸下来，底部呈水平状，直径约十六至十八英寸，深达三英寸左右。那些圆口的瓷器和那些花口的瓷器，底边呈水平状，分配均等，而后者有的外壁随口沿凹凸，浮雕感非常突出。接下来最常见的是花瓶，有梅瓶和罐两种器型，二者数目相当；而且，至少有一处造型的改变颇为醒目，即花瓶融合了梅瓶的宽口和罐的直唇（如图版26所示）。一些花瓶造型古怪，截面呈长方形，瓶肩圆润，上缀四只圆环（如图版25所示）；其中最漂亮的是三只葫芦形的花瓶，体态魁梧，高约两英尺（如图版33至35所示）。所有这些瓷瓶表现了形式和比例的优雅，在可供涂绘设计的方寸局促之地，却显示了自由流畅之气和娴熟巧妙的技法，而十六世纪制作和装饰器型矮胖、图案呆板的花瓶的后世陶瓷工匠只能是望而兴叹。这一组瓷器中也有碗，除了边角花哨的常见形式之外，有些碗沿稍向内曲，还有些碗唇外边现出一凹斜面，宽约八分之三到半英寸，有与众不同的神气。所有的瓷器体积巨大，直径从十一到十四英寸不等，深度从五到七英寸不等；底端修长，设计坚固，做工上乘。（注：整组中最精美的瓷器之一是牛津所有的一只瓷碗，碗沿内曲，碗足高挺，状若茎干，有水平凹槽，底部花哨。）尽管这些瓷碗很大，但如果同十五世纪的青花瓷比较，它们在体积上却还不能同通常认为是永乐年的一组著名瓷碗相提并论，永乐年的瓷碗做工简陋，直径十六英寸，高身低足，具有很多特性表明这种碗也许比中国传统上鉴定的年代久远。这组瓷器中完全未发现高脚杯、大口水罐及其它各式的瓷瓶，而这些在1400年代却是数量充裕。
需要强调的是，前面这些概括性的描述既适用于本文讨论的某些瓷器，也适用于发现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其他藏品及从阿德比尔藏品（Ardebil Collection）中补充的瓷器，还适用于其他一些为数不多的瓷器。这些瓷器并不仅仅是十四世纪生产的所有青花瓷。如果认为这一个时期只生产又大又重的瓷器，而别无它物，那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期的更小更精巧的瓷器当然也能发现。应该清楚的是，目前对厚重瓷器的分析是致力于为先前推测的瓷器样式提供某些支持。在下一章节涉及画工的纹饰时，还要提到这些小型瓷器。近东的两大藏品里未发现这些轻型瓷器，这一情况，在没有获得进一步证据前，应当被视为是一种意外。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些瓷器易碎难以装运；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瓷器虽然完好无损地运抵，却因太脆弱而未经受住此后几百年时光的洗礼。（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瓷器中均未发现高脚杯。根据推测，可能航运过高脚杯，但是没能够保存下来，迪摩瑞德微型画（Timurid miniatures）中展示的托盘上的小碗和高脚杯，似乎也佐证了这种推测。）在发现证据之前，这样的假设还是可信的。一些关于十四世纪的体积小分量轻的瓷器的零星例证，也有人发表。下面将探讨的话题中可能包括当时使用的大多数的主要纹饰，其中的某些部分显然更适用于近东发现的体积大、质量重的瓷盘和花瓶；而在别处使用这种纹饰，很有可能经过某些改变，以适合于形状更小、更精巧脆弱的瓷器。
画工的纹饰
在已发表的一些关于青花瓷的文章中，常常提到的话题是釉下蓝色装饰，并常常会提到岩石、波涛、修竹、荷花、龙、凤凰等。然而，对这些著作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这些评论常常过于浅显。简单地说，似乎没有人有意去列出一份具体详细的清单，罗列出画工使用的纹饰所涉及的各种动物、植物、其他自然的和想象的造型。尽管如此，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明清时代的瓷器，就会发现某些纹饰似乎是某段时期的特征，而且这种或那种纹饰的出现或消失也似乎暗示着对某一时代特征的界定。当然，有相当多的纹饰是一贯使用的，青花瓷制作的各个时期，都能见到波涛、岩石、荷花、凤凰和龙。另一方面，仔细研究这些纹饰的风格，在瓷器上的分布和彼此间的搭配，都颇有启示意味。如同所有青花瓷研究者了解的那样，所谓风格问题其实极难界定；就像上面提到的瓷质和青花色调一般，风格问题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风格问题不可忽视；而且有理由相信，风格问题在早期的瓷器里比后期更为重要。后来，随着方法的愈来愈熟练，风格趋向时髦、肤浅；同时，随着需求的增长，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握着画笔的手也变得麻木了，艺术家也就成了单纯的装饰工了。
这里探讨的数量有限而性质相似的瓷器，表明有可能形成一份纹饰清单，为这些瓷器和其他瓷器的研究提供一种方式，而这种研究方式比以前的研究会更富于条理性。对这些八十余件瓷器上出现的图案的初步研究表明，如果这些结果被视作启发式的而不是规定性的话，那么所做出的努力必然是有收获的。如果认为这些艺术家和巧匠（如中国制瓷工匠）的工作可以经过科学的分析，并且可以通过图解和表格的统计形式呈现出来，那将是很荒谬的想法，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基于这种考虑，出现在本组瓷器装饰中的每一种纹饰，都已列出；同时出于方便的考虑，将其细分为三类：植物类、动物类和杂类。
在对每一类进行细致讨论前，可以先谈谈它们一些有趣的共同的特征。使用纹饰清单作为考查的标准，我们注意到，尽管研究的瓷器只是三组藏品中最小不过的，但是十四世纪瓷器装饰纹样似乎比十五和十六世纪要丰富得多；而且与明朝主要时期瓷器纹饰风格的程式化增强相比，我们更容易辨识出其纹饰。使这些早期的瓷器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盘圆形中间部分的处理方法。这地方要么密布各种纹饰，既没有方向定位也没有构图布局，一片忙乱、嘈杂；或者如同那些蓝色底子上反绘白色图案的盘子一般，中间部分常常按几何式布局呈数量不等的向心区域，每一个区的处理手法，依次不同。相比之下，十五世纪的大盘的中央一般饰有单一的折枝花果，或有单个花束，或有布局俨然的山水画；若是花丛叠现，则表现为缠枝花卉，布局较整洁。后一种情况中，尤其是在碗的内面，十五世纪的画工们常常用一条延绵的卷纹，上面开着有叶或无叶的四朵花儿，模样清晰。若用花样卷纹修饰盘沿下的内腹，卷纹一般细长，着重突出蔓藤和花朵，同这一组早期的瓷器中的葱郁繁茂得多的花圈般的卷纹鲜明不同。而在十五世纪的盘碟中，这部分的设计常常被分成几个独立的单元，像独立的花朵、分离的花饰及空间上分布均匀的植物。有些瓷器中，独立单元的装饰用模印形成浮雕，使每一独立的纹饰更为突出醒目。早期的青花瓷中，图案设计几乎没有人物；在阿德比尔的藏品和托布卡普宫的藏品中也没有发现人物的出现。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波士顿的梅瓶和久志《支那明初陶瓷图鉴》书中展示的一个罐。十五世纪的瓷器中，人物形象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而且，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则，我们注意到早期瓷器中常常出现的雉和鸭（译按：指鸳鸯），在十五世纪的瓷器变得罕见了，而早期未出现的绘画优美的小鸟在十五世纪后出现在许多瓷器上。接下来，将详细讨论三类纹饰。
植物类
这一类纹饰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其他两部分，这部分提供的纹样最丰富，而且从某些方面看，最富自然主义的成分。为了让自然的形式适合于象征和装饰的表达，中国人就像其他民族一样，很快对形式做出了某些改变，以适合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设计最终传递的意图。这种对规则的追求，即用一种标准化的、简单化的而又易于辨识的方式表现某种熟悉的形态，最后走向了风格化，而这种风格化却又常让那些一心想寻找某些原型并给予精确命名的现代人感到沮丧。瓷器研究者对许多植物自以为很熟悉，并且能毫不费力地说出名称，但若是让植物学家去仔细辨识，他们却感到很棘手，有些无所适从。因此，发现这些早期青花瓷上装饰的植物有相当比例的是可以辨识出的，确实让人惊喜，这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瓷器正好不同。有人曾说，他在辨识某种花时，寻求植物学家的帮助，最后却得到了许多不同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决不要寄希望会让每位过目的植物学家满意。然而，可以相信的是，由于和一位在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合作的这种有利条件而产生的最新的释读意见将引起非同一般的关注——在寻求其中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国立台湾大学植物学系教授李惠林博士给予作者宝贵的帮助，提供了中肯的书籍参考。本文写作时，李博士正在同史密森学会进行植物学合作，开展台湾花草研究；对于植物学，我实如门外汉，李博士确是渊博的科学家，对于我的提问，他孜孜不倦、极富耐心地给予解说，在此作者真挚致谢。下面列出的拉丁名称和中国名称仅代表了他对这一个研究所作的很小部分的有意义的贡献。
在以下的项目中，将会对一般认为是十五世纪或更晚时期瓷器上出现的相同的图案，提供尽可能的参考，以便进行比较。为了达到分清和清楚阐述某些纹饰的目的，我们根据照片画出了线图，本部分的最后附有相关的图版。参照线图编号很容易就能找到每一种纹饰所在的瓷器的图版。以下描述的植物和其他纹饰的象征性本身就是一个专门研究的课题，因此不属于目前讨论的范围之内。
竹子，参阅图版A，1与C，4。 中国人把这种植物分为约六十个品种，都带有表示种属的字“竹”，因此，不可能分清某一青花瓷上的竹子属于哪一品种。一般说来，高大的竹子属于Phyllostachis sp.，而低矮如灌木的则属于Bambusa sp.；这两种竹子在许多瓷器上都有发现。可以断定，在早期的其他瓷器上也应该出现竹子图案，因此，它决不会仅局限在本时期的陶瓷修饰上，但是后期的竹子图案倾向于使用不同的画法。早期的瓷器上，竹叶是一笔而就，特征明显；而后期的叶子形状则表现为两条细线会聚于叶端，中间则用薄涂法。（参阅图版3、7a&b、14a&b、20、21、23、34、37、38）
芭蕉 Musa basjoo Sieb.， 参阅图版A，4。汉语意为芭蕉。这种植物包含在簇拥的布局里，有些大盘子的中央使用这种布局，常常同岩石、竹子、瓜果、牵牛花等相搭配。此处所说明的品种不结果，但因为生长于长江峡谷，为陶瓷盛产省份江西居民所熟悉，而常被选作图案。体形更大，挂果的芭蕉，即香蕉，像Musa paradisiacal L.品种和Musa sapientum Kuntze品种，属热带植物，仅生长于中国南部。参考数目33之图版29展示了该种植物罕见的十五世纪的版本之一。（参阅图版3、7b、14a&b、20、37）
射干Belamcanda chinensis DC.，参阅图版B，5。中文名为射干。花开六瓣，呈星形，一般常与紫薇（crapemyrtle）搭配。参考数目33之图版37是十五世纪的瓷器。（参阅图版7a、10b、19、23、25）
茶花Camellia japonica L.，中文名为山茶。此花尚不能辨识，可能如图版27左上角的如意云肩饰板里的花朵。
菊花Chrysanthemum indicum L ( C. japonicum Thunb)，参阅图版A，2。中文名为菊。此花朵伴有繁茂的锯齿状叶，系此花几个品种的特征。有时表现为缠枝形式，有时分开作折枝花形式。普通的青花瓷和蓝地白花的瓷器上都能看到这类花；在同本组关系较远的早期青花瓷上以及十五世纪早期的瓷器上也有出现。这类花在十五世纪早期之后似乎已不是青花瓷装饰的主要元素。（参阅图版9、10a、11、12、20、27、30、33、34、36、39a&b）
鸡冠花Celosia cristata L.，中文称为鸡冠。显然此花不常用于瓷器的装饰，但图版33中间饰板的右下角处能看见此花。
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 L.，参阅图版B，5。中文名为紫薇。多见于早期瓷器的边饰中，藤蔓蜿蜒，此植物的叶，蕾和花皆可见；间或可见一种六瓣，星状花朵，此非为紫薇，却似射干。这种结合似乎可用来填充“如意云肩”结构。十五世纪早期的瓷器上少见此花，而且再现的手法似乎也有所改变。（参阅图版7a、10b、19、23、25）
萱草Hosta sp.，中文为萱草。此植物可能是图版7a中麒麟身下生长的宽大的单子叶植物。同样形状的植物在图版33中一只小青蛙上方和图34中蟋蟀的右侧。
浮萍Spirodela polyrhiza Schleid，参阅图版C，1。中文名为萍。此类小型水生植物可见于环绕鱼儿的构图中，花有三瓣，易辨识。（本册图版8、32）
鳗草Vallisneria spiralis L.参阅图版C，1.中文名为苦草。此种水草也一般与鱼一起出现，笔画优雅，借悠缓的流水烘托出懒散悠闲姿态。同时代的龙图案中，这种神奇的丛生植物出现在龙的肘部，画法意态如前（图版25、26、36）。后期水中鳗草的表现手法完全不同，魅力大减。（本册图版8、32）
蕨类Filicales sp.，中文名为蕨。这种长长的似刀刃的叶子常见直立于瓷器和花瓶颈部，一般被笼统地称为“蕉叶”；但由于表现形式和性质的模糊，有些植物学家又不愿仔细辨别，感觉这种植物更可能是蕨类。在目前这组瓷器中，这种植物仅出现了三次，虽然在早期青花瓷中它并非罕见。本册图版7b中，芭蕉植物旁生长着一种难以辨识身份的植物，似乎是蕨类的变形，但这种判断很难证实。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类形式同十五世纪穗叶的变形手法有些相似。（图版36、39a&b）
灵芝Fomes japonicus Fr.，中文名为灵芝或称紫芝。在后期瓷器中，这种菌类成为瓷器设计中常见纹饰之一，而且形式更趋固定，同时在其他的媒介如纺织品、漆器等中也颇常见。我们注意到，在图版14a的中景篱笆拐角处出现了这种植物。十五世纪瓷器中的例证可见参考书目31之图版7。
葫芦Lagenaria leucantha Rusby，中文名为葫芦。这种普通植物仅用于纯粹的陈设目的；干燥的壳上可烧制烙炙图案，坚硬中空的外壳也可用于制作蟋蟀笼。果实本身不可食用，用处不多。不常用于青花瓷的装饰，但在图版34中螳螂和飞蛾上面这种植物的果、叶和蔓依然清晰可辨。
葡萄Vitis vinifera L.，参阅图版C，3。中文称葡萄。这种水果以恰当的叶和蔓来表现，总是伴着瓜果、牵牛花和芭蕉簇拥着出现在大盘的中间部分。在十五世纪早期的青花瓷的装饰中，葡萄的地位也很突出，但在那一时期，它们表现在粗大的枝丫上，连同藤蔓、枝叶一起，构成了所占据区域的整个图案。（图版3、14a&b、23、33、37、38）
莲花Nelumbo nucifera Gaertn，参阅图版A，5；C，2。中文名为莲。这种常见的水生植物不仅出现在中国各个时期装饰中，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而且在整个远东都可以发现。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注意到这种植物的两个用途很显著。最显著又最平常的就是缠枝莲，由莲花和它奇异的叶子构成，常表现在许多大盘边沿和底边之间的内外壁。花朵本身倒挺平常，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叶子。从植物学而言，叶同花不仅没有关联，而且似乎也根本不存在。叶基处有两片回卷的厚重的叶片，往上有尖利的叶刺从两边突出，叶势从此处继续呈曲状延伸至叶尖。不止一种叶型，差异尤其体现在叶子两边的突出的叶刺上，典型的是每边各有两个，有时每边只一个，有时一边两个，另一边一个，有时甚至没有叶刺。整片叶子或者又长又细，或者宽而收尾突兀。在其他时期的青花瓷上，我们没有发现雷同的画法。然而，无须质疑的是，在整个明朝时期的瓷器中绝大部分莲叶都是由这种莲叶演变而来的。无论叶刺和顶端怎样，厚实翻卷的叶片总是最能显现莲叶特征，尽管有时叶片不匀称，乍看之下难以辨识。有时，只剩下两片莲叶，有时其中的一片的顶端又自己绽出一片小叶，造成不对称之美感。这两种的叶型演变可以在参考书目33之图版33上发现。同一种盘子上，经典的原型依然盛行，却同时进行了一些奇怪而又有趣的表现手法方面的修改，这种情况可以参阅图版7b中凤凰头部右边的图案；在构图的底部，芭蕉两边的难辨类属的植物旁也能发现同样的形状。另一个奇异的修改出现在图版18的瓷碗中央，及图版38a间隔出现的如意云肩尖端上。我们挑选了十五和十六世纪的较多的例证供比较（本册图版3－6、7b、8、13、14a、16、17、19、22、24、25、27、28、31、34、36、37a&b、38b、40及每件盘碟外边。）
另外一种莲花的形式明显与本时期相关，表现为莲花生长在池塘中，伴有其它的水生植物，有时还会出现鸳鸯和鹤。这时的叶子是真正的莲叶，长在高高的茎杆上，表现的手法也相当写实。在十五世纪存在着这种类型的的变异形式；然而这些例证中，莲花有同龙一起出现的，有同鱼一起的；给人的印象也不再是池塘里长满植物，占据着整个画面，因而，也就没有造成辨别的困惑。参考书目33之106、114是十六世纪的例证（本册图版4、5、11、20、27）
牵牛花Calystegia japonica Choisy，参阅图版A，1。中文名为旋花，口语称作喇叭花。常见于充盈大盘中央的簇拥的构图中，伴有葡萄、瓜果和竹子。Calystegia属原产中国，花呈粉红色或蓝色；另一种蓝色花的喇叭系Ipomoea purpurea Lam.，原产中南美，中国约在十六世纪前未见此品种。瓷器上有一种牵牛花的叶子与现实中所有常见品种（Calystegia， Ipomoea 或Convolvulus）不符，疑为画工的杜撰。后期的青花瓷上，该花仅在一只造型奇特的罐上出现过一次，罐体呈正方体，脚部高大俏丽，颈部呈圆柱状，配有环形手柄；此类一般称为宣德瓷，有些标有纪年，但有些也可能产于十六世纪（本册图版3、7a&b、14a&b、37、38）
桃子Prunus persica L.，中文称桃。多见于十五世纪及其后的瓷器上；本组瓷器中一只花瓶（T.K.S.1471）上出现这种水果，但在图版33中未出现。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参阅图版A，6。中文名为牡丹。花朵硕大饱满，常表现为花叶相伴，其叶可识，有时富于特色的花瓣也会出现。用于传统的青花瓷，或蓝地白花上，分布于盘碟和碗的折沿；也可作为大型琢器的主体纹饰带，表现得更饱满细致。我们还注意到其他的表现手法。此种图案直到十五世纪早期一直为主要的装饰要素，但约在1450年前后，此纹饰很大程度上已不再使用。（图版7a、9、10a&b、12、14b、18、26、28-31、33、35、36、39b、40）
松树Pinus sp.，中文名松，松是笼统的称谓，常见植物，无法进行更细致的归类辨识。常见于明代瓷器装饰中，图版21中以“岁寒三友”之一出现——松、梅、竹。十五世纪的例证可见参考书目33之图版28、74。
石榴Punica granatum L.，中文名安石榴。在这一组瓷器中仅出现在一个花瓶上，也用于十五世纪标准的瓷器中。（本册图版33）
梅Prunus mume Sieb. & Zucc.，中文名梅花。一种常用于明清时期各种瓷器装饰的植物。本卷图版21中以我们熟悉的“岁寒三友”之一出现。
万年青Rohdea Japonica Roth.，中文名为万年青，本卷图版7a中麒麟下面，生长在岩石上的小型单子叶植物可能就是此种植物。该植物在西方似乎没有通俗称谓。
荸荠Eleocharis tuberosa Roem.&Schult.，参阅本卷图版C，1。中文名为荸荠。见于水生景观，看似两个或三个气球，各以须状的细绳系着一个气球。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水生图案中，一直使用荸荠（本册图版4、8、32）
水蕨Marsilia quadrifolia L.，参阅本卷图版C，1。中文名为蘋。见于水生图案中，以其四片小花瓣可辨。十六世纪的画法可见参考书目33和115。（本册图版8、32）
西瓜Citrullus vulgaris Schrad.，参阅图版A，3。中文名为西瓜。常见于一些大盘中央植物图案群中，同时出现的有牵牛花、葡萄、竹子等。十五世纪，有时成为盘子的主要装饰，并见于成化瓷碗上。（本册图版3、7a&b、14b、23、33、37、38）（连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