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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及其启示

时间:2022-12-05 09:35:06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 学术荣誉是科学共同体根据科学家取得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对增进科学知识贡献大小而授予的荣誉性承认。按照默顿的理解,学术荣誉依次包括引用回报、科学奖励和命名,基本上形成了科学家研究生涯的阶梯。无论对科学家个人而言,还是对科学共同体而言,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具有重要的“兴奋剂”作用。这对于中国杰出科学家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科学家; 学术荣誉; 分层; 中国杰出科学家管理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7)02-0104-08

默顿(Robert K. Merton)曾指出,增进知识是科学家的“任务”和“最大幸福” [1 ]395。因为在科学建制条件下,科学家只有在不断取得独创性研究成果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够获得科学共同体授予的荣誉性承认,进而获得优先权。荣誉性承认是科学王国的通货,诚如巴恩斯(Barry Barnes)所言:“即使一个科学家对承认不感兴趣,即使一个科学家讨厌并且憎恶这种承认,如果他希望有一个成功的科学事业,他就不得不寻求获得这种承认。” [2 ]荣誉性承认作为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对他们的科学研究生涯发挥着“兴奋剂”的作用,对当前中国杰出科学家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及其分层

默顿认为,科学家关于优先权的争论“从实质上讲,它们是对被看作是违反了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 [1 ]394,即关于优先权的争论是科学建制条件下科学家对自己取得的独创性研究成果的承认分配的争论——谁应该享有承认,谁不应该享有承认,因为“对一个所取得的成就的承认是一种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上的强调” [1 ]395。而科学建制的根本目标就是增进确证了的科学知识,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必须以独创性为基础。一旦科学家在增进确证了的科学知识方面做出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科学共同体就会根据其贡献的大小分配相应地荣誉性承认。这种承认既是对科学家履行角色的确认,也是对科学家研究能力、水平和贡献的承认。荣誉性承认就是科学家真正的“私有财产”,就是杰出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科学家获得的学术荣誉层次也就基本上决定了他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

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存在着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之所以科学家之间是“不平等”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学术荣誉的层次差异,即由于科学家做出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对科学共同体的知识贡献大小不同而致使获得的荣誉性承认具有层次性,进而形成了科学界的特殊社会分层。换句话说,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是有层次性的。亨利·斯莫尔(Hey Small)在系统研究了默顿的科学奖励系统后指出:“在科技奖励系统中,随着出版物的引用頻次的增加,个别科学家就获得了承认,比如奖励、命名和载入史册。” [3 ]而根据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的总结,默顿的科学奖励系统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引用、奖励和命名 [4 ]。通过系统研读默顿的相关著作可以发现,默顿的科学奖励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八个等级(如图1所示) [5 ]。这八个等级基本上就确定了一位科学从业者的科学研究生涯,即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一位科学从业者应该如何成长为杰出科学家的具体路径。

首先,对于一位以科学研究为业的从业者而言就是要学会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学会撰写一些被人们阅读和记住的论文将有助于你成为一个更加有影响的科学家。” [6 ]仅仅会撰写学术论文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撰写出来的学术论文能够为科学同行所承认并被发表出来,这只能说一位科学从业者获得最初的承认(论文审稿人的承认)而能够发表。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而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承认,其科学研究生涯也行将结束,因为他的学术论文不能被更为广泛的科学同行所承认即获得引用。按照加斯顿(Jerry Gaston)的理解,一位科学从业者是否能被科学共同体所接纳,必须将产出率和承认结合起来思考(如图2所示)。如果产出率低且承认也低,这样的从业职者只能是“旁观者”;反之如果产出率高且承认也高,就是一位“竞争者”,这是比较难以达到的高度。一般而言都是属于“成功者”即“发表的论文不多却得到高度承认的科学家”。与“成功者”相反的就是“失败者”即“对共同体奉献甚多但未获得很多承认的科学家” [7 ]。因此,对于杰出科学家而言,肯定是希望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是永远的“竞争者”,因为在引用回报中有一个“短期效应”(immediacy effect)——“最近的出版物比旧的出版物引用的更加频繁” [8 ]。因此,任何科学出版物都不可能一直保持着高引用状态,最终会被历史所遗忘。这就要求任何科学从业者都必须持续地做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以获得更高的学术荣誉即科学奖励。

xӮ4uMMN5N5M饨ky人物质利益的考虑,但是能够持续促使他们做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绝不是单凭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能够做到的。因此,荣誉性承认才是持续激励科学家们做出具有独创性研究成果的“兴奋剂”。

首先,荣誉性承认能够持续地激励科学家不断获得更高的学术追求。从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分析,人的需要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the 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要(the safety needs)、爱的需要(the love needs)、尊重的需要(the esteem deeds)和自我实现的需要(the needs for self-actualization)。人的最高层次需要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是指“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牢固的自尊心意味着建立在实际能力之上的成就和他人的尊重” [9 ]167。对科学家而言,就是希望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高度评价,当然要获得这个高度评价就必须“建立在实际能力之上的成就”,即做出具有独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旦做出了重要的独创性成果进而获得了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就可以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即“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實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 [9 ]168。

其次,荣誉性承认能够进一步确认和强化科学家的角色。荣誉性承认作为科学的社会建制下的产物,意味着科学研究是一项社会的事业,科学研究也和其他社会事业一样需要特殊的社会制度来规范,对于履行好角色的科学家需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承认。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实际上就是对角色的确认和强化。自我实现的需要简单说来就是“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即“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 [9 ]168,就科学家而言就是必须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如果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不能为科学共同体所承认,科学家的角色就会慢慢地丧失。因此,科学合理地授予荣誉性承认就可以进一步确认和强化科学家的角色。

再次,荣誉性承认能够固化优秀的科学研究模式。当一个科学家做出了独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都是希望能够立即获得承认,进而获得相应的荣誉性承认。这样一种即时承认的模式应该是科学建制追求的目标之一。无论如何,独创性的研究成果都是希望能够获得即时的承认。因为一旦能够获得即时的承认就意味着这项研究是有进一步研究的重要价值,独创性的最终成果就能够早日面世。因此,对科学家研究成果的科学合理承认可以为“工作中的科学家集中关注些重要问题提供激励”,进而“巩固优秀的研究产出的行为模式” [10 ]。

最后,荣誉性承认能够进一步增强科学家的可信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认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可信性”。可信性实际上就是对科学家研究能力的一种信任(credit),这个信任是建立在科学家取得一定科学研究成果并获得一定的承认的基础上的,“一般来讲,他们(指科学家,引者注)并不特别关注奖励的分配,只对功绩和优先权问题比较关心” [11 ]。而这个可信性的获得会形成可信性循环系统,促进科学家做出持续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科学家就是利用了建立在一定的科学承认基础上的可信性来获取进一步研究的支持,可见恰当的学术荣誉有助于科学家获得可信性以及形成可信性的良性循环。

科学家学术荣誉追求的“兴奋剂”意义对科学共同体而言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稳健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的社会建制的根本目标就是增进知识。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职业的科学家履行相应的角色以确定这个目标的实现,科学共同体对履行角色比较好的科学家给予相应的学术荣誉。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科学的社会建制就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否则科学建制的根本目标就无法实现,科学家的角色也无法确立,正如科尔兄弟所说:“对杰出研究的承认是支撑着整个科学的社会支柱。如果不是只奖励做得好的研究,科学就可能会堕落。” [12 ]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巩固科学共同体的权威。只要学术荣誉的授予是“物有所值”,即科学共同体授予的学术荣誉的层次和科学家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增进知识贡献的大小相一致,那么科学共同体的权威性就可以确立,在持续地科学地授予学术荣誉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权威就能够一如既往得到巩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虽然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授予一直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议,但是总体上来看还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奖项,其他新设立的奖项可以在奖金上远远超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但是权威性暂时是无法超越的 [13 ]。因此,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最终希望能够通往斯德哥尔摩,通往授予权威奖项的地方,而不是通往其他地方。

三、科学家学术荣誉追求对中国杰出科学家管理的启示

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不仅指明了科学从业者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目标与方向,也阐明了实现这一目标与方向的具体路径。对于中国杰出科学家而言,应该按照学术荣誉的层次阶梯来规划自己的科学研究生涯,以实现获得命名为终极目标。无论中国杰出科学家最终是否获得了命名,但是只要他们如此努力了,中国才有希望重返世界先进行列。从顶层设计的视角分析,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调整必须能够为实现我杰出科学家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而保驾护航。

首先是改变中国杰出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停留于低层次的状况。从目前的状况可以看出,中国杰出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仍然停留于引用回报这一低层次。科技部2015年发布的《科技统计报告》(第7期,总第564期)显示: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SCI论文136.98万篇,继续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仅为7.57次,与世界平均值11.05次相比较仍然还有较大差距 [14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其中的引用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可见中国科学家要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还任重而道远。2013年Nature的出版指数排名更证明了这一点。2013年在Nature及其子刊上发表论文数及出版指数最高的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共发表论文387篇,出版指数为158.99,而中国排名最高的是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共发表论文165篇,出版指数仅为63.15。① 两相比较可知,无论在发表的论文数,还是在出版指数方面,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科学研究的国家队竟不足美国一所大学的二分之一。这就要求中国杰出科学家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持续做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以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为目标,而不是简单认为发表了几篇SCI论文就功成名就了。

其次是改变中国杰出科学家侧重于政府科技奖的倾向。如前所述,学术荣誉是科学共同体的行为,科学家获得的学术荣誉性承认是在获得广泛的科学同行承认的基础上科学共同体授予的。换句话说,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主要是针对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但是,目前部分中国杰出科学家追求的重点侧重于政府科技奖励,对科学共同体的奖励显然不太重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学术研究行政化的结果。因为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这样的荣誉性承认放到特定的学术研究行政化语境下就不便进一步认定和统计了。如果不给科学共同体的荣誉性承认以应有地位的话,对于科学研究事业的消极作用就可见一斑了。政府科技奖励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导向性,而这个导向性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看得见的积极作用,这对技术发展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则很难得到应有的认可与评价。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在刚提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發挥出积极作用,科学研究成果的积极作用是在往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凸现出来的。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表明,没有科学的进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举步维艰,因为没有必要的科学理论基础。因此,我国在重视政府科技奖励的同时,还需要积极重视科学共同体的荣誉性承认,使其成为中国杰出科学家不断追求卓越的重要“兴奋剂”,特别是要重视世界科学共同体的荣誉性承认。

再次是改变中国杰出科学家对学术荣誉追求的社会建构论倾向。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观点,科学家的任何追求都要受“强纲领(Strong Program)”“磋商理论(Negotiation Theory)”“利益理论(Interests Theory)”“可信性循环理论(Credit-cycle Theory)”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影响。这几个理论突出强调了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因素侵扰,甚至认为科学家能否取得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获得相应的承认都是社会因素决定的结果 [5 ]。虽然这个观点有点极端,但是对于杰出科学家如何获得自己的学术荣誉承认还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杰出科学家而言。比如就中国的院士制度而言,就已经深受各种社会因素的侵扰。每一届院士增选都会出现各种非议,跑关系、拉选票、拉帮结派等不良现象时而为媒体所揭露。即使当选为院士者,有部分院士则不是进一步地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做出独创性研究成果,进而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而是开始成为“社会活动家”,忙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逐渐偏离科学研究事业。因此,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只要有任何政府科技奖励,社会因素就开始侵入,影响了科技奖励本身的严肃性、公正性和公平性。这种现象不利于有潜质的年轻杰出科技人才进一步成长,且会使任何科技奖励都不是“物有所值”。

最后是中国杰出科学家需要按照引用回报、奖励和命名的层次阶梯来规划自己的科学研究生涯。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调整也必须有助于中国杰出科学家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从目前的具体状况而言,影响中国杰出科学家获得更高学术荣誉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缺乏足够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二是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过于普遍。邓小平曾经要求,中国科技人才必须要拿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有更多就更好![15 ]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是:“中国科学家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从来都没有达到一半,倒是在56~60岁有超过一半的时间用于管理” [16 ]。这样的状况要让中国杰出科学家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另外,中国杰出科学家基本上就是学而优则士(院士),士而优则仕。有统计表明,我国的“985”高校校长作为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他们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仅有49岁,而当选为院士而就任校长的比率高达87.5%,就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是51岁。这一时段正是国际杰出科学家进一步完善创造性研究成果的高峰年龄段之一。但是中国的杰出科学家却在科学研究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纷纷委以重要的行政职务 [17 ]。这个基本趋势表明,只要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成果进而获得了国内的最高学术荣誉承认即当选为院士的杰出科技人才,很大机会被委以重要的行政任职,而这样做,再让他们同时去追求更高的学术荣誉便是难以实现的。

总之,通过对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的分析,科学家应追求什么以及如何追求,不仅目标明确,且路径清晰。我国要在世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调整就必须要为我国杰出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保驾护航,同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也必须按照学术荣誉的层级状况来规划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只有这样,伟大的中国科技梦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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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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