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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争鸣”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时间:2022-12-05 10:35:07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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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和顾巴的范式观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存在形形色色的范式观。本文此部分的范式梳理旨在为旅游研究构建一个清晰明确的范式连续谱,无意也无法穷尽所有范式观。实际上,无论各种范式观的具体内涵为何,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基础:范式由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享,范式分歧就是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接下来,笔者将以上述范式结构观为基础,以本真性(authenticity)旅游研究为例,力图展示旅游研究中不同研究范式是如何争鸣的、“范式争鸣”是如何推动旅游社会科学发展的。

3 本真性旅游研究的“范式争鸣”

“本真性”对应于英文“authenticity”,指客体存在的原初(originality)、纯正(genuineness)、逼真(verisimilitude)、权威性(authority),或主体的怀旧(nostalgic)、浪漫(romantic)体验。它是围绕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研究而展开和发展的。

1999年,学者王宁(Wang)基于两个维度——与客体的关系是紧密还是疏松、认识论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在系统梳理国外已有的“客观(objectivism)本真性”、“建构(constructivism)本真性”、“后现代(post-modernism)‘超真实’(hyper—reality)”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存在本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这一本真性四分法已成为国际本真性研究的分类规范,促进了国际本真性旅游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将本真性研究理论应用到国内的文化、遗产、民族旅游等场景中,其中,经常被运用的是麦肯奈尔(MacCaneH)的“舞台本真性”、科恩(Cohen)“逐渐形成的本真性”及布鲁勒(Bruner)的建构本真性理念,也不乏学者把王宁对本真性的分类研究进行了再介绍。还有学者认为旅游的本质是一种不必然依附于客观世界的体验,一种对异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氛围、活动的体验,这与存在本真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前有王宁的经典分类,近期亦有国内学者再次对本真性旅游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尚未有学者从“三论一体”的范式结构观出发,对本真性旅游研究范式争鸣的历程进行梳理和呈现。限于篇幅,本文接下来将采用例举法(而非穷尽法)来展开论述,所用论据聚焦于国内外学者在国际期刊上所发表的经典文献。

王宁发展的本真性四分法主要是基于认识论层面而提出的,将这一分类置于前面提出的范式连续统上进行梳理(如表1所示),则客观本真性归属于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建构主义本真性归属于批判理论范式,存在主义本真性归属于建构主义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发端至今,本真性旅游研究已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理论建构阶段,和21世纪初至今的知识总结阶段。在每一阶段“范式争鸣”始终是推动本真性旅游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

3.1 新范式不断涌现的理论建构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本真性旅游研究经历了一个旧范式不断受到质疑、新范式不断涌现的理论建构阶段。

(1)20世纪60年代初期,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下涌现了客观本真性。客观本真性因持有客观主义认识论而得名,持现实主义本体论,归属于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在客观本真性研究中,研究者扮演着客观中立的科学家、仲裁者的角色,认为可以价值无涉地观察旅游现象。从实证主义范式出发的客观本真性研究认为游客“不愿意”付出努力去认识客观实存的真相。例如,1962年布斯汀(Boorstin)指责旅游吸引物都是精心预谋的伪事件,现代游客很肤浅。这一研究暗含一个实证主义的假设:有一种“客观真实”隐藏在旅游地后台区域,精英学者能够洞察到,而肤浅的游客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进入后台,因而永远无法企及真相。而从后实证主义范式出发的客观本真性研究在本体论上虽承认有一个“客观真实”藏于后台,但从认识论上认为游客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够”认识到潜藏在后台的“客观真实”。例如,1973年麦肯奈尔指出并非游客不追求本真性,而是既存的社会空间结构阻碍了游客求真的步伐。游客穿破重重阻碍以为进入到了真相存在的“后台”空间,但其实他们只是进入了一个为蒙骗他们而装饰过的极像“后台”的“前台”区域。

(2)20世纪80年代中期,客观本真性的解释力日益受到质疑,后现代超真实开始涌现,宣告本真性已死。后现代超真实研究思想各异、范式模糊,持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擅长对现实进行深刻批判,但在解构现实、否定绝对真相的同时却未说明是否存在相对的真相。例如,后现代主义者波德里亚(Baudrillard)宣称当今世界是一个无所谓真与假的仿真时代,现实已经在超现实中崩溃,人们乐于接受来自虚无的、无根无源的超真实。循此逻辑,追求客体本真性变得毫无意义。由此波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彻底解构了之前盛行于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客观本真性,将本真性旅游研究引向末路。

(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为对抗后现代超真实对客观本真性的质疑,批判理论范式下的建构本真性开始兴起。建构本真性持历史现实主义本体论和主观主义认识论,归属于批判理论范式。进行建构本真性研究时研究者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自认为是具有正确判断力和改革能力的知识分子,深刻洞见到主体把价值观、梦想、期望等投射到旅游吸引物上的过程牵涉到诸种权利关系的斗争,即旅游吸引物的本真性被建构的过程就是各方行动者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例如,1979年科恩(cohen)在前述布斯汀和麦肯奈尔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舞台猜忌”理论,敏锐洞见到旅游产业中游客的至高话语权,旅游吸引物的真伪其实是被游客的价值观所调节的,游客认为是真的,那么假的也是真的,游客觉得是假的,那么真的也是假的。而如布鲁勒(Bruner)对林肯故居的经验研究发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旅游开发商、当地居民等旅游活动中的各方行动者对于什么是真都有各自的看法,于是就涉及一个问题:谁拥有讲故事的权利?在各方的权利斗争中,林肯故居被成功地投射上了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努力奋斗就能成功的美国梦。此外,科恩还洞见到文化是动态发展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如能经受时间考验且取得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就产生了“逐渐形成的本真性”。例如,塞拉蒙(salamone)对比了由父子俩分别开在墨西哥和美国的圣安吉尔餐馆发现:面向墨西哥人的餐馆强调其欧洲起源,体现一种现代精英氛围;面向美国人的餐馆强调的是其殖民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可见,本真性不是静止的、非黑即白的一系列刻板标准,同一旅游吸引物包裹上不同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就被建构成不同版本的本真性。更彻底的建构本真性甚至不需要以群体的共识意识作为合法性基础,而是认为每一主体都能把自己的梦想、价值观、人生经历等投射到客体上,产生独属于某一个体的建构本真性体验。例如,一位农夫在林肯故居回想起祖母边纺线边给自己讲故事的美好时光,一位法官在林肯故居感受到了职业认同和使命感,这种建构本真性已经非常逼近下面要阐述的存在本真性。

(4)20世纪末期,建构主义范式下兴起的存在本真性将本真性研究从对客体真伪判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本真性旅游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建构主义范式下的“存在本真性”因建基于海德格尔(Heideger)的存在主义而得名,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本体论、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和情境性理解的方法论。进行“存在本真性”研究时研究者只是研究过程的热情参与者和协助者,不再具有任何权威和先验的认知,认为本真性是主体在具体情境中和不同时空下自我的对话,或者是主体在与他人互动中主观产生的存在体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情境性地理解主体的感受。例如,王宁从存在本真性出发,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疏离的现代人可通过旅游活动暂时地激发起主体内部或主体间的本真性存在体验。存在本真性有力反驳了后现代主义者对本真性的解构,指出后现代游客即使不追求客体的本真性,也会追寻存在的本真性,因为这就是现代/后现代情境下的旅游本质——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疏离感、焦虑感,更加自由、单纯、天真直率、纯洁、真实地面对自己(怀旧),或暂时从理智、现代理性的束缚中逃离出来,转而强调自然、感情和感受(浪漫)。存在本真性将本真性旅游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与客观本真性进行了彻底分离,一度被视为传统本真性旅游研究范式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替代范式。

深入分析之后发现,3种本真性旅游研究虽然都关注于旅游动机与体验这一共同的问题域,但它们在各自范式的指引下又会走向不同的研究旨趣、偏重于不同的具体问题,如表1末行所示:(1)客观本真性关注旅游吸引物的客观存在状态,善于文化考古;(2)建构本真性关注行动者对旅游吸引物的意义投射过程,善于揭露隐藏在旅游吸引物社会建构背后的各种权利关系;(3)存在本真性关注游客的存在体验,善于擅于探讨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

3.2讨论范式兼容性的知识总结阶段

进入21世纪,本真性旅游研究从发展新范式、建构新理论的阶段转入对已有范式兼容性讨论的知识总结阶段。这一事实表明,前阶段每一次新范式的涌现都未使旧范式死亡,本真性旅游研究并未发生库恩所描述的革命性的范式更替。目前有3种看待各本真性旅游研究范式之间关系的观点:

(1)互斥派——将已有本真性旅游研究归纳为两大类,突出一类范式的主导地位而排斥另一类。例如,瑞森格(Reisinger)和斯滕纳(steiner)指出客体的真伪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而存在本真性研究则清晰得多,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框架中进行理论统合,并能进一步指导行业实践。与之相反,香港学者罗(Lau)则通过追本溯源指出客体相关的本真性才是本真性旅游研究的应有之意,主张将本真性研究与存在主义相分离,用社会现实主义的范式将客体相关的本真性研究进行统合发展。

(2)融合派——各种本真性范式可以共存于一个概念框架内、共同解释游客的旅游动机及体验。如贝尔哈森(Belhassen)和凯顿(Caton)等将客观本真性、建构本真性、存在本真性融合进一个概念框架中,兼顾了地点、信仰与行动对本真性体验的影响,对正统基督教徒朝圣之旅的体验进行了综合解释。

(3)情境派——各本真性范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同的旅游场域中某种或某些范式会更具解释力。王宁对本真性进行系统梳理时实际上暗含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等客体相关的旅游类型适合用客观本真性和建构本真性加以研究,而探亲访友、滨海休闲、航海、自然探险等更适合用存在本真性加以解释。换言之,本真性范式的选用要视具体研究所处的旅游场域而定。

笔者认为,旅游动机、旅游体验是具有异质性和情境性的研究问题,并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根本的标准可以一刀切地认定哪种本真性范式更具有解释力。因而情境派视旅游场域而选择研究范式的观点更具合理性,也更利于本真性旅游研究的长远发展。旅游研究者应抱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各种范式分歧,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开展范式对话与争鸣,共同推进旅游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和知识发展。4结论与启示

(1)研究对象的属性特征决定了旅游研究需要多范式并存,由“范式争鸣”推动旅游研究向纵深发展。

自孔德以后,实证一后实证主义范式一度在社会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国内外一批旅游研究者开始对旅游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属性特征进行反思,致力于在旅游研究中引介和推广各种新兴范式,为形成旅游社会科学中的范式争鸣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本文所列举的“本真性”旅游研究之外,旅游研究中不乏在范式争鸣推动下走向纵深的研究领域。例如,在范式争鸣中人们对旅游吸引物的认识从单纯的资源及其物理属性的一面,扩展到社会建构及其符号属性的一面。又如,旅游凝视研究告诉我们,游客所看到并用照片等形式所记录的风景不见得是外在于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客观真实”,更可能是在双方互动中共同建构的具有历史性、情境性的社会建构产物。“范式争鸣”对旅游研究的推动机制有二:范式间的思想碰撞可激发学术火花、活跃学术氛围、推动理论建构;各范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研究旨趣和视角偏好,同一问题域中多范式并存可形成研究视角上的三角交叉(triangulation),弥补单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丰富研究的内容和层次,利于对该问题域进行全方位的探究。

(2)能够基于相互了解而展开范式间的有效对话是“范式争鸣”的必要前提,为此旅游研究者应树立基于范式观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

如果说实证主义者想要做一件普遍适合人类身体结构的衣服、更关注人类的共性,那么建构主义者则想要为每个人量体裁衣,更关注人类内部的个性差异。对于追求如此不同的两种范式显然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其研究质量,否则就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一位优秀的建构主义者和一位同样优秀的实证主义者曾先后对布鲁勒的同一本书《文化旅游:旅行民族志》(Culture on Tour:Ethnographies ofTravel)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书评,主要原因是后者缺乏对建构主义范式的了解,采用了不适宜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结果既混淆了视听、误导了读者,也不利于知识总结和学科发展。基于此,笔者认为要想展开范式研究间的有效对话,则旅游研究者首先应树立范式连续统观,认识到各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差异,进而树立基于范式观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以质性研究为例,顾巴和林肯的范式评价标准如下:①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传统的严谨标准,即内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和客观性;②批判理论范式——具有历史情境性、能破解无知和误解、激发改变不合理结构的行动;③建构主义范式——本体论的真实性(研究应增强人们对研究现象本质属性的理解)、教育的真实性(研究增强了对他人观点的理解)、促动的真实性(研究可激发行动)、策略的真实性(研究能为行动者增权)。陈向明认为,在批判理论范式下,好的质性研究“应该将历史形成的矛盾揭示出来,将被研究者从误解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权力和力量”;而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好的质性研究应该使主体各方达到的共识对他们自己具有“解释力度”、“信息丰富性”和“复杂精致性”。这种基于范式的研究质量评价体系目前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亟待确立。无论如何,旅游研究者平和地对待范式分歧,基于相互了解而展开范式间的有效对话才是“范式争鸣”的应有之义。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实证一后实证主义以其“客观”、“中立”、“严谨”的范式特征对包括旅游学者在内的各类研究者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本无可厚非。与此同时,旅游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不应忽视其他新兴范式,注重研究的反思性、批判性、辩证性和理解性,以利于通过“范式争鸣”推动旅游研究的全方位发展。当然,如果旅游研究没有建立章法可循的范式,则“范式争鸣”无从谈起。因此,旅游研究者应树立范式连续统观,倡导基于相互了解而展开的“范式争鸣”,从多种范式视角出发全方位地发现谜题、破解谜题、建构理论、发展知识,最终推动旅游社会科学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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