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妇女／性别研究作为当今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论对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还是对社会性别制度的重新建构，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其学科性质来讲，它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更是人文科学，综合探讨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和其他传统学科相比，它具有跨学科性、批判性、开放性、建构性等特点。从当前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实际看，在学科命名上概念内涵的不确定，在学科性质界定上顾此失彼的片面性，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一新兴学科向纵深发展。因此，站在中国近十年来妇女／性别研究的基点上，以西方女权主义研究作为基本参照，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进行学科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妇女学；妇女研究；性别学
中图分类号：G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4－0106－04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说明
妇女／性别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中国，如果从1980年代初算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尽管这一学科从无到有，在研究、教学和行动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体而言，由于其“新兴”和“边缘”的学科特点，在中国远未产生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效应。究其原因，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是制约这一学科向纵深发展的主要瓶颈，正如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甄砚《在2008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所指出的：“由于妇女／性别学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复杂特性，所以在传统的学术科层体制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因此，就女性学本身进行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分析范畴、理论框架等的梳理和探讨显得更为必要。”并认为，“完善妇女／性别学科建设，是推动妇女／性别研究纵深发展的关键。”这段话，既是对过去30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全面总结和基本评价，也是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妇女研究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谈到“学科”及其建设，必然有一个“命名”的问题。因为，“姓什名谁”不仅是身份确立的必要前提，而且命名本身就是对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概念体系，以及学科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最为基本的定位。从当前中国妇女／性别研究论著的具体表述看，主要有“妇女研究”、“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妇女学”、“女性学”、“性别学”、“社会性别学”、“妇女／性别学”、“女性／性别学”、“妇女／社会性别学”、“性／别学”等多种不同的提法，同时由于这一词汇的“外来”特性，一些学者为避免分歧干脆在论述中直接使用“women studies”。2000年以后出版的一些概论、导论性质的教材多使用“女性学”，有的使用“社会性别研究”和“性别学”，一些翻译过来的论著多使用“妇女学”，还有一些介绍西方相关领域的专著，书名上虽用了“西方女性学”的字样，但在内文的表述中却有意识地将其替换成了“女性研究”。关于诸种提法的具体含义及其原因，笔者曾在《中国妇女号性别学科的发展演变及本土特征》一文中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在现阶段，笔者倾向使用“妇女／性别研究”一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行文表述的方便，将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两个词汇之间用“／”连接，表示的是并列关系而不是相互包容的关系，仅限于学术探讨的层面，如果作为“课程”或“教材”名称一定要分开使用，不宜连用，否则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二是使用“妇女”而不用“女性”一词，意在强调“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在与男性比较中所处的不利处境，强调研究主体“为了妇女”的政治立场，以及“妇女”作为活动主体在社会变革中的“革命性”作用。三是使用“研究”而不用“学”，主要因为这一正在“建设中”的学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许多核心概念仍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四是使用“性别”而不用“社会性别”，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看来妇女研究中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同等重要；另一方面是将性别作为一种“存在”来看待的，研究中自然包括男女两性在内而不仅仅是女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再一方面由于“／”前面已有“妇女”存在，所以在两性不平等的条件下，研究中对女性的“特殊关照”就成为必然。不可否认，“社会性别”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确实对“父权制”的改造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但其“政治”意味的浓重，使用不当有可能造成对“女人本质”认识的偏差，从而使人们不知道“女人究竟是什么”和“女人究竟需要什么”而迷失女人发展的方向。最后需要说明一点，“妇女／性别研究”这种用“／”连接的表述形式仅是一种“过渡”形态，随着父权制的改造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性别平等文化和制度的逐步建立，“妇女／性别研究”将会被“女性研究”和“男性研究”所取代，研究主体鲜明的“政治立场”会逐渐隐退，代之而起的将是对男女两性作为“社会人”的基本特性的探讨和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建造。在此，人的“自然性别”可忽略不计，社会性别将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它不仅关注社会对女人的塑造是否符合女人的需求，而且关注社会对男人的塑造是否符合男人的需求，并最终在两性坦诚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互补与共赢。以下论述，主要是在上述的意义层面展开的，但在具体的语境中，上述各种词语有时可能会同时并用。
二、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定位
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女性研究等概念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一些“女性学”教材，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内外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综述”和“评述”，虽然各个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或表述，但在“同一性”上大都认为这个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
所谓科学，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按照这一定义，如果把“人”放在认识的中心位置，并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进行“科学”的观照，那么，从“性别”的角度切入，也可从不同的侧面形成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所以，妇女／性别研究就其性质来讲，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更是人文科学。
首先，女性／性别研究是一门自然科学——关注的是“有性人”的自然属性。不可否认，人类的出现不仅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且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性征”的形成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里，主要是指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特征，其关注的重点是男女两性或多性人之间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对此，人们可通过生态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环境学、哲学、医学、性学以及妇产科、男性科等不同学科去研究和认识，进而在对症下药中为两性的“健康与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也正是由于人的自然性别在妇女与性别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许多论述在谈到两性关系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自然人的生理性别(sex)及
其“差异”问题，同时针对差异又衍生出了对女性生理和生殖健康的关注问题。总之，不管“社会”怎样“定义”性别，自然的“性”在分析认识两性关系时的“基础”地位是动摇不了的，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繁衍”和“可持续”的前提，而且是人类生活丰富多彩、绚丽斑斓的基本条件。因此，“有性人”(李小江的提法)作为自然存在的重要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人们只能适应和顺应，而不能强行改变，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即便将来两性的生殖器官在“高科技成果”的作用下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由此带来的必然是人类还能否在地球上“存在”的巨大风险。这也是人们(不只是男人，还有相当多的女人)对激进女权主义试图通过“变性”来改变妇女地位的观点不能苟同乃至极力反对的根本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是绝对的，建立其上的“性别气质”和“性别分工”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存在也有其“必然”与“合理”的一面。但人们在认识“差异”和“必然”的过程中不能将其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潭而遭致后现代主义的强烈批判。另外，从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看，尽管各自在研究内容和方向上都有着不同的侧重，但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女性是什么”的探讨依然不能回避。比如，美国妇女学的研究，尽管“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发展缓慢”，但到1990年代为止，“女权主义已经推动生物学研究采用了新的方法，已经‘开始在妇女健康、生殖技术和环境等领域的政策、资金筹集和技术的发展及运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还可以从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一书中所列举的哈佛大学的性别课程中明显看出，例如，在性别与生命科学之间，就有41个题目，诸如，“生物人类学中的性别问题”，“性、性别与当代医学”，“饮食无序”，“医学伦理”，“法律与生命科学”，“乳腺癌流行病学”，“妇产科的流行病研究”，“生育健康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的母子健康问题”，等等。
其次，妇女／性别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关注的是“有性人”的社会属性。在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研究者不仅将其作为“武器”，用来批判、解构既有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和制度；而且将其作为“方法”，科学勾画或重建现实和未来平等的性别文化和制度；同时将其作为“立场”，以弥补在父权制时代妇女“失声”、“失语”和“缺席”的状况。总结中国近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研究的历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社会性别研究史”，从概念界定到实际运用，从方法到内容，从论著译著出版到课堂教学，“社会性别”都是被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广泛使用／运用／引用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人手，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性别文化和制度进行研究和比较，为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以及政策制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就具体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富，仅就论文发表数量来讲，通过中国知网输入“社会性别”这一“关键词”，从1980—2009近30年间，共搜索出发表论文6810篇。关于研究的具体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不再赘述。
再次，妇女／性别研究是一门人文科学——关注的是“有性人”的本质属性。所谓人文科学，按照一些学者的解释，就是“探讨人的本质、价值体系、精神世界这些人的内在世界的学问”。整体而言，人文科学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技术，而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守护一个精神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在现实的世界里，不管生活在哪个角落的“人”，都能找到真正的“我自己”。所以，妇女／性别研究说到底就是创造一门让世界上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健康而快乐地活着的“学问”。如美国妇女史研究专家玛丽琳，波克塞所说，“妇女学是一个致力于使精神生命和整个人生完整统一的新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妇女研究的目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
妇女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思想，都将被更新、解放和注入活力(前言)。
女权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要结束统治，使我们获得自由，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一切，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热爱正义，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导言)。
女性的解放和发展，也是男性解放和发展的新起点，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女性学就和所有人都有关系(绪论)。
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妇女／性别研究的人文科学属性。具体到妇女／性别研究的人文价值，我们可以通过与其社会科学属性的比较明显看出：社会科学关注的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来改变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包括国家体制和制度，由此带来的结果也必然是双重的。比如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可以利用国家机器的巨大威力自上而下地传达贯彻，乃至“家喻户晓”，但另一方面，受制的因素也相对较多，有时甚至可能顾此失彼，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代价。因此，要调整好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其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可想而知。而人文科学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一个人一旦观念发生改变，世上所有事物看上去都可能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情形。所以我认为，妇女／性别研究不仅是社会科学，更是人文科学，它不仅关注时代前进中的“社会变革”，更关注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要比社会制度的变革容易得多。而妇女研究恰恰就是这样一门学问，即教人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通过改变观念找到真正的“我自己”，进而好好地活着。一般来讲，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讲，结果常常重于过程，而对人文科学研究来讲，过程往往重于结果。
综上，不论把妇女／性别研究作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人文科学，“人类”以及“女人”在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忽视乃至否认女性／性别研究的自然科学性质，唯恐掉进“本质主义”的陷阱而遭致批判。事实上，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难以对“社会性别何以产生”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同样使得妇女研究遭致了来自不同学术层面的质疑。另外，在妇女／性别研究中，由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相似性”，许多研究者都是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合而为一的，甚至将妇女／性别研究的人文科学性消解在了社会科学性之中，致使人们(尤其是男人)对妇女与性别研究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之所以要将三者区分，意义主要在于：从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讲，强调的是两性之间差异的绝对性和平等的相对性，即差异性平等，不能用男性的标准要求女性，也不能用女性的尺度要求男性。在实现男女平等过程中，无视两性“差异”的“男女都一样”是错误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讲，强调的是两性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平等的绝对性，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不能作为社会不公平的理由或借口，女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因为性别而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以往的各种不平等可以通
过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再建构进行改造。从人文科学研究的角度讲，强调的是“人”作为“社会人”的同一性和作为“个体人”的差异性。这里，两性之间在劳动分工和职业角色定位方面的性别界限越来越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个体人”的自由生存和全面发展。这一点，在“以人为本”的现时代，其意义尤为重要。
三、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特点
关于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学科特点，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这一学科和其他传统学科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怎样的方式方法来建设这一学科。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概括，但由于所观照对象和依据标准的不同，其论述也各不相同。如，跨学科性、批判性、开放性、行动性、抽象性、多样性、本土性、借鉴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等，都不同频次地出现在各种论文和著作中。下面就谈谈自己对跨学科性、批判性、开放性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同时提出了“建构性”的问题。
(一)跨学科性
妇女／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之间实现跨越。二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在传统学科的科目／课目之间实现跨越。具体到教学，就是在高等教育的体制内，以学院或系为单位、以课程为依托、以教材为载体，进行学科建设。三是以传统学科为依托，在妇女／性别研究的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实现跨越，同时寻找妇女／性别研究与传统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从而确立妇女／性别研究独立的学科地位。四是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讲，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和不同的视角之间实现跨越，即在国家／地区、种族／民族、性别／年龄、阶级／阶层、宗教／文化等多种不同的身份之间实现转换，在多个不同的视角之间实现跨越。五是从研究的目的／目标讲，在自然人、社会人和本我之间实现跨越，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
不可否认，上述每个层面的纵横“跨度”都是相当大的，对具体的研究者来讲，跨度越大，研究越深入，越全面，结论越接近事实存在的本真，不同学科之间学术边界的化解越“自然”；但同时，跨度越大，难度越大，对研究者个人学术素养和生活积累的要求也越高，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多。否则，难以实现实质性的“跨越”。
再具体些来讲，上述几个层面的“跨越”同时也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其积极意义是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每个研究者和教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兴趣点切入都可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基点，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足点。但从负面影响看，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边界”的限制，又为相互之间的跨越设置了“障碍”，使得不同学科的妇女／性别研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受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学科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批判性
从近十多年妇女／性别研究的成果看，不论从概念上还是理念上，“批判”、“解构”、“颠覆”等词汇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同时与此相近或相应的词汇还有“挑战”、“质疑”、“反思”、“修正”、“改造”等等。其立论的前提不外是：世界历史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统治史，现实中父权制的遗迹仍普遍存在，因此，不揭露、批判以父权制为主导的男性中心文化，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就难以实现。而“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对父权制的改造有着相当大的解释力和批判力，锋芒所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知识生产领域，对所有传统学科“女性主体缺席”的知识体系进行批判；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失语”的现象进行批判；三是在制度建设领域，对执政者的“性别盲视”进行批判；四是在思想启蒙领域，对女性“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的淡薄进行批判；五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将西方文化霸权和男性霸权相提并论，并进行批判。可以肯定，凡此种种的批判所产生的实践效应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尤其是在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行动的强力推动下，人类历史的重新书写已在悄然进行。
但需要注意的是，批判是有限度的，即妇女／性别学科的建设必须以人文科学的研究为基准，真正回答“女人是什么”、“女人需要什么”、“女人为什么活着”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玩弄概念游戏的无谓争论，必然会在东西方之间、男女两性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阶层之间造成冲突与对立，这样，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能否健康而快乐地生活在地球上就必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开放性
妇女／性别研究的开放性和批判性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在两个不同的向度上延伸的。如果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知识体系作为一个既存的事实，并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观照，那么“批判性”强调的是“不利于”女性的、需要扬弃的方面，“开放性”强调的则是“有利于”女性的、值得借鉴的方面。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纵向地对不同历史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进行吸收，并将其思想精华和父权制文化严格区别开来，为妇女／性别研究的深入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二是横向地对不同国度女权主义各种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在“批判”和“本土化”的过程中“拿来”为我所用。三是勇敢面对来自当代教育界和学术界男女两性学人对女权主义的质疑，一方面与自己的对立面开展广泛而深刻的“对话”，“回答批评我们的人提出的问题”，并不时地“对自己提问”(序P5)，另一方面“从别的学科引进或同别的学科合作研究”，充分认识研究中多种声音并存的重要性。四是积极接受来自妇女群体内部不同阶层的挑战，以便用她们在生活、生产、生育、生命过程中的“经验”，充实、完善有关妇女的知识及其体系。
开放性也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开放性”的学术品格和“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活跃了研究气氛，丰富了研究成果，壮大了妇女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对男性思想成果的吸收，在不自觉中有可能被其同化，在女性研究内部关于父权制的争论，有意无意间可能会使女性内部产生分化；再一方面开放的无限度和学科边界的模糊，使得妇女／性别研究难以在当前高等教育的体制内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
(四)建构性
仔细分析，妇女／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批判性和开放性，都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建构”——不只是学科建构，在高校中寻找位置，更主要的是人的性别观念建构，社会性别文化和制度的建构。如，女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为什么不需要?男人能给女人什么，不能给什么?国家对女人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针对“需要”和“能否”，女人、男人、政府当下和将来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行动”?等等，都需要妇女／性别研究的“建构性”做出回答，从而使每个(女)人在日常的行为中有所依从，在社会生活中恰如其分地定位自己的性别角色。
不可否认，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经过近30年的发展，相当一部分的成果已基本走出了“东拼西凑”、“人云亦云”的阶段，本土大量的实证报告和访谈资料已经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辩证地看，上述跨学科性、批判性、开放性本身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建构，即研究者反对什么、倡导什么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立场在“跨”“批”“开”的过程中已经蕴涵其中了。但到底“重建什么”当前在学术界依然有着较大的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基本参照”的不一而引起。一般来讲，在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批判与重建”主要遵循着以下几种基本思路：一是以“自然”作为参照，关注整个人类的“同一性”，即不分国家、民族、性别等都一视同仁；二是以“男人”作为参照，关注整个女人的“同一性”，即将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角或维度来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的“存在”；三是以整体女性中的某一群体，如知识女性、城市女工、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妇女等作为参照，关注不同阶层妇女群体的“差异性”；四是以“人类”的发展作为参照，关注所有“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即以个体人健康自由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不同的参照，会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思路和参照，即便是同一的研究主体针对的是同一的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也会大不相同，甚至相反。所以，在建构的过程中，一定要找准或说明基本“参照”，否则，难以定位，更难以找到真正的“我自己”。
总之，对妇女／性别研究进行学科定位，并把握其学科特性，不论对研究、教学还是行动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责任编辑 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