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是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技活动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非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因此，应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关键词：科学技术；理性；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7－0054－07
作者简介：刘同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1)
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它们在科技活动的作用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科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科技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诸如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科学技术评价、科学技术发展的模式、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等，都与之紧密相关。因此必须正确把握科学技术活动与理性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活动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地、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一、理性：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
在哲学史上，探讨理性范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理性崇拜曾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性完全从无意识的原始水准超拔出来，乃是希腊人的成就”。文艺复兴旨在复兴希腊文化，与此同时也走向了对理性的强调。理性在构建科学技术知识中的强大功能，坚定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信念。启蒙思想家把理性树立为最高权威，理性在审判台充当了最终检查和解答一切问题的标尺，取得了绝对统治的地位。18世纪是理性以自己的结论普遍适用而自居的时代。不仅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在形而上学中建造了高耸入云的理性灵塔，而且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者的理性色彩也十分浓重。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理性因素作为人类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过程中得以展示，它不仅作为人的内在本质为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动物的文明精神，而且发挥其工具功能和价值功能而代表着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
理性范畴是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理解，但作为理性之规定的基本内涵则是相对稳定的。大体来说，理性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指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亦即事物之合乎规律性、合乎必然性；其二是指理论逻辑上的必然性，即人类对事物之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就一般的意义而言，理性是指合客观性与合逻辑性。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当它们在现实的规律性、必然性及其认识的基础上得到肯定的解释时，就被看作是合乎理性的。
凭借理性认识能力，透过变化的经验现象，获得具有合规律性、合必然性的关于最高的本体的知识体系——构成了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主题。尽管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观受到西方的意志主义、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实证主义与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但我们仍然可以为科技活动的理性作辩护：当我们用合客观性与合逻辑性来审视科技活动时，我们发现，科技活动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
首先，科学技术的作用对象和客体均来源于自然，科学技术自然也就具有客观物质性的特征。科学技术活动必然受到作用对象——自然的限定，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合乎客观自然性的一面。任何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过程都不能脱离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自然物，人不是凭空去从事科技活动，而是在客观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前提和基础上来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创造力量。科学技术本身既是人对自然事物的改造力量的表达同时又是事物之物性为人所用的现实性体现，人类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无一不是与自然事物成为一体的。无一不浸透着人对事物的自然属性与本质的了解与尊重。因此，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要合乎物性。仅有主观性存在还不能产生科学技术，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必须与坚实的客观基础相结合才能使科学技术活动得以实现。
其次，科技活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这就决定了科技活动必然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科学技术活动是人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对世界进行认识与改造，从而使世界具有我们所期待的功能。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出现，其目的莫不如此。但如果我们所预想的功能与客观自然规律相冲突，这样的功能就不能实现。因此，人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对自然而言不是任意的，科学技术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技活动必须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科学技术是客观自然规律与客观科学规律的实际应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是在一定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无论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本身还是人类所制造的物体，对于人类的科学技术而言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的科学技术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学技术活动不能达到合乎客观规律的要求，那么，科学技术活动就会失败并遭到惩罚。人类必须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为科学技术活动过程的实现而创设条件。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都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技术活动的性质、方向和发展道路。掌握客观规律，并依据客观规律，科学技术活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其三，科学技术活动建立在对自然的真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是经过精心筹划的。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类活动中理性色彩最强的一个部分，是合乎理性行动的典范。哲学家罗素认为，“科学是依靠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试图首先发现关于世界的各种特殊事实，然后发现把各种事实相互联系起来的规律”。科学技术本身完全由能被分析、计量、检验、控制、批判与改进的可辨识、可证明、可重复的规范程序构成，逻辑一致性是它的最一般的条件。逻辑是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生命线，不符合逻辑也就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知识。这种理性“强调用逻辑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有条理的和有纪律的方法来处理客观事物，它依靠计算、精确和衡量以及系统概念，从这些方面来看，它是和传统的、习惯的那种宗教方式、美学方式和直观方式相对立的”。它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逻辑思维方式，由此，“艺术和手工制品与自然提供的模型之间的旧有关系，因此被转变成一种关于建造的观念，成为关于按照某种想法人为地创造一种自然的观念”。这种合乎理性观念中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态度、价值观念、逻辑规则与程序。新历史主义的科学实在论代表人物达德利·夏皮尔，通过分析科技史上许多科学案例，提出了两种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科学发现的推理模式：结构性推理模式与演化性推理模式，进一步论证科学技术发现是理性的逻辑推理活动。
科学技术的这种合逻辑性，在近代以来是通过它的数学化形式处理来保证的。在某种意义上，数学是科学技术形成和发展的母体与温床。没有数学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性基础。以数学为基础的牛顿力学可以称得上是科学技术数学化的典范和榜样。“牛顿力学
和他以前的力学的本质不同不只在于引入了数学来描述物体的状态，数学对物理学的帮助也不只因为它是一种更方便、更简洁、更清晰、更普遍的语言，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概念。”以这种基本的概念为指导，把物体的力学观念与物体本身联系起来．是牛顿力学为“数”和“形”的相互结合以及为数学向物质技术形态的过渡所作的贡献。牛顿力学的一个巨大功绩是把数学化的科学技术的理性观念带给了整个世界。它使人类开始以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去把握和控制自然，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初步体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卡西尔曾指出：“在近代的开端，知识的理想只是数学与数理自然科学，除了几何学、数学分析、力学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能当得上‘严格的科学’之称。因此，对于哲学来说，文化世界如果是可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话，似乎就必须以清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在近代哲学看来，“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指出，“胡塞尔从这一事实出发：自然的数学化终于确凿的实用知识，即终于‘理想化’的现实的结构。……然而这一理想化结构是使得新实践界‘理想化’的理论和技术”。
当然，科学技术的数学化未必在逻辑上能保证天衣无缝，但是它满足了科学技术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形式上的严格性。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是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学技术通过理性而存在，并随着理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尽管不同时代的科学技术对客观性和逻辑性的理解和要求有所不同。人们要达到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即理性的认识，就必须对客观事物把握有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发展过程，而对事物认识的这种逻辑发展，正是在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基础上达到的。
二、非理性：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
意志哲学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尼采首开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强调非理性因素的本质作用。认为人的意志、欲望构成人的本质，人是根据自己的欲求和意志来认识事物的。叔本华、尼采对非理性的认识带来的震撼并引起的现代心灵的无尽共鸣，标志理性万能时代的终结和情感的黎明时刻的到来。此后的现代哲学也因此更为尖锐地向纯粹理性的合法性提出怀疑。
今天，我们愈加认识到，非理性是在人的意识域内与人的理性既对立又统一的内在的精神因素，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它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但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完全摆脱非理性。科学技术活动常常并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往往表现出非逻辑的运行轨迹，即超越逻辑跳跃式发展和超越逻辑的思维路径。非理性作为一种体悟或预见事物之本质和总体特征的方法，对科学技术活动起着类似催化剂的作用。
第一，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不能缺少直觉、灵感与想象等非逻辑思维。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活动是诉诸理性的，并力求运用理性思维的工具，进行客观的分析、严密的推理和精确的计算。但是，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并不能离开直觉、灵感与想象。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直觉、灵感与想象等体悟的思维方式能使人思想奔放，思路开阔，突破时空限制，激发出创造的火花。爱因斯坦曾对直觉、灵感与想象的作用作了高度评价，他曾认为，直觉、灵感与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他甚至还认为，在物理学的研究中，通往科学理论的普遍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发现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他成名之后在一次演讲中曾经颇有感触地讲道：“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由此他进一步认为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活动纯粹按逻辑规则并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理是很难完成的。当然，直觉、灵感与想象等非逻辑思维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妄想与狂想，而是依托于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第二，科学技术活动极富创造性，创造者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意志、情感与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叔本华指出：“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性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的本质的基地。”尼采指出，知识不是人的最高目标，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必然消解掉人的生命意志，然而正是生命意志才是人的本质，正是超越理性之上的精神才是人性最深刻的表露。爱因斯坦也把科学家应具有的意志、情感、信念称作为“宇宙宗教感情”。他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他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只要他能够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他还认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在科学技术活动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真正理解那样一种感情的力量，从而使他们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们的志向。这充分表明，科学技术活动不仅需要有高度理性的头脑，而且还需要有丰富而高尚的情感、意志与信念世界。有了这样一种意志、情感与信念世界，才会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狂喜的惊奇”，去满怀信心地“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可以说，意志、情感与信念等非理性因素是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和智慧的源泉。
第三，科学技术活动受兴趣的影响。研究者的兴趣无疑是诱发科学技术活动的巨大力量，同时社会、公众(消费者)的兴趣对科学技术活发展也有影响，尤其表现在对科学技术活动的评价与选择上，从而最终影响科学技术活动的实现。科学技术活动从发明到应用中贯穿着一种要或不要的社会判断与抉择，只有通过了选择，科学技术活动才能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现实的科学技术活动。而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选择主要受公众(消费者)对待该科技的兴趣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公众(消费者)对科学技术活动的兴趣、好奇心及其强度等的不同，使之选择会有很大的差异。公众(消费者)的强烈兴趣通常会引导人们去积极推动该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公众(消费者)缺乏兴趣则会对该科技的发展产生干扰与阻力，从而形成对科学技术活动发展的制约作用。比如在当今欧美及日本等国家，人们对核能科技价值虽表现出认识和理解，认为核能科技是解决能源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二战时期所造成的核恐惧心理至今难以消除，形成了对核科技缺乏兴趣，使欧美及日本等国社会公众的反核运动风起云涌，导致了这些国家很难产生发展核能科技的内在驱动力，使核能科技的发展受到延滞。捷克学者弗·布罗日克在《价值与评价》一书中指
出：“兴趣通常是主体对于无法满足的需要的对象进行定向的再现和创造的一种稳定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意图。兴趣的特点是对某一对象的关注性。……兴趣是对所偏爱的客体或活动的一种积极的态度。”社会和公众(消费者)对待新科技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决定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的命运。
三、理论回放：“重建理性”还是“告别理性”?
在科技理性和非理性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理性主义(除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外，还有波普学派以及趋同实在论的科学技术观，都属于类似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以托马斯·库恩、保罗·法伊尔阿本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除了库恩、法伊尔阿本德的观点以外，还有拉康、基尔凯郭尔、萨特、罗蒂、埃伦费尔德等强调的后现代非理性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科学技术理论的角度看，强调科学技术理论概念是由感觉经验的事实构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理论是由基本的经验命题构成的逻辑体系。这样，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合理重建”，科学技术理论只剩下纯粹的“逻辑性”和“客观性”两个特点，而其它因素在认识上都被当作是无意义的。
第二，从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角度看，与归纳主义的方法论相适应强调科技的发展过程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扩大或归并过程，也就是“中国套箱式”的直线累积发展过程。
第三，从科学技术方法的角度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的区别，将方法论仅仅局限于理论的辩护范围内。它的任务在于评价科技研究的成果，为科学技术知识提供基础主义的辩护理论和合理性的理论；强调理论和方法论的区别，把方法看作思维的纯粹形式及最一般的逻辑关系，因此可以不受理论内容的影响，不随理论的变化而改变，可以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一切不同理论，即建构了一个被认为独立于历史的、永恒不变的规范方法论。试图呈明科学技术的方法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及进步性。
逻辑实证主义者以经验证实或确证科技命题的意义，用逻辑规则预设理论形成的方式，方法论变成了狭义的逻辑，即形式主义的系统。然而，这种关于科技合理性的传统模式从根本上抹煞了科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并不适合于科技史绝大多数实际案例。很明显，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是完全忽视或排斥非理性因素及其作用的。
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截然相反，现代哲学家如拉康也以“主人话语”揭露了科技理性的压迫性、专制性；基尔凯郭尔针对黑格尔的普遍主义观点，提出“特殊性高于普遍性”的论断；萨特提出绝对理性吞噬了孤独的个体，人成了“理性的狡计”的玩偶，理性的最大原罪在于败坏人的情感；罗蒂质疑理性主义的统一观念，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无主导性的“后哲学文化”；埃伦费尔德呼吁理性应该加强与情感的合作，反对“人道主义的僭妄”。
以库恩、法伊尔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非理性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一本仅百来页的小册子《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英美的科技哲学界引起轰动，大家的目光转向了库恩的“范式”理论，而且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理论对科技理性的冲击。此时，法伊尔阿本德又以其激烈的言词、善辩的口才、对科学史实的旁征博引，向理性的世袭领地发起攻击。
托马斯·库恩首先指出科学技术无需诉诸于超验的和不变的规范性原则来说明其合理性和进步。就库思的范式论而论，其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范式”不仅仅是指由科学定律、规则、方法所组成的“结构性范式”和包括由人的世界观所构成的“哲学性范式”，而且包括由各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所组成的“社会性范式”。表明科学技术命题所依赖的某些先验的原则、预设均来源于社会历史背景，对这些原则的辩护也将终止于一般历史背景之中。因此，任何时候科学技术所塑造出来的实在图景都是历史地演变的。更重要的是，库恩着眼于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维度来理解科学技术及其进步，并承认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生活以及人类精神活动的其他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蜚声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界的批判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也向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方法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科学技术内部，理性也不可能并且不应当被容许一统天下，它必须常常被废弃或排除，以支持其他因素；如果不频频弃置理性，科学技术就不会有进步；今天构成科学技术之真正基础的思想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存在着偏见、奇想、激情之类的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反对理性，还被允许为所欲为。同时，他还认为：没有任何单一的规则或程序能保证其是科学的、可靠的，唯一可依据的方法论规则那就是“怎么都行”，所以，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科学技术的历史也是非理性的，不可能加以理性重建；哥白尼主义和其他“合理的”观点今天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一切表征发现的前后关系的因素同理性的命令相反对。因此，无论从科学技术理论、科学技术方法，还是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角度看，在法伊尔阿本德看来，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并且告诫人们要“告别理性”。
四、结论：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传统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走向了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其各自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对科学技术作了纯粹“理性的重建”，完全忽视并排斥非理性因素及其作用；而后者则夸大了非理性因素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他们过多地强调了心理和社会等“非理性因素”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否定了科学技术的理性维度。两种科技观的根本缺陷在于：都没有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具体而言，在对待科技活动的理性和非理性关系问题，至少要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应历史、辩证地把握理性和非理性关系问题。正如夏皮尔所指出的，“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任何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科技合理性及其标准也是如此。即使我们从合客观性与合逻辑性等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科技合理性，也应当看到客观性和逻辑性的标准也是随着不同时期的科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传统的理性主义试图为科学技术设定某种超越时代、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方法论规则和合理性标准，因此，片面性是明显的。从更深层次分析，这种僵硬的理性主义实质上同非理性主义是相通的。法伊尔阿本德等人之所以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因为他与在哲学史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理性主义者一样，对理性作了非历史的僵硬的理解。正是由于他将理性理解成“严格确定的法则”，所以，在他看来，既然一切固定的方法论规则和理性标准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那么，剩下来的规则只有一条，那就是从“怎么都不行”到“怎么都行”，非历史、非辩证的理性观既是导致僵硬的理性主义也是走向非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活动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和丰富并展现其本真的现实化与时代特征。
其次，应保持理性与非理性的必要张力。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符合客观性和逻辑性的。法伊尔阿本德从科学技术不可能排除非理性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强调“浑沌”、“投机”、“越轨”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并且认为，非理性因素在发展我们今天视作自然知识的必要部分的那些理论上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无疑夸大了非理性因素。不过，尽管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应当承认，科学技术并不只是包含合客观性与合逻辑性得理性因素，除了理性因素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而且有些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一项创造性的活动与事业，伴随有情感、意志、信念，直觉、灵感、想象以及兴趣等因素。同时，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确还包含着大量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的等各种各样的非理性因素。离开非理性因素及其作用，科学技术就似乎变成了“理性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科学技术发展史也变成了一种空洞的逻辑抽象。总之，科学技术活动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因素，而是科技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在科技活动的作用中既相互联系有相互补充，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
(责任编辑：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