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十二年之久。
“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格局重新整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敏锐地感到，如果不能把握住“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居于有利地位，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
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我被选中。
我担任秘书工作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
一番寒喧，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已使我恢复了平静自然。毛泽东眉宇间透着诚恳，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教英语，好吗?”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言罢，抱了抱拳，无忌地大笑起来。
在我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主席英语一项。我从有关人员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儿入手，尚无头绪。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泽东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
从那天起，我开始给毛泽东当英语老师。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能挤出时间学习，一般是个把小时，有时三四个小时，兴致高时，最多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在出巡的火车、轮船、飞机上，这种学习也不间断。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泽东“飞机上的工作照”，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实际上那并非毛泽东的工作照，而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袖会谈，并参与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泽东还作了多次讲话，并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在整个会议进程中，他都非常紧张繁忙。尽管如此，毛泽东的英语学习却始终未曾中断，每每在天色未明时，他便邀我到他的寝室——原俄国沙皇的寝宫去领读。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在我珍藏的大量毛泽东手迹中，不乏这样的短函：
“林克同志，《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
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的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由于我最初擔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许多他人体会不到的感受。
1953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出将入相，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强烈。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记得一家有影响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
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些人的影响，他力排众议，独到地认为：戴高乐其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都很强烈，不依傍他人，且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1956年7月16日，毛泽东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主席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读书
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
毛泽东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经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甚至满床的书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永无止境。
毛泽东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但如果认为主席读书的范围仅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这些对人文学者来说感到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一次，毛泽东问我：“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我，却被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
此时毛泽东掰着指头，把十余种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
对这类书，主席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反复咀嚼琢磨，因此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世间事物感知的超人悟性。
最基本粒子应当称为“毛粒子”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经常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和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泽东1955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这篇文章，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来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当时北京正在举行一个科学讨论会，《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作者坂田昌一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接见与会者时，告诉坂田昌一曾拜读过他的大作。这使得坂田昌一十分惊异和喜悦。于光远还把毛泽东1955年有关基本粒子的见解，讲给坂田昌一听，这更引起了他的兴趣。坂田昌一回日本后，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毛泽东的见解。
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毛泽东从物理学家那里接受的，可反过来又用它影响着物理学家们，使他们站在了这方面研究的前沿。
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接着，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具体意见。它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哲学巨人深邃见解的由衷钦敬。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印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1958年10月23日，他有感而发，对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至今言犹在耳。他对我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