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经济学假说困境和实践呼声的双重压力下，走向了情境分析，争论的各方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学假说的可能路径，与此同时，实验方法在经济学假说理论检验的有益尝试，也为情境分析提供了现实的诠释和验证。
关键词：实验方法；情境分析；经济学假说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3－0015－05
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凡勃伦(T.Veblen)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的文章。88年后，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A.S.E-ichner)在《美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艾克纳的论文再次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科学性”问题的持续而激烈的争论。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的核心围绕经济学假说检验的困难，其旷日持久的争论到波普尔的情境逻辑时呈现出一致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进行实验方法的尝试，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与法学教授维尔农·史密斯的研究中获得成功。通过对这些核心问题的探讨，我们会发现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成功运用应该为这场方法论争论的结果作了一个现实的诠释和验证。
一、情境分析：经济学假说检验的可能路径
由于经济学遭遇检验困境，经济学家试图解决问题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的《经济学方法论》把科学哲学中的观点尤其是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以此来分析经济理论的真伪，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现在看来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确实是一太强的药。似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时代已然成为过去。但这场论争的意义远不止这些，我认为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在激烈的争论进程中，各方都关注到了波普尔后期的工作，即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视，尤其是波普尔的情境逻辑理论。希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构一条贯通的桥梁。这种诉求正好契合了经济学走向科学性的方法进路。布劳格就是对波普尔的这一诉求产生共鸣而成为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的。即使反驳过证伪主义的考德威尔、博兰和汉兹也都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情有独钟，同时波普尔的逻辑论证的严密以及深邃的分析对经济学方法论也是颇具吸引力的，而且。波普尔本人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博兰、考德威尔和汉兹等人的情境分析还是根据波普尔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N，Kocrtge)的模型化概括在经济学中加以应用，汉兹则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一系列细则。
波普尔明确的“情境逻辑”概念fsituational logic)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提出，并认为这是在经济学方法的逻辑研究中产生了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成果。在承认情境分析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要利用各种法则。但法则是前提条件，要把关注的中心放在把握初始条件，即关注原因上，并以此说明应该引发的事件，即结果。他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换言之，对情境进行非常充分的分析，以致最初似乎属于心理学的因素(例如愿望、动机、记忆与联想)被转化为情境的因素。带有特定愿望的人因此成为可以用他追求特定客观目标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具有特定记忆或联想的人成为可用他客观地拥有特定理论或者特定信息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
波普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允许我们在客观意义上理解种种行动。也就是如果我们被置于当事人的情境(包括目标与知识)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波普尔对情境分析的应用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情境分析“可以拥有相当大的真理含量，它们可以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十分接近真理，甚至比其他可检验的说明更接近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接近真理的逻辑概念对于使用情境分析方法的社会科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要强调的是，情境分析是理性的，在经验上是可批评的，并且是能够加以改进的。
但波普尔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进一步的工作大多是由他的学生们来进行的。他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提供了一个更为模型化的重述，内容简述如下：(1)描述环境：当事人A(Agent)处于c类环境中；(2)分析环境：在c类环境中，合适的作法是x；(3)理性原则行为：当事人总是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采取合理的行动；(4)解释(推论)：当事人A采取行为X。
更广泛一点的描述如下：
(1)描述问题的环境：A认为自己处于问题环境的c类中：(2)偏好法则：在所有的问题环境中，A总是使用评估原则R；(3)分析环境：使用原则R来评估c的结果是x；(4)描述当事人的能力：A在运用R处理c类问题时没有犯错误：(5)理性的评估原则：所有的当事人都能用理性态度来评估他们的环境；(6)解释(推论)1：A总结道：x是理性的结果；(7)理性原则：人们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理性评估的结果来行为：(8)解释(推论)2：A采取了行为X。
汉兹等人将诺雷塔·克尔特泽的模型具体到经济分析中，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如下细则：
首先，经济学家列举当事人的情境，通常包括偏好和／或技术性和相关的局限性(价格、收入，限制因素等)。在情境描述中包含了一些“动因”(motivatjng)的考虑(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
第二步是推理当事人在给定情境下的合适的行为(多买、少买，增产还是减产等)，该步骤即是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特定“情境”中“合适”行为的公式化推理(通常是数学化的)；
最后，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和观察行为，这种理性原则是灵活的，可把情境分析和已被解释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纯理论”，那么以后的一步就可以省略，并且“理论的结果”是技术性的推理步骤Ⅱ从第1步中的假设情境中推理出来的，比较这些资料的结果是简单地运用从Ⅰ到Ⅱ的两次推理，在两次推理中情境Ⅰ的元素会有少量变化。对于集合的情况，比如均衡价格，在克尔特泽简单模型上再加上两步就可以解释Ⅴ和Ⅵ。
第Ⅴ步附加的是关于一个群A=(A1，A2，……An)的大量影响因素的分析，他们每一个做一件合适的事情。x=(x1，x2，……xn)，在第V中这种分析含有以下形式：如所有AiS作xi，那么，这个集合的结果将是Y。
第Ⅵ是一个集合的解释，因此有Y。这就是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情景逻辑到经济学方法论学家的情景分析的理论架构。
二、实验方法：经济学假说检验的现实尝试
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实验方法的经济学应用曾长期受到排斥和质疑，但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已表明了实验方法的贡献。伽俐略由于实验方法的成功运用，被人们称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更重要的是实验方法使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伽俐略用实验方法推翻了统治人们观念近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从而为人类的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实验室，自然科学也因借助于实验获得了坚实基础而被人们所认同，稳步地获得了科学的地位。因为对理论而言，其有效性如何，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与实验方法的这种密切关联，所以，尽管对经济学中使用实验方法这一呼声的反应质疑大于赞同，但实验方法还是不断地向经济学挺进。
早期内维尔·凯恩斯就已洞察到实验之于经济学的关键困难，他认为，实验可以帮助确立财富生产的简明规律。例如，那些有关劳动效率依赖的环境。以及可以增加这种效率的方法。因此，在实验的帮助下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调查研究依赖工人熟练技能的专业化的效果，并因而能更好地评估分工的经济结果，报酬递减规律也能由实验检验。但这些问题只是处于经济学的门口，因为，南实验决定的一些规律可以称为其他科学对经济学的贡献，而不是经济学获得的结论。关于分配与交换问题及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产生的经济影响，有效实验的可能性是很成问题的。现象绝大部分并不是能随意操作的，并且即使当某种实验是可能时，我们控制和改变伴随环境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验也不能随意重复。可以说，凯恩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确切地说，内维尔·凯恩斯的这一观点即使在实验方法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的今天，也不乏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曾对经济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的艾克纳也曾指出，因为在任何既定的情形下，还是有很多因素会起作用，这些因素多得以至于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是完全不可能。即使可以列举出大量的影响集团的因素，经济学也不能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任何科学的标志是它的理论在实际中是有效的。而不是能否进行有控制的实验，还有其它很多方法，如统计和历史分析，能使一种理论是实际有效的。在这方面，适用于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标准不应是在物理和化学中广泛使用的方法，而应当是在气象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使用的方法。乃至20世纪80年代，萨缪尔森仍然指出：“经济领域是极其复杂的，……。在这种环境下探讨经济规律，一种可能方式是借助于控制下的实验。……，经济学者在检验经济规律时没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们不能从事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控制下的实验，因为他们不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他们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一般只能限于以观察为主。”这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二版(原文1986年出版)中指出的，后来他在十四版(原文1992年出版)中修正了这一观点，但分析了实验方法的困难，肯定了20年来对实验方法进行的有效的尝试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而在十六版中他又去掉了这段讨论。
当然，这与经济理论检验困境是息息相关的。经济学一方面遭到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又陷入经济理论的检验困境之中，在这种双重煎熬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数学形式主义也颇感不满，特别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阿罗和德布鲁用优美的数学方程搭建了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之后。有人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基本结束了。但这种理论大厦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方法来检验这个事实，仍使经济家们无法释怀，一定意义上是给经济学检验问题的研究雪上加霜。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其他方法的成功使用，但就捍卫经济学的科学性而言，总是有些缺乏说服力，而这些问题在自然科学中都由于成功地使用了实验方法而得以解决。所以，试探地使用实验方法来摆脱经济学的现状，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充满诱惑力的。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开始寻找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的可能途径。而心理学已成功地由冯特引进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心理学，鉴于心理学与经济学都要面对人，这种重要的重合区域的实证分析及心理学对实验方法的成功运用，不能不对经济学有所启发和鼓舞。事实上，史密斯确实就这两门学科做过比较。实验方法的使用对于探讨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维度，即使按照一般科学所遵循的规律，理论和可控环境下的观察之间的反馈路径：新理论要求实验的检验，同时发现一些新现象。二者并进，从而提出新理论，这是自然科学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学所需要的。就这样，实验方法在不很平坦的道路上蹒跚地走进了经济学。
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E.H.Chambedin)发表《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史上一本重要著作，张伯伦第一次用实验分析市场行为。即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验证理论，标志了实验经济学的初创。1951年莫斯特勒(MosteUer)和诺杰(Nogee)用实验研究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研究个人偏好(选择)的实验，但对这一方法做出奠基性工作的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与法学教授维尔农·史密斯(Vernon.L.Smith)。史密斯是第一个阐述实验经济学重要性并明确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人，他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因上张伯伦的课而深受启发，史密斯认为如果想证明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就应该做更多的事来证明。他认为应当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进行交易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竞争性市场的话，交易所肯定算一个。随后他又仔细研究了交易如何进行的全部细节，第二年，他在自己的课堂上做了第一个实验，后来被称为双向口头竞价(double oral auction)。就在这样简单的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竞争性均衡状态。他又重复了这个实验，最后仍得到同样的结果：实验交易的结果竟与理论均衡价格非常趋近。这显然与正统理论不相符，当时——以及直到现在，比如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所讲的一般均衡状态，必须要具备苛刻的条件：具有数量足够多(最好是无数)的市场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具备全部信息。通过不断地交易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在这个实验中，有数的学生们在并不具备掌握完备信息的条件下，居然也实现了均衡。如果按正统理论的观点来理解这是不可能的。随后史密斯等人又进行了上千次实验，以进一步确证这种与理论预期的趋近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但实验仍旧继续证实着最初的结论。由此，史密斯判断，即使市场参与者只有有限的信息，即只掌握关于他本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环境的信息”；即使参与者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实验对象也能够迅速创造出一
个竞争性均衡。
这个结论对于新古典正统经济学来说无异于是一种颠覆。史密斯评论说，正统理论中的均衡状态是一种无摩擦的状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理论所要求的条件与实践如此的不一致，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的一致。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科斯给正统的学院经济学起的外号：黑板经济学。事实上，当史密斯在不断地进行实验的时候，很多人仍持怀疑的态度。史密斯于1956年做第一个实验，直到1962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可见是他经过多次实验之后，才很慎重地提出这些结论的。同时，史密斯通过系统地探讨实验的目的和作用、使用实验方法的原则以及使用实验方法的成果等方面来给实验方法以准确定位。史密斯由于对实验经济学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他的贡献在于将实验室的实验确立为经济学经验分析，尤其是研究可选择性市场制度时的一项工具。概括地讲就是：用实验来解释市场是如何自发地形成的。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们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会产生较好的福利结果(在某种理想情况下，甚至能实现福利最大化)，那么史密斯的任务就是发展种种实验技术，用以弥补自古典经济学以来对现场观察的经验解释的不足，在实际中对理论加以补充。
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研究概括地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实验操作涉及的因素，包括样本的选择、激励动机设定的可信度及真实性等，但样本是否是典型的和随机的，作为激励因子的物质或货币能否真正与实际相符的这些问题，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其次，对实验环境与实际环境关系的把握涉及到如何对实验环境进行“模拟”问题。对此，史密斯是有严格要求的。他制定了五条原则加以约束，后来。宾莫又把实验的条件严格化为三个准则。但卢默斯(G.Looms)指出，以往的认识中存在着一个误区。容易把人的思想活动模型化，以为在足够“清洁”的实验情境中通过设计问卷就能揭示并驾驭人类社会和经济行为的普遍规律。但事实上，实际经济学发展的关键不在于重新设计已存在的实验以达到更严密的控制实验。更重要的是设计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实验，以及开发出能观察人们不确定价值观与他们生活的实际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验技术。这种实验技术必须能够跟踪人们如何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经验的启发下修正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经济现实有效认识的效果：再次，实验的重复性与结论的可靠性分析；最后，“偏好逆转”该如何解释。利希腾斯坦(Lichtenstein)和斯洛维克(Slovic)在有关彩票的研究中指出，在决策过程和定价中主体处理信息方式各不相同，即体现评价与选择之间不一致，从而出现偏好逆转。这是对实验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之中所涉及到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三、从情境到实验室：经济学假说检验从理论走向现实的路径
史密斯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主要是为了克服传统经济理论面对检验时所遭遇的两个困境。其一是在自然条件下无法使经济过程重复出现，即人们对于“历史不可重现”的质疑；另一个困境是经济数据的复杂性。由于在自然条件下获得的是整体数据。这些经验数据既包含特定理论假说的环境因素，又包含众多干扰因素导致的结论，由于无法进行分类研究。也就无法确定确切的因与果。单就这两方面来看。实验方法无疑可以成为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层面也是由于这两个方面而定位经济学检验的困难，并在争论的理论困惑和实践呼声逼迫下走向了情境分析，希望为经济学寻求可以摆脱困境，从“黑板”走向现实的桥梁。同时，在实验室环境或情境下足可以保证经济运行的过程重复出现，人为控制又可以剔除一些无关因素，从而简化与纯化研究对象，保留与研究目的相关的要素及环境，以便于我们在相对纯粹的环境中寻求因果联系及内在关联。这里的实验环境或情境无疑是情境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以后，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经济学假设的理解，并且还对假设做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在自然条件下由于条件众多，很难准确把握具体情境下的每一个条件，但当人们处于实验环境或情境之中时，相对来说获得具体的信息会更容易些。另外，传统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前提条件的，而现代经济学讨论更多的是“理性人”，而实验方法的引入。可以方便人们研究“现实人”。因为在实验室中，可以模仿实际的人类行为。这对于经济学总是受到远离现实的责难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应，也可以看出与方法论争论中的情境分析不谋而合。
在史密斯发表的第一篇实验经济学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之中，史密斯为在经济学中使用实验方法的根据进行了论证。在历史上，经济学曾被假设为一种非实验性科学，因为经济学不像化学和生物学，倒是更像天文学和气象学。关于经济学定律与科学定律在刻画精确性的程度上的区别，马歇尔也曾有过类似观点，但史密斯比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学科之间的相互依托和资料收集的可信度方面对经济学与天文学进行了区分：一是天文学可以汲取经典力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全部理论，这些理论是在实验室中产生并得到证实的，而经济学当时却不存在像天文学那样可以汲取的一组参照系。因此在进行分析有关人的行为时缺乏可靠的基础；二是在资料的搜集上，天文学是由职业天文学家为了科学目的而努力搜集的，但经济学的大部分数据是由政府或私人机构为了非科学的目的搜集的资料。通过这样的比较，史密斯得到解决途径上的启示：首先我们有必要为经济学寻找一门可靠的基础学科。史密斯认为经济学与认知心理学在以下核心假说上是相同的：(1)社会或经济中的理性结构直接来自个人决策者的个体理性；(2)个体理性是一个自省的认知人类心理可以模型化为一个总的目标问题的解决机制，从而将心理学的观点引入经济学，这是在经济学与天文学的比较后获得启发的回应。事实上，史密斯希望以心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参照系。其次，我们可以暂时抛开原来的搜集资料环节，以其他途径得到数据，以保证数据更为客观、实际，从而避免数据存在质量问题，使推理和分析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样，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另外，在实验室中经济学家又发现和验证了一些理论，比如制度对主体的影响等，这也是史密斯的新发现。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实验方法并不意味着对原有方法的抛弃，而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拓展，因而实验方法实现了行为规范从模型拓展到模拟，进一步拉近了与现实的距离，并为经济分析找到了另外的特定空间或情境：实验室。经济学使用实验方法似乎可以为摆脱原来遭遇的困境寻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这样，在自然科学中作为实验方法强项的两点，在经济学中则有必要结合其特殊性进行重新审视。
实验方法优于观察方法的根源在于使用实验方法可以使研究对象处于人为控制之下。但是社会科学或者经
济学中的研究对象是主体人，同时主体人会对实验的约束有所反应，加人人为控制的一些条件之后，情境已然由于“控制”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已经违背了实验的初衷，比如出现偏好逆转。认知心理学对此也有重要发现，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都依赖于一定的相互作用的情境，因此，有效的实验是要创造与经济主体的活动相类似的情境。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极力想消除这种干扰。关于这一点，汉兹也已注意到了。汉兹指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大量的初始条件和极其简化的假设，而一些限制条件可能事实上是错误的，例如生产函数的微分和商品的无限可分性，逻辑上是可以的，但事实却是不可能的，例如消费选择理论中的完全性假定，而这大部分的限制条件导致了进行受控实验时情境的缺失，以至于最终给检验造成极大困难。同时，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反馈效应，这在物理学中是不存在的。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可能会改变实验的初始条件，比如，进行货币供应和价格水平的关系的实验可能会改变预期的方式，这些初始条件(真正的“初始”)在实验以后，就是不真实的了，杰文斯的价值论也是因其假定的前提条件脱离实际而流于空谈，商品和欲望的无限可分割性对单个人来说是极不现实，完全的毫无阻碍的自由竞争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还有，效用在不同个人之间比较的可能性是大成问题的。因此，谈论交换双方在所交换物品上所感受到的边际效用的比较和相等也是靠不住的。
前述实验方法的另一优势是可以重现实验情境，使经济数据能多次测量以保证准确性，但库西的实验却表明，重复性实验并不能代表现实生活。在一连串的重复行为后，研究对象的行为特征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重复的好处仅在于使我们确定最初的实验是否源于信息或经验的不足。同时还存在着“知识跨场合应用”是否存在可能性的问题。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即使明确告知实验参与者，即将开始的下一个实验与做过的上一个实验相关。他们从上一个实验中学到的知识也是有限和不明确的。卡吉文(Kagel)、莱文(Levin)的拍卖实验表明，实验对象不能将第一个场合中学到的减少损失的经验合理地运用到哪怕有微小变化的第二个场合去，但就博弈论的研究和逻辑分析来看，人又是不断地处于学习的过程之中的。卢恩斯坦(Eewenstein)认为，实验必须与原来精心设计的环境条件相吻合，以便于参与者能在一个固定的场合通过试错法来改进自己的行动；卡拉曼——特法斯基学派试图说服人们当置身于一个具有大量的反馈机制的情境中时可以学会采取最优选择的观点不要感到惊讶：特法斯基经常列举在经济学实验中通过心理暗示进行自主学习的证据，表明研究对象可以学会采纳一个实验者决定强加给他们的任何行为；但宾莫的研究表明提供给研究对象的反馈环境即使可以更丰富，但与实际经济中起作用的学习环境相比，仍然是缺乏足够的信息，比如说并没有告知我们和研究对象有关的其他人在与他们相同的情况下所使用的策略等。
从以上的研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可以通过经历多次学习而有所长进，但这种学习的过程又是不确定的，不断学习是肯定的。但这个过程有快有慢，到底如何来鉴别参与者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所收获以及真正收获了多少呢?这在量上很难确定。另外，对实验主体的要求，即样本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争议。由于实验参与者的信息对实验结果有决定的影响。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来设计，或者由不同实验参与者来执行，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即便是同样的设计与实验参与者，在经历了多次实验以后，实验结果也会由于实验参与者的信息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又回到了前面关于实验结论因“人为控制”而发生改变这个问题上来。
如此看来。本来是实验方法的优势的方面。通过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成了棘手的问题，因此，尽管从理论上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即情境分析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验情境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但是其中有很多概念和实践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无论如何，情境分析与实验方法的不谋而和，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路径。一定意义上说，实验方法是对理论的回应，进一步的是对情境分析理论的现实展示。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