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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时期，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与主张守成的司马光围绕财富这个话题展开过一次辩论，辩论的焦点在於国家和人民如何占有和分配财富。原文如下：
介甫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
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
王安石认为国家不富足的原因在於没有找到善於理财的人，如果能任用一个善於理财的人，那麽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可以使国库充裕；司马光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天下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不藏在民间就藏在公家，不从百姓手中索取，国家就不可能富足。两人争论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用今天的话说，两人争论的不过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司马光从分配的角度说，擅长理财的人不过是善於克扣百姓创造的财富，如果从百姓手中攫取的多了，那麽就会造成百姓的流离失所，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王安石则从生产的角度说，只要锐意改革，变法图强，扩大生产，做大蛋糕，那麽不必与民争利也可以富国强兵。从静止的观点来看，财富总量确是固定的，不在官则在民；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们可以通过改革，通过提高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不剥夺百姓福利的前提下，同样可以使国家富足起来。这一点，是许多墨守陈规者所未曾想到的。
是让利於民还是与民争利，这个问题到了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仅以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超市为例。有位经济学者称，香港是整个中国唯一没有大超市的地方，没有家乐福，没有沃尔玛。开始我还不相信，不久前到香港开会，闲时上街遛弯，果真没有发现这些大超市的踪影。相反，鳞次栉比的小商店随处可见。由於这些小超市税费少，所以商品零售价特低，称得上价廉物美；又由於它们邻近社区，所以购物极为方便。
於是反过来想，为什麽大超市在内地可以疯狂扩张、长驱直入？人们经常讲规模经营可以降低成本，所以大超市具有小商店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大超市在提供给我们琳琅满目的商品之外，是否也带来了价格的垄断？这种价格垄断一旦形成，谁能够调控它们？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很多大超市，都发生了以次充好、价格居高不下的案例，最後的冤大头只能是消费者。
大超市、小商店、消费者，构成了一条有意思的消费链。具体到一个社区，是引入大超市合算还是保留小商店合算，这不能不做一番考量。考量的出发点是什麽？当然是消费者。消费者得实惠最多的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
可是，在很多领域，与民争利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城市郊区，乱占农民耕地，建起了仅供少数人娱乐的高尔夫球场；在闹市区，强拆居民房屋，只予以极低的价格补偿，建起高档公寓楼後，却以极高的价格获利。
我们也注意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绝大多数企业的终极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有不少高品质的企业在利润之外，更注重义，注重慈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於利。"人群中有君子、小人之别，企业中也有君子、小人之分。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世纪金源集团，在昆明、贵阳、重庆、合肥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发挥着"稳压器"的平衡作用。它总是选择一些偏僻或地质条件较差的地段进行开发，由於地皮相对便宜，建起的房子物美价廉，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这样的地段，中小房地产公司没有财力开发，大品牌的公司不屑于开发，可是世纪金源集团却专挑这样的硬骨头啃，既解决了政府的後顾之忧，又解决了百姓买房难的问题，可谓一举多得。看来，在平抑房价这样的棘手问题上面，也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是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涨价，从中获取暴利，还是想方设法引入竞争机制，打压房价，不同的执政理念，就会产生不同的市场效应。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用。国富民穷、贫富悬殊，都与我们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只有还惠於民，让最大多数的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符合改革开放的初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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