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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与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研究

时间:2022-12-10 08:15:07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外部性的产生将带来资源配置的非效率。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方面,遗产的功能使遗产保护具有正的外部性,另一方面,遗产的特性使遗产过度开发具有负的外部性。因此,遗产开发保护应将外部性内部化,应在保护其独特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这样,既保证了当代人代内公平,又满足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际公平。

关键词:外部性;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234-02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的经济活动对没有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1]。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该主体的经济活动给另外主体带来了收益,而自己无法得到补偿。负外部性则恰恰相反。外部性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 年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在该书中,庇古认为,外部性的实质是边际个人成本(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收益)不一致所造成的。边际个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会带来负的外部性,边际个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则会带来正的外部性。布坎南的定义则更为简练,他认为,外部性就是指某个人的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了别人的行为[2]。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社会产量会偏离最优产量,最终会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效率标准。据此,为了避免外部性,庇古提出对自然资源开发、环境污染等外部性较强的行为,政府应进行干涉:对负外部性行为征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对正外部性行为进行补贴,以提高其产量。

自然文化遗产是指在自然演进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的一些古迹、古建筑、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1985年,我国加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公约》, 承认遗产的独特价值,并承诺将为全人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遗产资源。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遗产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成为众多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遗产的开发保护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方面,遗产作为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其可持续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不仅对遗产当地人有益,还对全体社会公民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遗产的过度开发则会破坏遗产资源,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不仅会损害遗产当地人的利益,还将对全社会造成损失。实践中,我国遗产旅游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遗产过度开发、破坏开发等现象。有观点认为,遗产资源具有独特性、不可再生性,为了避免遗产开发带来的负外部性,政府应该加强遗产的保护工作,保证遗产的正外部性。在政府财政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应停止遗产的开发,为全社会保存好珍贵的遗产资源。

二、自然文化遗产的特性

1.独特性

遗产的形成,是由于地球千百万年的地质运动及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文明的积淀,因此,其分布具有一种天然的分散性,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如西北的大漠、江浙的水乡、西藏的雪山等。因此,这些遗产资源作为地理标志,具有明显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处遗产资源,正是遗产资源的独特性使其对旅游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使他们宁愿跋涉千山万水来景区参观游览。

2.不可再生性

遗产的不可再生性,主要是指遗产一旦遭到破坏,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换言之,遗产是无法通过人类的技术手段或方法加以恢复的。这一点是从遗产的概念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因为遗产是在非人力干预的条件下形成的,所以任何企图以人力恢复已遭破坏的遗产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行的。例如,现在我国各地建造的各种仿古建筑,虽然在形式上与已毁坏的原物相似,但其蕴涵的“特殊价值”已不复存在。

3.自然文化遗产的功能

(1)教育功能

遗产既具有悠久的历史感,又具有与广泛事物的丰富联系;既具有外形的可视性,又具有内涵的可感知性。这些特点使遗产成为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综合体,其中很多成为文化符号或民族的精神象征。因此,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教育资源。遗产教育包含两个层面,即知识层面与精神层面。遗产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它与书本教育不同,是一种实物教育;它与一般单一定向的教育不同,是一种综合教育。遗产教育的领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它的服务对象涵盖整个社会,包括各种职业背景、知识水平、年龄层次。它实施教育的方式是观赏性的,既可与愉悦的休闲活动相结合,也可与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性活动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政府,均将教育列为对遗产的基本功能需求。

(2)政治功能

遗产的政治功能是遗产教育功能的一个延伸结果。由于遗产凝聚着与其所在地区、社会和族群的历史、自然环境、精神联系,因此,它既可代表一种社会规范的传承,又可代表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延续的合法性。遗产能激发人们的乡土意识、家国意识,一些被视为“圣山”、“圣地”的遗产,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符号或文化政治符号。国际上,不仅将遗产视为一个社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同时,也从政治上视为“国家象征”和“民族象征”。历史上在国家的分裂与统一中,遗产的政治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欧盟在处理自身的经济政治整合和过渡时,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南—北差距、全球环境变化等一系列不确定性的挑战时,深刻意识到,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不仅需要首脑会议,需要共同条约和法律,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欧洲公众共同的情感基础。这一情感基础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欧洲遗产的再认识。这就需要对欧洲遗产所蕴涵的意义进行重新诠释,以“地方身份”代替“国家身份”,建设与新欧洲相适应的“新遗产”,重绘欧洲大陆新的人文精神地图,从而实现欧洲的统一与联合[3]。

(3)经济功能

所谓遗产的经济功能,并不是指为了遗产的保护而开拓新的资金来源,而是指利用遗产向全社会提供各种文化消费服务。这不仅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更好地履行遗产保护历史使命,同时还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遗产经济功能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一词包含着商业和赢利性质,这一提法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但随着人们对遗产教育功能与政治功能的认识,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以遗产展示为中心内容的遗产经济功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遗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独特的经济资产已毫无争议。当代遗产开发经营的核心内容便是以遗产为目的地的“遗产旅游”。

三、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辨析

由遗产的特性及功能可知遗产资源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即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便面临着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具体到遗产资源也就是:开发不开发?如何开发?为谁开发?

1.开不开发

遗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们面临着单纯保护和在保护中开发两种行为选择。有观点将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截然分开,将“开发”与“利用”排除在“保护”之外,从而引发“保护与开发相对立”的潜意识。我们认为这样的“保护”观念是不全面的,遗产应在保护其独特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一方面,遗产资源的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告诉我们遗产需要开发,开发的核心是以遗产展示为主要内容的遗产旅游;另一方面,遗产本身的稀缺性也要求遗产资源应配置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遗产展示将满足全社会更多人对遗产价值的需求。因此,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是辩证统一的,不应使两者对立,彼此取代,而应努力协调,相互促进,要做到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助开发,两者形成良性互动,使我国遗产开发保护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如何开发

遗产的独特性与不可再生性决定了遗产开发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解决负外部性的根本途径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由开发主体自己承担遗产开发带来的外部社会成本,促使其将遗产开发置于合理的范围。普通物品的收益公式是B=PC+M,而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它的收益公式则是B=SC+M,SC=PC+EC,其中,B是收益,SC是社会成本,PC是开发主体个人成本,EC是外部成本,M是利润。实践中遗产破坏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于忽视了开发过程中造成的BC外部成本,既负的外部性,只考虑了开发主体的个人成本PC,从而使遗产过度开发。因此,实践中遗产开发应在计算PC个人成本的同时,还应计算外部成本EC,将遗产开发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如此才能保证遗产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为谁开发

遗产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开发的目标不仅要满足遗产所在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满足全社会及全人类对遗产特殊价值所造成的正外部性的需求。因此,遗产开发不能具有盲目性与片面性,要站在全社会、全人类的高度指导遗产开发。另外,遗产开发在满足我们当代人代内公平的基础上,还要满足当代人与后代人代际公平的需要。遗产作为自然与人类历史文明的积淀,当代人也是从前辈人手中继承过来,因此,我们更有义务将遗产所蕴涵的特殊价值传递到后代人手中。遗产在人类社会中的不断传承与沿袭,才是遗产可持续开发的真谛。

参考文献:

[1] 黄亚钧.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4-345.

[2] 罗必良.外部性的几个问题[J].学术研究,1994,(4):69-72.

[3]徐嵩龄.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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