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新园是享誉世界的陶瓷考古学家，2013年11月4日不幸因病逝世。本文介绍了刘新园先生的生平事迹，他的性格、爱好，他对学术的态度和治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对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 刘新园； 陶瓷考古学家； 生平； 事迹
一
2013年10月26日，我在杭州参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途听说刘新园先生病况不好，未等会议开幕便匆匆赶往上海看望刘先生。刘先生是在景德镇因患急性胰腺炎送到上海治疗的，由于病情严重，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重症监护室。医院的管理制度极严，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下午才得以见到刘先生。当我悄声进入病房走近刘先生时，只见他浑身插满七、八根管子，人虽然比平时瘦了些，显得比较衰弱，但神情却很淡然。他示意我帮他扶着肩膀向上坐，以便半躺半坐着看着我。他先向我伸出一根指头，接着又伸出一根指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俯下身子，耳朵贴近他的嘴边，他细声对我说“十多天没进一滴水，没吃一粒米”尔后又指指自己的脑袋说“人都快崩溃了！”刘先生是个意志力极为顽强的人，不是十分痛苦，他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他长时间没有喝水，舌头有些僵硬，说话显得很吃力，口齿有些不清，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尽量不说话，心想只要他尽快好起来，以后有的是时间聊。
当天晚上我又去医院看他，刘先生的精神似乎好些，跟我交代了一些事情。他还是关心着他的品陶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雅称），品陶斋是他一手创立，品陶斋就像是他的家，品陶斋的同事就是他的家人。最后他握着我的手不舍地催促我：“你回去吧，等我病重了再来看我。”想不到这句话竟是他对我的最后遗言。
刘先生这次来景德镇，主要是为湖田窑出书撰写序言而来的，发病的前一天中午，他和我们小聚，大伙围拢他坐在一起，刘先生很自然地侃侃而谈起他一直关心的湖田窑。这一次他很精要地对湖田窑历史、工艺成就、文化与学术影响进行了总结，短短几分钟的谈话，大伙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对他的谈话进行了录音。万万没有想到，刘先生的这次谈话竟成为他最后的一次学术发言。
刘先生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湖田窑的研究，他最早的研究湖田窑的论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一发表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陶瓷考古研究领域经典之作。尔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高岭土史考》，《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元代窑事小考（一）》，等等，这些论文都成为我国陶瓷考古研究领域中的划时代著作。不可思议的是，刘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的学术活动竟终止于湖田窑，这是一种巧合、偶然，还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呢？
刘先生10月12日来景德镇，17日发病去上海治疗，11月4日便匆匆地离我们而去。他走的似乎很潇洒，这使我想起徐志摩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刘先生走的似乎很轻松而洒脱，他不像是和我们永别，倒像是一次远行，我们感觉着他行走在洒满灿烂阳光的路上，时时停下脚步，回眸远望他热爱的景德镇，他洒下过汗水的湖田窑，他多么希望在他辛勤耕耘过的园地里绽放出许多绚丽的花朵啊！
二
为了缅怀刘先生，我所同仁搜集了先生的生平事迹和照片，在《景德镇日报》作了专版介绍，兹据有关资料辑录如下：
刘新园，男，1937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澧县渡口镇的一个平民家庭。1962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同年任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教师，1965年即开始在景德镇陶瓷馆从事陶瓷考古工作。1987年任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同年获得由国家科委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9年至2011年任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7年至2004年任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2001年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2002年获得国家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授予的“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刘新园先生先后被上海复旦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南昌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被景德镇陶瓷学院聘为名誉教授，被苏富比公司聘为学术顾问。多年来，刘新园先生先后应邀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底特律美术馆、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根津美术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海德堡大学等馆、校作学术报告累计达数十次。
刘新园先生70年代初开始就以景德镇古陶瓷为研究对象，对五代——近代陶瓷以及有关问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以出土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相结合，在陶瓷工艺、艺术、经济领域以及文献考证等方面取得重要的成果。成名之作有：
《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研究》一文（在《考古》74第6期发表），第一次复原已经消逝六百多年的装烧技术，并阐述该技术的经济意义及产品的造型结构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篇论著一直是我国研究宋瓷的学者们征引最多的论著。
《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一文（日本《贸易陶瓷》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合刊发表），第一次揭示举世闻名的青花纹饰由将作院下的画局设计。被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左左木达夫誉为“富于魅力的考证”。
《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在中华书局《文史》杂志发表），第一次考证历来被人们看成元人之作的《陶记》为南宋著作。被日本著名元史权威爱宕松男博士以五万余言专评视为研究中国陶瓷史和南宋史的划时代的著作。
《高岭土史考》考证高岭土在元代始引进瓷胎，确立了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法”。景德镇瓷器在这时才有质的飞跃——由软质瓷逐步过渡到硬质瓷。该文还考证元代文献中的“御土”和明代文献中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而国际通用的kaolin的命名地——高岭山的高岭土则开采于明万历间。1712年法国神甫殷宏绪著文把它的名称、形态与用途介绍到西欧，乾隆后期在国内始成专门术语。此外，还对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官窑进行专题研究，出版有多部研究图录，并先后在香港、日本、台湾等地以中、英、日文发表，产生重大影响。
刘新园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学术严谨，著述等身。他的逝世，是景德镇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古陶瓷学界的重大损失。
三
在我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明清以来一直是以鉴赏或鉴定为主，明清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留下很多有见地的著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孙瀛洲、陈万里、叶麟趾、冯先铭等先生开始突破明清人的视角，将目光聚焦到窑址与遗物方面。所以孙瀛洲先生在陶瓷鉴定方面有独到之处，被瓷学界冠之为“眼学”鼻祖。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古陶瓷研究者还只囿于断代与断定窑口的层面上。陈万里第一个走出书斋，徒步踏查古窑址，对我国古陶瓷有开拓性研究，之后冯先铭先生等一批学者开始了实地考察窑址之路。陈、冯二位，走出书斋，借鉴传统眼学，对中国古陶瓷及各大窑口的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无论是从“史论”还是鉴定学角度，他们的研究都达到一定高度。
刘新园先生60年代初，在景德镇陶瓷馆工作期间曾陪同冯先铭接待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等一行到湖田窑进行实地考察，也许这对刘新园有一定启发，他开始关注湖田窑。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长江流域考古学习班学习，之后便开始致力于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这时他选择的第一个考古对象便是湖田窑。当时为配合基建，刘新园对湖田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掘，他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出土的遗迹、遗物进行综合细致的研究，与陈万里、冯先铭进行窑址田野考古调查注重采集典型标本不同的是，刘新园开始运用考古学的地层与类型学方法研究整理湖田窑的出土资料。他在研究湖田窑时，又不完全囿于类型学方法简单地对出土遗物进行分型分式，而是开展更为精细的分析研究，在分型分式的基本上，仔细比较器物（如碗、盘）的型式的变化，揭示其变化的规律及其成因，复原其烧造工艺。这一以崭新的视角和方法考察研究湖田窑的论文受到陶瓷考古界广泛关注。刘新园应该说是我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率先运用考古学方法和手段研究古陶瓷的开先河之人，他的一组湖田窑的研究论文就是在此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批考古成果。1974年刘新园发表在《考古》上的《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论文，深得当时夏鼐先先生、徐萍芳先生的赏识。可以说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刘新园是继陈万里、冯先铭之后第二代学人的代表。
然而，刘新园先生并没有满足于以上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新园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对出土遗物专题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在基建中出土大量官窑瓷片，刘先生在率领一帮弟子清理这批遗物时发现这些瓷片是可以复原的，他敏锐观察到这种堆积非同一般民窑堆积，它蕴含的文化历史信息可能更多。当这些瓷片被成批、成组修复成整器的时候，刘先生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对这些遗物本身的研究。他将藏匿在历史文献中的细碎史料搜罗出来，与出土官窑碎片融会贯通，并与相关器物串联起来，修复已经消失的历史。他严谨地利用地层学上的序列和类型学的演变关系，以文学的优雅语言，娓娓道来，叙述考古材料和推论。刘先生运用文献及相关资料，展开多学科研究，从多角度揭示其遗物的意义，《明宣德官窑蟋蟀罐》、《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就是从艺术史、文化史、工艺技术史方面研究陶瓷遗物的典范之作。应该说刘先生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他常跟我们说：“研究古陶瓷，杀鸡要用宰牛刀！”
过去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存在偏重于鉴定和用传统史论观评价古陶瓷，考古学引入中国后，古陶瓷学界也逐步受考古学影响。刘先生较早开始运用考古资料审视陶瓷文献，又将陶瓷史作为一门“史学”来进行研究，从其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刘先生研究的一种方法和态度，《高岭土史考》、《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从他的陶瓷考古论文可以看到，刘先生有慎密的思考和丰富的田野考古实践，有乾嘉学派的传统，有西人的眼光，也具国际视野。
刘新园在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领域中开拓性研究和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被日本学界誉之为“刘新园时代”。而他那温文尔雅、又不乏犀利的简洁而优美的论述风格，则构成了被大家普遍欣赏的“刘氏论文”风格。
四
冬去春来，这几天下雨，空气有些潮湿而阴冷，品陶斋显得有些阴暗而空荡，天井上方四檐的沟瓦落下的雨水滴落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淅沥的雨声使人感觉忧郁。我记得刘先生常对我说，他就喜欢品陶斋的这种氛围。
和刘先生刚接触的人都感觉他是一个很豁达、很开朗且不乏幽默的人。其实和刘先生深层次接触以后，便会感觉他是一个十分善感、有些忧郁性格的人，这看似有些矛盾，也许这与他的坎坷经历有关，与他对事业的执着有关。刘先生不太善于场面上的应酬，这使人感觉他有些孤傲，有些遗世独立，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偏执，有些疯疯癫癫，有些锋芒毕露。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平常又特殊的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性格反而成就了他，使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进行学术研究。
几十年来他把品陶斋当成自己的家，在这里他接待了国内外许多来访的学者，接待了国内外多家重要媒体的专访，在这里他和品陶斋的同事们一道清洗、拼合官窑瓷片，他的许多重要论文也是在这里构思、酝酿、撰写完成的。
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刘先生接受香港艺术馆之邀撰写《景德镇近代陶人录》，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把相关陶瓷艺人的资料基本收集完毕，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大致写完了论文。但他一直不满意，觉得只囿于对陶瓷艺人的一般介绍，缺乏对他们这一时期在陶瓷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的分析，所以迟迟不肯交稿。我记得有一天中午临下班了，他还一个人坐在品陶斋堂前的大桌子旁埋头写东西，我催他回家，他摆摆手，要我帮他买几个馒头来吃。我到街上买来馒头，他也写完了，他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读着刚写好的文章给我听，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泛着一种光芒，似乎有点自我陶醉。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德镇近代陶人录》中的“几点说明”和“清末浅绛派艺人”的部分文字，因为有了这部分的精彩论述，陶人录看起来才有意义。刘先生每次改完稿子，他都会对我说：“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改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帮他誊清稿子后，有时他会把认为有意义的改稿签名，留给我参考。
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一起他极少跟我谈论学术，他有时只是告诉我近期在看什么书，看书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喜欢跟我谈论当今社会，说是要考今。他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特有情结，也具有传统文人的深厚修养，爱好书法和中国绘画，喜欢传统京剧。他在品陶斋空闲时，喜欢用废报纸写毛笔字，却舍不得用宣纸。他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不光研究古陶瓷，对古代砚台、中国书法和绘画也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刘先生工作生活在品陶斋这个古色古香的房子里二十多年，这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二十多年，品陶斋的同事们在他的带领下，白手起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积累了大批珍贵的官窑遗物，品陶斋也因此而闻名。他时常嘱我“要保护好这批遗产，将来要交给可靠的人手里，千万不要散失”。
品陶斋硕大的梁柱框架巍然屹立了五百多年，我相信五百年后它仍将巍然屹立着，见证着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带领一帮人，在这里几十年默默地做着同样一件事，并继续有人一直做下去。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