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北京出土的元代瓷器

体会到了中原传统审美观的延续，游牧文化的体现，外销青花瓷的异国风情。

1970年出土于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的元代青花凤首扁壶（图2），口径4、底径8.3、高18.7厘米。小唇口，直颈，壶体其成型工艺采用模印合成法制作成扁圆状，底足适应壶体的变化，作成长椭圆形足。壶流装饰成凤首状，壶体上半部绘凤的双翅，下半部画莲花纹，凤尾卷曲作壶柄，器型构思十分巧妙。

无独有偶，1998年9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芦草沟镇西宁庄（此地属元代阿力麻里城范围）出土一件凤首扁壶（图3），口径4、腹径17.2、底径8.2、高18.4厘米。壶身为扁平形，细颈小口，以凤头作壶流，凤尾卷曲作柄。器型与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的凤首扁壶完全相同。

北京、伊犁出土的凤首扁壶在昔日的元大都相聚了。这是存世仅有的两件。它们的“聚会”，引发了观众的浓厚兴趣，由于凤尾的装饰上略有差异，有的收藏爱好者认为它们是“一鸾一凤”。“鸾凤和鸣”在首都博物馆，美好的期许吸引无数的观众前来参观。

两只同时代、同产地、同器型、同风格的凤首扁壶600多年后，洗尽铅华再聚首，确实是一件盛事。从地理位置看，北京到新疆的伊犁霍城县将近3000公里。一只发现在北京地区，一只发现在霍城县，二者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是否曾经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其器型是否属于华夏本土风格，它们是否曾经属于同一个主人呢？这些未知数难免让我们产生出无数的遐想。

元代疆域广阔，对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融合荟萃使元代瓷器独具各个地区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出华夏对外交流、融合的历史史实。当然，也有许多课题需要更多的实物资料给予佐证。

二、元青花中的扁菊花纹饰

元青花植物纹注重纹饰的勾画与现实植物外形相结合，增加其现实感，以达到回归自然的目的，元代青花瓷器中缠枝菊花纹饰与缠枝牡丹、缠枝莲花纹饰相比，相对要少一些。常见的菊花纹饰画法有：

1.菊瓣心呈螺旋状，画法简练，粗率；

2.菊花花瓣画成二到三层，花心是同心圆状，画法简练；

3.菊花花瓣多用没骨画法，线条流畅，一笔点画而成，花心是椭圆形网状；

4.菊花花瓣实笔绘画而成或勾出花瓣轮廓再填彩，填彩时一边留白，花心是椭圆形网状，画法洒脱。

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发现一个元代窖藏，窖藏距地表不到半米，上面覆盖着一个瓦盆，窖藏中发现了10件元青花瓷器。其中一对青花菊花牡丹纹盏托（图4），通高9、盏高5、口径10厘米；托高5.1、外径12.5厘米。盏的内壁口沿绘卷草纹，内底绘缠枝牡丹纹；盏外壁绘缠枝菊花纹。这对青花盏外壁上所装饰的菊花，其画法是先勾勒出椭圆形网状花心，花瓣主要采用勾勒画法，菊花的叶脉采用勾勒填彩绘画。目前所知，全国仅此一对。

若干年前，笔者和专家交流时，有些人对明代城墙下发现的元大都居住遗址、窖藏的考古发掘也曾抱有过疑虑。疑虑的原因有三：

1.认为北京成为明代的皇都是永乐时期，所以明代城墙是永乐时期修建，从元代末期到永乐十八年（1420）重修北京外城有几十年的空间，所以，北京发现明代洪武时期的瓷器是可能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对北京元末、明初城市变迁历史不了解。

2.从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四中开始改建校舍伊始，到2007年北京四中先后出土大量瓷器残片。虽然，历史学家对北京地区存有大量的洪武时期瓷器的史实尚存有各种说法。然而，北京出土洪武时期残瓷片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旧鼓楼大街出土窖藏青花瓷器上面的扁菊花纹饰与明初石刻、瓷器上的纹饰相同。

例如：南京明故宫奉天门遗址，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明故宫遗址南面的石雕照壁上面所雕刻的菊花图案十分相似。该石照壁呈长方形上有石条盖檐，下有基础，是七块长方形石刻嵌砌而成。照壁上雕刻的主题纹饰是动物和鸟兽，辅助纹饰是树木花卉。花卉中有几枚花心呈椭圆形网状菊花（图5）。

3.在北京出土的永乐早期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残片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的洪武时期的青花菊花纹执壶、永乐时期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所绘的菊花纹饰相同。

因此，国内有些专家认为椭圆形扁菊花的画法始于洪武时期，而北京旧鼓楼大街出土的青花窖藏应该属于明初洪武时期。

在我国考古史上，是有一些重要的发掘由于当时记录不清晰，有的对地层划分不明确，造成许多遗憾。其实地层学是一种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方法地层。从地层方面来看：

1.旧鼓楼大街窖藏的地层是清晰的；

2.明代北京城建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明初徐达向南缩减大都城北部是有文案记载的；

3.青花菊花盏托的纹饰虽然菊花花瓣是勾勒填彩绘画而成，但花心是椭圆形网状，其绘画方法简练洒脱；而明初洪武、永乐时期的菊花瓣画法虽然也是勾勒后填彩而成，但是，绘画手法标准，留白部分每瓣相同，过于程式化。

元青花上的菊花绘画与明初青花瓷器上菊花绘画风格是有区别的，从洒脱的绘画手法到标准的绘画模式，二者之间完美地向后人展示了元代和明初青花瓷器上菊花纹饰的装饰风格和承袭脉络的痕迹（图6）。

三、风范中的经典

经历战争洗礼后，元朝建立了。王朝的更迭，蒙古民族入主中原，蒙元文化和汉地传统文化碰撞的同时，给予汉学传统文化新的发展机遇和内涵，在瓷器制造领域创造出许多经典佳作。

经典之一：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在民间信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佛教的众多菩萨中，观世音菩萨也最为民间所熟知和信仰。观音信仰极为普及，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在民间，观音的传说最为广泛。观音，是民间部分夙愿、理想、要求和意志表达的对象之一。唐宋以来陶瓷质地的观音塑像在一些地区就有发现，然而，最引人关注的是1955年北京定阜大街出土的元代影青釉水月观音。观音菩萨像姿势自然优美，故称水月观音。水月观音的形象，最早是唐代画家周昉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观自在菩萨创造的造型，之后广泛流传，宋代较为流行并逐渐世俗化。此尊观音像十分硕大，高67厘米，双目微阖右腿翘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工匠塑造的观音身穿袈裟，下着长裙，胸披璎珞腕戴臂钏，神态端庄，气质高雅。观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白中泛灰。最值得称道的是观音头部刻划细腻入微，釉泽莹润细腻。观音塑像采用刻、划、贴花、雕塑等工艺技法制作而成，完美地展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准，我们也由此可以管窥元代大都观音世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图7）。

经典之二：炉是古代焚香器皿，汉是有熏炉、博山炉。1973年安定门外元大都遗址出土青白釉饕餮纹双耳三足炉（图8），通高29.5、口径17厘米。洗口，束颈，朝天耳，袋形腹，柱足。仿青铜器分裆鬲形。口沿刻云雷纹一周，腹刻凸起的饕餮纹。从目前已经发表的资料看，还没有发现与之相似的器物，像遂宁出土青白釉刻莲花纹三足鼎式炉（图9），炉口沿平伸，双立耳，直颈，溜肩鼓腹，三兽形足。腹部满刻莲花及荷叶纹饰，颈部饰如意卷云纹，纹饰繁密精美。还有青白釉鬲式三足炉（图10），炉口沿平伸，双立耳，直颈，腹部三分裆成三袋足鬲式，袋形足之上凸雕花卉纹饰，颈部饰回纹。这两款造型代表了宋、元代瓷炉的基本造型和纹样装饰风格。很明显，元大都出土的青白釉炉是件特殊定制的器皿，是刻意模仿汉儒文化雕琢而成的重器，尤其是采用饕餮纹做装饰，促使我们再从春秋向前推移到商周时期，查询与该炉器型相似的青铜鬲。鬲是一种炊具，也是礼器。在礼器中，青铜鬲在西周时期也是标志贵族等级身份的重要器物，有时它以偶数组合起陪鼎作用。青铜鬲用于炊煮肉食和谷物，特征是三足膨大呈袋状，以增大受热面积。1974年北京琉璃河251号墓出土的伯矩鬲的器型与元大都出土的青白釉饕餮纹双耳三足炉器型十分相似（图11）。通过二者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代青白釉饕餮纹双耳三足炉所蕴含的历史流传下来的汉儒文化脉络。

经典之三：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湖元斡脱赤墓出土了一件青白釉玉壶春瓶。高28.2、口径7.7、足径9厘米。撇口，细颈，鼓腹，圈足。采用贴花和串珠技法勾勒出覆钟纹和如意云头纹，云纹内有“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腹下部贴折枝花卉。这是目前在实物上书写“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吉语最早的实物例证之一。这两句吉语，符合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图12）。

经典之四：1965年北京市海淀区出土青白釉僧帽壶。高19.7厘米、口径16.3厘米。壶口部分做成佛冠式，粗颈，扁圆腹，圈足。这是一款元代创新品种之一，也是目前仅存的一件（图13）。

元代的僧帽壶与明代永乐时期僧帽壶相对比，从器型看有几点不同：

1.元代僧帽壶的腹部接近于扁球体，腹部与壶颈连接的肩部呈平肩状；永乐僧帽壶的腹部接近于球腹，腹部与壶颈连接的肩部呈溜肩状；

2.元代僧帽壶的颈部浑圆短粗；永乐时期僧帽壶的颈部修长；

3.元代僧帽壶的壶流略短；永乐时期僧帽壶的壶流略长；

4.元代僧帽壶口部僧帽更富于装饰效果，永乐时期僧帽壶口部僧帽装饰线条过于僵硬。

由于元代与永乐时期的僧帽壶有上述区别，从审美角度看，元代的僧帽壶虽然优雅，但是其成型工艺、耐高温烧造的难度与永乐时期相比，更为复杂。永乐时期由于器型的改变，突破了烧造难度，使僧帽壶成为明清时期流行的器型之一（图14）。

被誉为最富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瓷器精品，犹如万川归海，汇聚在元大都城，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元代瓷器蕴含着汉学文化，这些涵盖了佛学、儒学、道家、少数民族地区和西亚地区等多元文化，从而造就了元代瓷器中的经典佳作。这些经典，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观念所在形成的大一统文化中经过历史积淀、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诞生，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根。这种“根”文化从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中能够完美地展示出其传统文化的风格和气韵。

元代制瓷业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承载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使我国多姿多彩的瓷器在世界享有了更高的盛誉，并为明清彩绘瓷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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