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西周夷厉二王在位年数，典籍记载简略且互有歧异，当代学者依据相关的金文材料对该二王年数进行了重新考定，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各家又因其对相关铜器年代认识差异而导致对王年的种种不同看法。本文讨论了考定铜器年代的方法及相关铜器的年代。以此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记载的情况，推论夷厉二王的在位年数，认为夷王在位至少有33年；厉王奔彘应在十七年至二十六年之间。
关键词：金文 纪年 断代
西周王年是西周史研究的重点，其中夷厉二王在位年数，又是据以推测共和以前王年的基础，最为重要。二王年数，古籍记载简略且多有歧异，无可征信。古文字学的兴起，使得学者能够在文献记载之外，依据相关的金文材料，对该二王的在位年数重新考定，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时至今日，各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是各说不一，尚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笔者近年探索西周铜器的年代，涉及西周王年，故撰成此文，以乞正于方家。
一 夷厉二王在位年数诸说
西周夷厉二王在位年数，传世典籍有如下一些记载：
夷王：古本《竹书纪年》：不少于7年。今本《竹书纪年》：不少于8年。《通鉴外纪》、《通志》：15年。《帝王世纪》、《皇极经世》、《通考》、《通鉴前编》：16年。
厉王(奔彘前)：今本《竹书纪年》：12年。《史记·齐世家》：18年以上。《史记·卫世家》：不超过24年。《史记·周本纪》、《皇极经世》、《通考》：37年。《通鉴外纪》、《通志》：40年。
以上古籍均成书于战国及其后，且互有歧异，故所记西周王年均不能视为定说。当代学者根据金文材料对西周各王年数进行了重新考定，其中关于夷厉二王年数，主要有以下各说：
夷王：超过文献所载16年以上的有：17年(赵光贤)、20年(马承源)、23年(谢元震)、29年(刘启益)、30年(陈梦家)、31年(丁骕)、32年(叶慈)、34年(周法高)、38年(何幼琦)、39年(白川静)、46年(董作宾)等诸说。
厉王：认为奔彘前不到37年的有：12年(劳榦、姜文夔)、15年(章鸿钊)、16年(新城新藏、陈梦家、戚桂宴、夏含夷)、17—24年(唐兰)、18年(周法高、倪德卫)、20年(叶慈)、23年(李仲操)、24年(何幼琦、刘雨)、30年(荣孟源、赵光贤)等诸说。从《周本纪》之说的学者有：吴其昌、丁山、董作宾、白川静、马承源、张汝舟、张闻玉等，此外，丁骕认为共和时期为15年，谢元震认为厉王四十年奔彘。
赵光贤先生据此鼎历日“惟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认为其历日与三年壶相合，均用殷正，后者为夷王时器，据此推定夷王在位17年，下一年即为厉王元年。厉王年数的推定，据《周本纪》“厉王在位三十年”，认为厉王奔彘前年数为30年。所举金文材料有伯见父和善夫山鼎，前者历日为“惟王三十又三年八月既死(霸)辛卯”，后者历日为“惟卅又七年三月初吉庚戌”，认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过30年者只有厉宣二王，二器历日与宣世全不合，只能属厉世，而厉王奔彘前只有30年，故二器分别当共和三年与共和七年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
马承源先生认为十二年太师簋、大簋为夷世器，元年郑季为厉世器。根据其所推定的西周金文历谱，推出太师簋历日“十二年正月既望甲午”、大簋历日“十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均当公元前887年，郑季历日“元年六月初吉丁亥”当公元前878年，从而推定夷王在位20年。厉王年数依《周本纪》，所据高纪年铜器有二十八年盘，三十一年攸从鼎等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谢元震先生认为十七年此鼎属夷世，据其历日推定夷王十七年当公元前888年，又据散伯车父鼎和刘恕、郑樵等宋代学者的说法，考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81年，从而推定夷王在位23年，厉王奔彘前为40年谢元震：《西周年代论》，《文史》第29辑，1988年。。
刘启益先生认为二十六年番生壶为夷世器，元年叔专父(郑季)为厉世器。以前者历日“二十六年十月初吉己卯”往下排比，至三十年七月乙酉朔，与叔专父元年六月乙酉朔错一位相合，因此，三十年应即叔专父的厉王元年，从而推定夷王在位为29年刘启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13辑，1982年。。厉王年数从《周本纪》，所据高纪年铜器有三十一年攸从鼎、三十三年伯见父等刘启益：《伯见父铭文与厉王在位年数》，《文物》1979年第11期。。
陈梦家先生认为二十七年伊簋属夷世，从而推定夷王在位至少有27年，假定为30年。厉王年数据《史记》世家，假定为16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1945年，1955年再版。。后又认为“从夷王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丁骕先生据所拟西周历谱，考定夷王年数为31年，所举相关铜器，年数最高的是二十九年伊簋。厉王年数从《周本纪》，但认为共和元年即厉王三十七年，所举高纪年铜器为二十六年伯克壶丁骕：《西周王年与殷世新说》，《中国文字》新4期，1981年。又，伊簋纪年是二十七年，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二十九年，如董作宾先生，丁骕先生从其说；伯克壶纪年有十六年和二十六年两说，学者多从十六年说，丁骕先生从二十六年说，并以之为厉王二十六年之器，以推定厉王奔彘前年数，详朱凤瀚、张荣明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叶慈先生认为攸从鼎属夷世，从而推定夷王在位不少于32年叶慈先生认为攸从鼎纪年为32年。。厉王年数据《史记》世家，大致估定在20年叶慈：《三代年表》，转引自朱凤瀚、张荣明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84—88页。。周法高先生认为三十一年攸从鼎和三十三年伯见父属夷王，并将其排入所引用的西周历谱，得出夷王在位34年的结论。厉王年数，奔彘前为18年，所据为十八年克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大陆杂志》第65卷第5期，1984年。。何幼琦先生断叔专父、克壶为夷世器，据二器历日推算，叔专父的“元年六月初吉丁亥(换算为正月戊申至戊午朔)”，相当的元年分别是前904、903、893、892、883年。克壶的“十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换算为正月癸未至庚寅朔)”，相当的年份为前899、898、888、873、863年，与之相应的元年分别是前914、913、903、888、878年。这样，相合的元年是前903年，十六年是前888年。他又推定厉王元年为前865年，于是得出夷王在位38年的结论。厉王年数，断无簋、克属厉世，据二器历日推算，前者的“十三年正月初吉壬寅(换算为正月辛卯至辛丑朔)”，相当的年份为前859、858、853、849、839年，相应的元年为前871、870、865、861、851年，后者的“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换算为正月乙卯至乙丑朔)”，相当的年份为前868、858、848、843、837年，相应的元年为前885、875、865、860、854年，二器共同的元年为前865年，故推定厉王元年当前865年，下推至前842年厉王奔彘，则厉王奔彘前在位24年何幼琦：《西周的年代问题》，《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
白川静先生据所用西周历谱，推定夷王在位39年，所举高纪年铜器为三十七年善夫山鼎。厉王在位从《周本纪》之说，所举高纪年铜器为三十一年攸从鼎白川静：《西周断代与年历谱》，《金文通释》卷5第8、9章，白鹤美术馆，1975年。。
董作宾先生据所拟西周历谱，推定夷王元年为前924年，在位46年，所举高纪年铜器有二十九年伊簋。厉王年数依《周本纪》，所举高纪年铜器为三十一年攸从鼎董作宾：《西周年历谱》，《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1952年。。
以上是学者以金文材料为主要依据，所考定的夷厉二王年数。从方法上来看，上述论著大致可分两类。大多数学者是先据有关金文材料排出西周历谱，再推定各王在位年数，铜器年代的考定与所拟历谱密切相关。另有少数学者未排历谱，铜器年代的考定以器形、纹饰、铭文等方面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在考定相关铜器年代的基础上推定王年，如陈梦家、叶慈等先生。
此外，前所提及夷厉二王在位年数的其它各说，或者未超出传世文献的范围，或者未涉及金文材料，或者虽引用金文材料，但王年的推定与所引金文材料关系不大，等等，本文就不一一述及了夷王年数未超出文献范围的各说，如丁山为3年(《西周年谱契》)，章鸿钊为7年，夏含夷、倪德卫为8年，刘雨为9年，新城新藏、荣孟源均为12年，李仲操为13年，张汝舟、张闻玉为15年，吴其昌、姜文奎为16年；厉王年数各说上已举出。均详见朱凤瀚、张荣明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唐兰先生认为厉王在位为17—24年，见《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综上所述，将金文材料运用到西周王年的考定，在方法上是一重大突破。但西周王年经过众多学者长时期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学者对有关铜器年代的看法各不相同，因而自然导致对王年的不同认识。所以，怎样科学地考定铜器的年代，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故本文先从考定铜器年代的方法谈起。
二 关于考定铜器年代的方法
在铜器的年代研究中应采用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都是有必要进行讨论的。所以在对有关铜器进行年代考察以前，先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作为本文讨论的基础。
首先，青铜器出土于地下，是考古材料的一种，适合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年代研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不少青铜器带有铭文，其内容涉及多方面，所以又是一种特殊的考古材料，其研究方法与一般考古器物相比，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基于上述的认识，考定青铜器年代的方法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考古学方面和铭文方面。但由于铭文所能提供的年代依据有限，并且还有很多铜器是没有铭文的，所以这里最有用的是考古学的方法，它能推断多数铜器的大致年代。但铜器铭文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少数铭文能提供非常准确的年代依据，由此可以确定一些年代准确的“标准器”，二者兼用，相互补充，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在铜器断代方面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从涵盖面来说，考古学的方法涵盖面宽，只要有器形纹饰可据，都可以适用；铭文涵盖面窄，只适用于有铭铜器。以可靠程度而论，考古学方法经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可靠的。而铜器铭文，由于古奥难懂，所以除极少数能提供确切年代的而外，其大多数，学者对其内容的理解和释读往往见仁见智，多有分歧。比如著名的毛公鼎，以前的学者认为毛公即周初的毛公，因谓该器为周初遗物，郭沫若先生始据考古学的方法将其年代断为西周晚期。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考古学的方法在这项工作中应居于首位，其重要性往往超过铭文。
考古学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其中地层学只限于考古发掘出土的铜器，应用较为有限。而类型学则不同，它实际上只是器形分类的依据，提供器物在时代上的横向联系。故可施用于所有铜器，包括传世器和考古发掘出土之器。类型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凡是型式相同的器物，年代必然相同或接近。在型式划分的基础上，联系成群组的器物，只要其中有能考定其年代者，则该群组器物的大致年代就可据以推定了，所以这种方法是考定铜器年代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铜器纹饰多种多样，也可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整理和研究。将各种纹样根据类型学的方法分为若干型式，在此基础上，讨论各型式纹样的流行年代及相对早晚，也是推断铜器年代的一个重要方面。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范围，包括铭文内容、字体、词汇等各个方面所提供的年代信息。其中除少数可提供准确年代依据的而外，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事值得注意。
铭文所记历史事件，要尽可能与古文献相对照。这方面已有成功的范例，如令簋、尊、NFDBE尊、召尊以及中方鼎等诸器，过去学者多认为属成王时，而唐兰等先生认为诸器所记为周王南征之事，与古书所载昭王南征事相合，应属昭世。目前这一看法已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赞同。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仍有学者对此注意不够。如无簋，所记为周王征南夷事，南夷即南淮夷。考之古书，《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南方的淮夷与周王朝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穆、厉、宣三世，古本《竹书纪年》、《诗·大雅》等典籍也有相关片段的记载。在西周铜器中，记载周王朝与南淮夷战事的，也主要是穆、厉、宣三世器，与文献相合。其中如禹鼎、簋、生、虢仲、鄂侯驭方鼎等，器形纹饰均属西周晚期偏前，所记为厉王时与南夷的战事。此外还有钟，为厉王自作，也记南方战事。这些器物的年代，学者看法基本一致。而对同样记周王征南夷的无簋，有些学者却根据历法、人名等并不确定的因素，或谓其属懿王，或谓其属孝王，或谓其属恭王。但文献中这几王均无伐南夷的记载，这样，就失去了文献依据，也使该器与其它伐南夷的各器失去了联系。当然，持这些看法的学者会说伐南夷之事西周各王都可以有，但这毕竟是推测，比起有文献可据的情况来说，其可靠性要差得多。并且该器字体也与上举禹鼎等厉王时器近同。所以我们认为徐中舒、马承源等先生考定其年代属厉王时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马承源：《关于生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是极为正确的，不能轻易否定。
字体、词汇等方面的演变更代，也能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提供一定的年代依据。铭文中有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常用词语值得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作过些讨论彭裕商：《金文研究与古代典籍》，《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如师询簋，其年代也是众说不一，有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诸说，该器器形已不见，同人所作有询簋一件，器形、纹饰同上所论无簋，这已透露出该器应为西周晚期物。李学勤先生曾认为，师询簋由其铭文内容来看，“很清楚是宣王初即位时的口吻，《两周金文辞大系》说：‘本铭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文中时代背景亦大率相同’，定其年代为宣王元年二月，是确切的。”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该器虽无器形可据，但其铭文有不少较有时代特征的用语，其中同于宣王时毛公鼎的有：
丕显文武，应受大命。
肆皇帝亡，临保我有周。(毛公鼎“皇帝”作“皇天”)
天疾威。雍我邦小大猷
以上用语，“小大猷”又见《书·文侯之命》，作“小大谋猷”；“天疾威”又见《大雅·召》、《小雅·雨无正》，都是西周晚期到两周之际的作品。此外，该器铭文“王若曰……王曰……”的格式也与毛公鼎和《文侯之命》相同，而年代较为明确的西周中期器和传世的西周早中期文献均无此种措辞，故其年代应属宣王无疑。其实，师询簋铭文中还有其年代的直接证据，铭中说：“天疾威降丧，首德不克，故亡承于先王。向女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亡承于先王”当然是指王位不是直接承自先王，而是由师询等人所“绥立”，这种情况非宣王莫属。
有一些铭文还记有历日，近年对金文历日的研究，已成了一门比较专门的学问，并且在铜器年代研究方面，影响日增，几乎所有学者在考定铜器年代时，都要引以为据以证成其说，因此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就这一问题略作讨论，供大家参考。
大家知道，西周并无历谱传世，不仅西周，就是春秋时期也无传世的历谱。目前拟定的西周历谱，都是根据现代高度发达的历算知识再结合金文中的有关历日材料而形成的。但问题就在于，没有哪一家的历谱能与金文记载的历日完全吻合，总有为数不少的金文历日不能纳入历谱之中，学者多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器铭所记历日有错。但问题是所谓历日有错并无任何标准可言，仅仅是与某家所拟历谱不合而已。那么，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则安知那些与某家历谱相合的铜器，不是正因为有错才相合的呢？此外，就是能纳入历谱的铜器，还往往存在器形纹饰与所属王世不能相合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各家拟定的西周历谱是不可靠的，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西周的历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仅西周历法如此，就是春秋时期，据春秋经传记载，当时的历法也很不成熟，此略举数例。
1鲁成公十七年《春秋经》有如下历日：九月 辛丑，十一月 壬申，十二月 丁巳朔。九月有辛丑，十二月又是丁巳朔，则十一月必无壬申，《春秋经》的记载明显有错。
2鲁襄公九年《春秋经》记“十二月己亥”，据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该年十二月无己亥。故《左传》将其改为十一月己亥。
3鲁昭公二十二年《春秋经》和《左传》历日记载各不相同：《春秋经》：夏四月 乙丑，十有二月 癸酉朔。《左传》：闰月 辛丑。
以上《春秋经》的记载明显有误，十二月癸酉朔，则四月不得有乙丑，据《中国先秦史历表》，该年癸酉朔应为年末之闰月，故《左传》将癸酉朔之月改为闰月，辛丑在二十九日。
以上几例已经说明，春秋时期的历法实在是很不精密，这一点凡是研究过春秋历法的学者都是很清楚的。我们认为，《春秋》经传历法的问题可能与当时没有统一的历法工具书有关，这样，有疑问时无从稽考，出错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春秋时期的历法尚有不少问题，则西周时期历法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推测应是不断地出错，而不断地修正。所以用现在高度发达的历算知识，如十九年七闰的闰周、闰月和连大、连小月以及大小月相间的安排等等，去复原西周的历法，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西周时期历法具体在何时出了错，又于何时得以修正。并且，金文历日材料也确实应有记录上的错误，试想《春秋经》均出自史氏，尚有如此多的错误，而西周金文则出自多人之手，其错误疏漏之多，必然更在《春秋经》之上。事实上，目前已发现一些铜器，或者其铭文所记几个历日互不相合；或者数器从铭文内容来看应属同一王世无疑，但彼此历日不合；或者某器由器形纹饰和铭文内容来看，明显应属某一王世，但其历日却不能排入该王世乃至邻近的王世。如以下数例：
1静簋有如下历日记载：“惟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静射学宫……雩八月初吉，庚寅……”由铭文措辞来看，丁卯应在六月初吉之后数日，既生霸之前。而庚寅也应在八月初吉之后数日，但实际上如以丁卯为六月上旬之某一日，则庚寅必在八月下旬。
2晋侯苏钟所记历日，有如此三条：“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癸卯前既系以既望，则既死霸后不得为壬寅。以“正月既生霸戊午”往后推，与“ 二月既死霸壬寅”相合，而与“二月既望癸卯”不合，故学者多认为“癸卯”有错。
31890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克所作器若干件，其中克钟和克二器，一作于十六年，一作于十八年，相差仅两年，但历日不合。前者为“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后者为“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十六年九月庚寅在九月上旬，如十六年至十八年间无闰月，则十八年十二月无庚寅；如有闰月，则十八年十二月庚寅必在15日以后，与所记“初吉”不合。
4元年、三年师兑簋，器形纹饰完全相同，历日从元年五月到三年二月，间隔不到两年时间，应同时作于三年之初。二器铭文内容也有明显的联系，元年器记载周王命其“疋师父左右走马、五邑走马”，三年器记载周王说“余既令女疋师F父左右走马，今余惟乃令，令女走马”。二器所记周王为同一人是清楚的，但在历日上，二器不合。元年器记五月初吉甲寅，三年器记二月初吉丁亥，以元年器五月初吉甲寅为五月上旬计算，则三年二月丁亥在15日以后。由于二器应作于同时，推测元年器可能历日有误。
5伊簋器形流行于宣王及其后该器器形属Ea VI式，详彭裕商《西周铜簋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口下饰西周晚期常见的BaV式窃曲纹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待刊)。，圈足饰垂鳞纹，器形、纹饰都是宣幽时期最常见的；铭中提到的右者申季，同是宣王时大克鼎的右者；记年为二十七年；这些都说明该器的年代应属宣王。但其历日“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却不合宣王历谱，查《中国先秦史历表》，宣王二十七年(前801年)正月庚申朔，丁亥在28日，与“既望”不合。不仅如此，该器历日也不合各家所推算的厉王二十七年的历谱。
以上的情况，凡是研究过金文历日的学者都是熟知的，何况记有详细历日的器铭也并不多。所以金文所载历日，事实上作用很有限。此外，用金文历日材料探索西周历法，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搞清楚，其一是月相术语，如初吉、既生霸、既死霸、旁死霸、既望等，其含义众说不一，不得确解，各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对月相术语的理解，推出各自的一套西周历谱。其二是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不能确知。诸王年数不能确知，是无法推出可靠历谱的。目前各家所定的西周共和以前诸王年数都是根据现在拟定的金文历谱推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在拿未知的东西去推测同样未知的东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所以各家拿不同的历谱，去推测西周王年，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不管是金文还是文献，历日的记载往往还会出现错误，这又增加了探索的难度。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还不具备搞清楚西周历法的必要条件。
但有些学者在考定铜器年代时，却过于看重他们所拟定的西周历谱，似乎其重要性可以超过其它一切方法，而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方法明显重视不够。如上举晋侯苏钟，不管是从器形纹饰，还是从铭文内容等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西周晚期之物，但也有学者根据其所拟西周历谱，认为其年代应属穆王。其它因过于偏重各自所拟定的西周历谱而造成的错误，在铜器年代研究中也不鲜见。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不能不说是方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铜器年代研究应以可靠的方法为主要手段，相对不很可靠的方法作为次要的辅助手段。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方法是完全靠得住的。器形纹饰以及铭文内容、具有时代特征的字体、词汇等不会出错。所以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方法应作为考定铜器年代的主要手段。
金文历日材料是不是就完全无用了呢？也不是。西周历法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绩，应该在铜器年代研究中尽可能多地加以利用。但正如上述，西周历法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所以我们只能谨慎地使用。一般来说，排比历日的时间越短越可靠，时间长了，就会因我们不了解西周历法的全貌而出现较大的误差。总之，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方法是可靠的，而西周历法相对来说是不可靠的。我们考定铜器年代，首先要重视可靠的方法，用可靠的方法去检验相对不可靠的方法。如不相合，则应取前者的结论以修正后者，而不是用后者去否定前者。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西周历法的继续探索。否则，本末倒置，对考古学、古文字学方法重视不够，而过分看重事实上尚未确知的西周历法，以之去确定铜器的年代，这就不仅不利于西周历法的探索，而且也会在铜器年代研究中造成极其混乱的局面。
以上都是较重要的几个方面，总之，铜器年代的考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须处处细心，才能接近事实。
综上所论，考古学的方法主要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其中类型学的使用范围最为广泛。但两者都只能提供相对的或大致的年代依据。古文字学的方法包括铭文内容、字体、词汇等。有极少数铭文内容可提供较为准确的年代依据，是确定铜器年代的最有力的证据，但大部分铭文内容和字体、词汇等只能提供大致的或相对的年代依据。这与甲骨分期研究的情况差不多。在铜器年代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应以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方法为主，并适当参照金文中的历日材料，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失误。
本文将依据上述的方法，对有关铜器的年代进行考察，再结合典籍的相关记载，以窥测夷厉二王可能的在位年数，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三 夷王在位年数
(一)金文所见夷王在位年数
夷王年数文献记载既相当简略，故对该问题的考察主要依赖金文材料。前已述及，学者据以考定夷王年数的铜器有以下一些：赵光贤、谢元震：此鼎(十七年)。马承源：大簋(十二年)、郑季(叔专父)(元年)。刘启益：番生壶(二十六年)、叔专父(元年)。陈梦家：伊簋(二十七年)。丁骕、董作宾：伊簋(二十九年)。叶慈：从鼎(三十二年)。周法高：伯见父(三十三年)。何幼琦：叔专父(元年)、克壶(十六年)。白川静：善夫山鼎(三十七年)。
本文先考察上述铜器的年代，以确定这些铜器是否应属夷世。
此鼎出岐山董家村，记年为十七年。铭中提到史，此人与南仲同时(无惠鼎)，为宣王时人。该器半球形腹，器形同吴虎鼎，后者提到“申剌(厉)王命”，为宣王时器。二器又均记册命时“王在周康宫夷宫”，《国语·周语上》也记载宣王“命鲁孝公于夷宫”，则王在夷宫册命，为宣王时特征之一，故此鼎时属宣王。
大簋仅存器盖，盖沿饰双层横鳞纹，器形纹饰同叔向父禹簋和元年、三年师兑簋。叔向父禹簋为厉王时器，两件师兑簋属宣王初年，故大簋应大致属厉世。
郑季(叔专父)器形同从、郑义伯等，后者年代都不早于宣王。其铭文字体也较晚，类同师兑簋、驹父盖等宣世器，“初吉丁亥”为铸器之吉日，也主要见于宣王及其后，故其年代应不出厉宣二世，考虑到其记年为元年，似断为宣王元年较为合理。
番NFDAF生壶横截面为圆形，以波曲纹为主要纹饰，器形纹饰极近三年壶和几父壶，字体风格也近无簋，后几器都时属厉王，有学者认为该壶年代属厉世陈公柔：《记几父壶、柞钟及其同出的铜器》，《考古》1962年第2期；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
伊簋上文已论到应属宣王时。
从鼎为半球形腹，饰长圆鳞片相间的横鳞纹，器形纹饰均类同毛公鼎、善夫旅伯鼎(《陕青》一，187)等宣世器，器形也近同宣王时的此鼎、吴虎鼎等，而与厉王时的多友鼎、大鼎、南宫柳鼎等有很明显的区别，应为宣王时物。同人所作还有一，器形是类器中最晚的，口沿下饰一周西周晚期常见的横鳞纹，记年为二十五年，与鼎仅数年之差，应属同一王世。铭中还提到宣王时的善夫克，此人所作有钟、鼎、壶等器，详下文。
伯见父有以下几点可供推测其年代。
1以器形纹饰而论，该器类同生、弭叔、郑井叔康，这几器都属厉王。其中生与无簋铭文内容有密切联系，所记为厉王十二、三年征南夷之事。该器与生通体均饰全瓦纹，这种通体饰全瓦纹的作风还见于一种敛口环耳簋，这种簋数量不多，其中可考见年代者，即簋属夷世，师虎簋为厉王元年，乖伯簋为厉王九年，无簋为厉王十三年，询簋为厉王十七年彭裕商：《也论新出虎簋盖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6期；《西周铜簋年代研究》第21页(Ec甲II式)，《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通体饰瓦纹的作风，大致流行于夷厉之际。伯见父记年为三十三年，如定在厉世，则与上举诸器年代相隔较远，如定在夷世，则三十三年应为夷王晚年，正好在上述诸器所包括的年代范围内。
2从铭文字体来看，该器略带西周中期风格，非常接近即簋、是要簋等夷王时器，而与一些厉宣之际的器物，如梁其器、康鼎等有较明显的区别。
3与该器同出有两件簋，器形、纹饰均同谏簋，谏簋与有联系，年代属夷王彭裕商：《也论新出虎簋盖的年代》。。也就是说，与该器同出的其它器物，年代也大致属夷世，推测这一处窖藏可能是夷王晚年的遗迹。
总之，如只就器形纹饰而论，该器可定在厉世，也可定在夷世，但考虑到其纪年为33年，并参照其它方面的因素，定在夷世更为合理。
克壶(又名伯克壶)腹部饰绞龙纹，同于宣王时的颂壶，所记历日与克钟相合，后者有“周康剌(厉)宫”，年代属宣王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李学勤：《吴虎鼎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故克壶也是宣世器。
善夫山鼎器形晚，已较宣王初年的毛公鼎等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而与上村岭虢墓M1602：147等铜鼎类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14、4，科学出版社，1959年。，上村岭M1602有学者指出应为西周晚期宣幽时遗迹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8年第11期。；该器所饰长圆鳞片相间的横鳞纹，流行于宣幽时期，下延春秋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待刊)。。故以器形纹饰而论，该器应为宣幽之物。其铭文有“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的礼仪，同于宣王时的颂鼎，记年又为三十七年，故非宣王莫属。
综上所论，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上举各家所据铜器，只有伯见父应属夷王，该器纪年为三十三年，则夷王在位至少应有33年。
除伯见父而外，能提供夷王在位年数依据的还有虎簋盖和裘卫簋。
裘卫簋纪年为二十七年，虎簋盖纪年为三十年，我曾专门对二器的年代作过讨论，指出其年代均当属夷王彭裕商：《也论新出虎簋盖的年代》；《董家村裘卫四器年代新探》。两文均载《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二器历日也相合。卫簋的年代，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属穆王，本文于此要补充的是，笔者后来通过对西周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发现该器所饰窃曲纹，介于BaIV式与BaV式之间，其出现应在孝夷时南季鼎的纹饰之后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待刊)。，穆王时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纹饰的。
(二)相关的文献记载
其实，夷王在位年数较长，除金文材料而外，其它传世文献也透露出一些信息。考诸载籍，西周中晚期各王，较多见于记载的有穆王、夷王、厉王、宣王，其中穆、宣二王在位长久史有明文，厉王见于记载主要是流彘之事，此为西周政治上的大事。而有关夷王事迹的记载却比厉王多了许多。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
古本《竹书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NFEA1。……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夷王猎于杜林，得一犀牛。……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
《史记·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
《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衰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史记·齐世家》：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礼记·郊特牲》：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帝王世纪》：夷王即位，诸侯来朝，王降与抗礼，诸侯德之。
相比之下，恭、懿、孝、幽诸王记载较少，而这些王也正是西周中晚期在位年数不长者。由此推论，夷王在位时间应是相对较长的。
又有学者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推断夷王在位年数不长。据该篇所述，非子为周孝王主马于NFEA2渭之间，孝王封之于秦。其子秦侯在位10年，生公伯，公伯在位3年，生秦仲，秦仲在位23年，为戎所杀，此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于周宣王六年。自秦侯元年至宣王六年秦仲死于戎，共36年，再往上非子即与孝王有一段时间共存。这样看来，给人的印象是夷王在位年数一定不会很长。但仔细想来，这里实际上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并未弄清楚，即非子的在位年数和厉王何时奔彘的问题。非子在位年数史书无载，但以其后秦侯、公伯在位短促来看，非子应在位长久。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作了一简单的推算：“秦仲立于厉王三十五年，公伯立于三十二年，秦侯立于二十二年，是非子至厉王二十一年方卒，盖在位三十余年也。”看得出来，他推算非子在位“三十余年”，是以《竹书纪年》夷王在位仅七八年，《史记·周本纪》厉王于三十七年奔彘而立说的。其实由秦侯、公伯均在位短促推之，非子完全有可能在位四五十年甚至更久，如周穆王55年，宣王46年，鲁魏公50年等。所以，假如非子在位有50来年，其受封在孝王晚末，则自夷王初年至宣王六年当有80年以上。并且，如下文所论，厉王三十七年奔彘也有很多疑点，这样，夷王的在位时间就完全有可能较为长久。也就是说，由《秦本纪》的记载，推不出夷王在位年数不长的结论。
此外，以情理推之，孝王能在其兄子懿王之后即位，很大的可能是懿王去世较早，其子夷王尚年幼。而孝王作为穆王子，穆王又在位长久，则孝王即位时必年事已高，其在位时间应不长。陈梦家先生根据典籍记载透露的信息，也认为“懿孝二王年数似不甚长”陈梦家：《西周年代考》，朱凤瀚、张荣明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81页。，所以夷世较长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四 厉王在位年数
(一)典籍所见厉王年数
夷王年数的问题又关涉到厉王的年数。如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奔彘后又14年，共在位51年，则夷王在位33年以上的可能性就较小了。但前已提及，典籍中厉王年数有多种说法，不过与夷王不同的是，《史记》中有较多与厉王在位年数有关的记载，可据以进行分析。
《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公此段记载本诸《国语·周语》，但《国语》未记年，史公何据以系年，后人疑之。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案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考，故史公作表断自共和。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儒皆从之。其实此纪载芮良夫谏用荣夷公与召公谏王监谤二事，俱《国语》文，《国语》无年，但云监谤之后三年王流于彘而已。史公以良夫之谏系于三十年，以召公之谏系于三十四年，未知何据。”其实，如学者所知，就是在《史记》一书中，也有与《本纪》的记载相矛盾者：
《卫世家》云：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NFDE4侯立。NFDE4侯十三年，周厉王出NFEA5于彘，共和行政焉。
《齐世家》云：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
由《卫世家》来看，自夷王命卫为侯到厉王奔彘，其间不得超过24年。《齐世家》记载胡公当夷王时，自胡公被杀至厉王出奔，共18年。这里的关键是胡公自徙都薄姑至被杀共多少年，如以厉王奔彘在三十七年，则胡公被杀应在徙都薄姑20年以后。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从《齐世家》的行文来看，胡公被杀应在其徙都薄姑后不久，似仍在周夷王之时。并且，以常理推之，献公也等不了二十多年，其袭杀胡公必要趁其在位时间不长，君位尚不稳固之时。如晋文侯袭杀殇叔即在其即位四五年内，叔带谋伐襄王也在其即位三年时。由此看来，自胡公被杀至厉王出奔，其间年数也不长。总之，据《卫世家》和《齐世家》的记载，厉王奔彘必不能在三十七年。
或有学者认为本纪专记周王室事，应比世家可靠，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有两个世家都与本纪所载相冲突，则本纪所载也就不可深信了。事实上，已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已说明他对厉王年数是不自信的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叶慈：《周代年表》；夏含夷：《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均引自朱凤瀚等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
在《史记》之外，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厉王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王陟于彘”，虽其年数不一定可靠，却与上举《世家》的记载相合。
此外，还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对《周本纪》所载厉王奔彘之年提出了疑问，如夏含夷先生认为：“父子相袭，按照常理，父在位长，子在位就短；子在位长，父在位则短。我们知道宣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如果厉王在奔彘以前在位三十七年，再加上在彘的十四年，共为五十一年，则其父子两代在位的年数共为九十六年，超过了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所有帝王父子相继在位的年数。事实上，就连与这个数字接近的也只有清乾隆与嘉庆，在位共为八十五年；或乾隆与其父雍正，在位共为七十三年(周平王和桓王在位共有七十四年，然而桓王为平王之孙，与父子相袭不同)。不但如此，有清一代的袭制是由父传小子，与父传长子的周制全然不同。如果说厉宣父子的集年比历史上最长的乾嘉两代还要长十一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夏含夷：《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大陆杂志》第80卷第6期。我们认为他的疑问是有道理的。据史籍所载，宣王为厉王太子，且有弟郑桓公，可知宣王应为厉王子中之年长者。据《史记》所载，厉王奔彘时宣王尚年幼 《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元年云：“厉王子居召公宫，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周本纪》记载，厉王死于彘时，“太子静长于召公家”。。如厉王奔彘时已在位37年，则其太子应已成人。再者，如厉王在位共51年，则其卒年至少应有六十多岁。由此推之，宣王即位时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35岁以上，再加宣王在位46年，则宣王当活到八九十岁，这在古时非常难得，而史籍又无宣王长寿之记载，这也说明厉王在位51年是有问题的。
(二)相关的金文材料
由上举典籍记载的情况来看，厉王奔彘前后共在位51年确有许多疑点，下面再来看看金文材料所反映的情况。
相关的金文材料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西周晚期的高纪年铜器，这些铜器可以直接证明厉王的在位年数，是说明问题的关键。上文述及学者据以考定厉王年数的这类铜器有如下一些：
丁骕：伯克壶(二十六年)。马承源：盘(二十八年)。马承源、刘启益、白川静、董作宾：从鼎(三十一年)。赵光贤、刘启益：伯见父(三十三年)。赵光贤：善夫山鼎(三十七年)。
伯见父属夷王，伯克壶、从鼎、善夫山鼎属宣王，均已见上文。盘双耳横截面为方形，紧靠盘身，有短柱与盘身相连，是西周铜盘中器形最晚的，相同形制的盘，兮甲盘、NFEA7皇父盘、伯百父盘，属宣王时；鲁伯厚父盘、伯驷父盘，为宣幽时物。可知这种盘流行于宣幽前后。该器饰长圆鳞片相间的横鳞纹，这种纹饰也主要流行于宣幽时期。铭中“史受王令书，王呼史NFDB8册锡……”的格式同于宣王时的颂鼎、NFEA8鼎，赐物也与NFEA8鼎基本相同。传世有师簋，郭沫若先生谓与本器作者为一人，后者器形纹饰与颂簋很接近，也应是宣王时物。这些都说明，盘应属宣世。
由上所论，学者所据推定厉王年数的铜器，在我们看来，都不应属厉王。此外，其它25年以上的西周晚期高纪年铜器，还有以下一些：1从(二十五年)；2番生壶(二十六年)；3伊簋(二十七年)；4伯太祝追鼎(三十二年)；5晋侯苏钟(三十三年)。
上举各器，番生壶属厉王，从、伊簋属宣王，也均已见上文。
伯太祝追鼎器腹较浅，腹深不足半圆，器形近同善夫山鼎，所饰BaIV式窃曲纹流行于西周晚期，下限到春秋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待刊)。。善夫山鼎纪年三十七年，该器纪年三十二年，应同属宣王时。
晋侯苏钟的年代，笔者专有一小文论及彭裕商：《晋侯苏钟年代浅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认为其铭文所记乃宣王三十三年之事。
上所论各器，可以推定应属厉王的，年数最高的是二十六年的番生壶。除此之外，没有可以确定应属厉世的。但该器只记年，未提及周王，有可能作于厉王奔彘以后。由铭文可以确知作于厉王奔彘前的厉世器中，目前所见，以十七年询簋记年最高除询簋外，休盘记年为二十年，后者记载右者为益公，与询簋同，有可能是厉世器，但其器形稍早，不能完全排除属夷世的可能。而询簋由于有师询簋联系，属厉世是比较可靠的。，故推测厉王奔彘应在十七年到二十六年之间，这与《世家》的记载相合。
厉王奔彘前在位年数不长还有一个旁证。厉王自作器，目前所见有两件钟、簋、王作姜氏簋等，可知厉王还是乐于作器的。其中一件钟作于五年，簋作于十二年，如厉王在位加上共和长达51年，则其自作器中，不应没有高纪年铜器发现。
另外，以古时制度而言，厉王即使出奔，纪年也应沿用，这有文献上的直接证据。春秋时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奔在外，三十二年死于乾侯，而鲁国纪年仍以昭公。至昭公殁后定公立，始以定公纪年，这与厉王出奔的情况完全一样。今本《纪年》记厉王年数也是包括共和时期的。所以共和时期不能有单独的纪年，一定是包括在厉王的年数内。关于此点，学者也有相同看法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李仲操：《西周年代》，朱凤瀚等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第306页。。事实上，以金文材料而论，数千件器铭中，至今也未发现一件以共和纪年。
既然厉王在位年数不是很长，则夷王在位33年以上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以上本文以金文材料为依据，并结合相关的典籍记载，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据伯见父，并参以裘卫簋和虎簋盖，夷王在位至少应有33年。
厉王年数，包括共和时期在内，不能有51年之久。据询簋和番生壶，奔彘应在十七年至二十六年之间，加上共和时期，总年数应在31年到40年之间。
补记：本文完稿后，收到“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寄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书中列出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 “天再旦”与懿王元年，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 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由此推出西周金文历谱。谱中推定夷王在位8年(前885—前878年)，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合，所据铜器年数最高的是六年宰兽簋。厉王年数基本上从《周本纪》之说，只是认为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后，共和于当年改元，也即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元年重合。所据高纪年铜器有番生壶(二十六年)、盘(二十八年)、从鼎(三十一年)、伯太祝追鼎(三十二年)、晋侯苏钟(三十三年)、伯见父(三十三年)、善夫山鼎(三十七年)等。总之，“断代工程”推定的夷厉二王年数均在典籍记载的范围内。
〔作者彭裕商，1949年生，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 610064〕
(责任编辑：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