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演进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程作为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人口红利瓶颈双重挑战下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通过推动技术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提升作用。那么，这种以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是否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效率的重要源泉？ 如果是，那么其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主体其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 更进一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不同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这些问题值得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并作出解答。
探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人力资本高级化与产业创新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一些学者基于人力资本及其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展开了研究，罗良清等[2]（2013）将人力资本概括为教育、健康和迁移三个方面，其研究结果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并且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刘智勇等[3]（2018）在构建考虑了各层次人力資本相对变化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基础上，验证了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且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各地区差距的形成及原因。此类相关研究基本认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部分学者重点研究了产业创新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许霞[4]（2016）认为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以及整体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差异，经济落后地区其技术开发效率要高于整体创新效率，技术转化效率要低于整体创新效率，而经济发达的省份则恰好相反。桂黄宝[5]（2014）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对影响其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了探索，指出地理邻近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劳动力与对外开放水平则显著促进了其产业创新效率。第三，是对人力资本影响产业创新效率的相关研究。吴淑娥[6]（2013）将人力资本类型分成创新型人力资本与效率型人力资本两类，分析其对创新的影响作用，其结果表明企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而效率型人力资本会抑制企业创新。朱承亮等[7]（2012）采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了人力资本结构，其研究得到人力资本对研发创新效率的改善作用极小，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而言，此类研究缺乏定义更为准确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标，因而无法反映人力资本结构的梯度演进及其演进的重点。
从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创新效率的相关文献，既缺乏对两者间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的系统性研究，也没有分析出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难以清晰、明确地反映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演进对产业创新效率的综合影响作用，进而难以得出在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层面如何有效促进产业创新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正确结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我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地、新兴增长地与战略开放地之一——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深入解答两者间的影响关系，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层面证实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演进对产业创新效率的积极作用，并梳理了其作用途径与方式。第二，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包括各层次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以及产业创新效率等指标，在整体层面刻画了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与产业创新效率的发展情况，同时还考察了经济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创新效率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第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产业创新效率按产业进行了分类，以考察在不同地区与不同产业间其两者间影响关系的异质性。
二、理论分析
（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涵义
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概括为“质”与“量”两个层面[8]。大量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人力资本“量”的体现，对促进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均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反映人力资本“质”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更主要因素。人力资本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即为受教育、培训程度等所决定的劳动力素质。实践经验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随经济发展具有自发地向上升级的趋势，即人力资本结构趋于高级化。这是由人力资本与劳动分工的性质决定的，全球化的劳动分工决定了各水平的人力资本与其从事的工作相对应，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则从事低层次的劳动，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事高层次劳动的同时，也能够从事低层次的劳动，如此就形成了高水平人力资本对低水平人力资本的淘汰，从而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基于这一思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内涵就自然地表示了人力资本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化这一结构性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