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体育是西方斯泡特体系在中国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作为工具被政府利用的特殊形态，有它自己的生成、发展和转型变化的特定历史，这里对其特征、概念、历史进程和转型，采用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相一致的科学方法，进行了学术探讨，目的是弄清本质，指导转型，为审视转型和认识中国体育提供一个特殊的全新视角。
关键词中国体育；特征；概念；历史概述；转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6-0001-13
AbstractChinese sport is a special form which is a government using tool appearing under the specific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has its own appearanc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history. This paper does academic research on its characteristic， concept，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transition using logic with historical consistent method，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angle on reviewing the nature and transition of Chinese sport.
Key words Chinese sport；characteristic；concept；historical overview；transition study
1中国体育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认真研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作为未来中国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蓝图设计性的纲领性文件，就会感觉到中央顶层决策对中国体育在未来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似乎不再把“体育”与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并列，在未来发展全局中体育不会再成为独立的事业。《决定》没有提“体育”的“全民健身”和“为国争光”，没有给体育整体做出那怕是一个完整句子的陈述，只是在（42）中提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体魄强健”，这是教育改革的任务，属于国际共识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就是把全民族的身心健康的基础放在青少年学校身体教育上的体育；又在（40）中给出“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这里也只是作为基层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个内容。可以看出，在《决定》中未曾出现“体育事业”这个词，体育既不属于文化事业，也未列于文化产业；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不生产精神财富，因此，它既不能纳入文化建设序列，也不能纳入社会建设行列。在国家发展纲要中，缺失了位置，这便预示，中国体育将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大变革。这便引起我们对中国体育发展趋势、未来走向的思考，需要我们对中国体育的本质、功能及其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深入追思。中国体育的本质是什么？我看：中国体育就是中国党和政府为要实现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而把西方运动项目活动（或称西方斯泡特活动）做为一种手段或工具使用的一个特定机制；关键在于西方斯泡特活动只是政府特定工作的手段，而手段的效用性是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随政府任务的发展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政府把西方斯泡特活动（包括运动项目、运动活动方式及其一系列物质、文化设施和规章制度）做为手段利用的方式、范围是要受政府任务决定的。而政府任务又是受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新中国建立早期，西方斯泡特活动在我国人民增进身心健康，开展国际交往，提升国家影响力等方面，显示了其作为手段的特殊重要性，的确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而且几乎是唯一可用的。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综合实力巨大增长，经济、科技、军事、文化诸领域都有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人民群众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正在充分发挥，社会需要、人民生活日益多样性，已经同改革前有了巨大区别，政府实现工作目标的手段也相对多样化，政府有了选择更优手段以更替、取代原有低效高耗的那些手段的巨大空间或可能性。我们已经发现，无论在人民增进身心健康的活动领域，还是发展国际交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活动领域，西方斯泡特活动这个手段，逐渐显现出它的效能低、成本高且缺乏可控性的劣势，政府就要考虑国家还是否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直接经营、管理这个斯泡特活动体系？把它交给社会组织和公私企业，按照市场需要和斯泡特的本质要求去经管，是否更能发挥其效用？我们绝非弃用斯泡特为国争光，只是改换成一种更能发挥运动主体积极性的高效低耗方式。我们知道，一旦斯泡特活动由政府工作转变成社会、市场活动，那中国体育的性能、作用、结构都会发生根本改变，中国体育将会失去其历史地位和特性，而融入中国文化、休闲和娱乐体系，成为其中的一项竞技娱乐或运动休闲活动，而同世界斯泡特发展的总体潮流大势相融合，这必然是中国体育的历史性大转型或大变革。现在看来，中央决策顶层似乎也正在考虑体育的这个大转型或大变革的问题，正在酝酿诸多政策问题，这当然也应当是我们体育工作者必须关注的问题。本人也对此作了些初步思考，现将所得一孔之见提出，供参考。2中国体育的核心与特征中国体育（China Tiyu或China sport）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指的是西方斯泡特（sport）活动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定历史阶段上，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特定形态。就是中国党和政府为了实现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而将西方斯泡特体系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使用的特定形态。中国特定的历史，就是中国党和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按照政府工作任务的特定需要，有选择地运用和发展西方斯泡特运动项目活动的历史。中国体育的核心是西方斯泡特运动项目及其活动方式的总和体系。 如果中国体育抽去了篮球、排球、足球、田径、体操、游泳、乒乓、羽毛球、滑冰、滑雪等近百个西方斯泡特运动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各种形式和层次的竞技比赛，从学校基层的运动会到国际的、世界的奥运会、足球比赛等等之后，中国体育还能剩下什么？还能存在吗？不难证明，西方斯泡特活动的确是中国体育的生命所系，是中国体育的核心。应当明白，西方运动项目活动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或西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它内涵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它的活动方式并不能适应世界各种文化生态的需要，不是世界各民族所必需的，例如印度就不大热衷于搞这一套。在中国，这一套也不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主动引进来的，而是由西方教会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人自花路费主动给我们送来的文化免费午餐。如果说俄国革命炮声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就可以说美国人亲自上门给我们送来了斯泡特文化午餐，这可是有代价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通过天主教、基督教等组织向中国传播西方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在中国沿海城市设立了许多教会学校进行活动。1854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成立，1885年青年会随教会学校进入中国，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建立学校青年会，而后又相继建立城市青年会。从1895年起，北美协会先后派来会理（Orwillard Lyon）、格林（Robert R.Gailey）、饶伯森（Dr. C.H.Robertson）、艾思诺（Dr. Max J. Exner）、侯格兰德（Hoagland. Amos N）、葛雷（Dr. J. Gray）、麦克尔（Or. C. H. Mecloy）等来华担任青年会总干事、体育干事，给我们送来了筐球（即后来的篮球）、足球、田径、体操等十几个西方运动项目，帮我们建设体育馆、运动场，在学校建立业余运动队，进行校内比赛，进而发展到校际、地区比赛，直到举办全国运动会，并组织参加了“远东基督教青年运动会”的国际比赛，主持成立了“中国业余运动联合会”等等，给中国建立了一整套西方斯泡特活动体系，在旧中国青年活动中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人给我们建立这一套斯泡特体系，没有美国人给我们建立这个斯泡特活动社会基础，那么中国体育的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番情景了。[1][2]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革命和建设服务，青年团中央为要广泛开展青年工作，自然就会充分利用这个斯泡特活动的社会力量，为发展青年的体育活动服务。青年团中央发起改组了旧中国负责管理活动的组织“中国体育协进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又在这个基础上建起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政府机构来领导和管理全国体育工作。由此足以说明：中国体育是在美国人为我们建立的斯泡特活动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斯泡特活动体系就是中国体育的核心要素。中国体育的实质就是中国党和政府为完成政府工作任务而巧妙利用这个西方斯泡特体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举措的综合体。我们由此可以给出一个“中国体育”概念描述性的定义，就是：中国体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党和政府为实现革命和建设任务，把既有斯泡特活动体系作为一种手段利用的特定机制。这个定义的要点在于：一、表明中国体育的核心内容是西方斯泡特活动体系；二、中国体育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妥善运动这个体系并使之发挥最优作用而运作的；三、它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行政方式实施支持和管理的；四、它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以斯泡特活动为核心以及诸多附加在这个核心上面的复杂结构体系；五、它的兴衰发展、生死存亡是由党和政府的任务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显示出它的这样一些特征：其一，中国体育是西方斯泡特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运动项目活动必然要受各项目的国际协会及其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的主导，必须按照统一的规则、标准、章程进行活动，必然要融入世界统一的斯泡特体系，这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内在主导因素。其二，中国体育是西方斯泡特体系的一个特殊形态。西方斯泡特项目活动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下自然形成起来的，在中国则不然，因为这些活动都需要特定的场地、器材和社会组织，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是绝不可能成事的，在中国开展什么运动项目，举办什么运动赛事都是由政府说了才算，这就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三，国家为什么要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持斯泡特活动的发展，就是因为这能作为一种手段为政府工作服务，政府可以利用这个特别手段去满足增强人民体质、活跃文化生活、进行国际交往的需要，因此，它的活动必然要受政府直接干预，所有活动都要先提报告作出预算经过审核批准才能进行，有些活动更是由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指挥的，这就是说中国体育是由政府运用的一种政府工作手段。其四，中国体育是围绕西方斯泡特体系组成的一个复杂综合体。世界上有些国家也实施对斯泡特活动的政府管理体制，但它们没有形成中国这样复杂的综合体。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作需要，由国家体委把学校教育中的体育，社会群众的健身、养生等身体锻炼，某些身体娱乐活动和运动竞技（包括专业队竞技）等，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总概念体育”或“体育系统”，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独一份。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中国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决定中国体育发展趋势和方向的是什么。在当前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中国体育怎样才能与时俱进？3关于体育、体育运动概念的演化新中国成立的管理斯泡特活动的政府机构叫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俗称“体委”，把“体育运动”转换成了“体育”，造成了两个概念的理解混乱；又把这个工作概念转换成了学术概念，试图按逻辑规则给以定义，又造成了诸多定义的缠夹不清的争论。这里对这个乱局的形成，加以梳理。第一，从体育（PE）衍生出来的“体育”。我国古代没有“体育”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和西方引进来的。最初是指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的身体方面的教育，即教育系统里面关于身体内容方面的部分，主要方法是各种体操，目的是促进学生发育成长，增强体质，这是“体育”的真义或本义，即国际共识的physical education。以后把这种以体操为主的身体锻炼方法从学校推向了社会，在社会群众中广泛开展，衍生出“社会体育”这个概念。人们又把“社会体育”当做“体育”，同本义的“体育（PE）”混淆，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各种活动称为“体育”，也就是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说的“体育”，此为一变。大约同时，西方斯泡特项目活动传入我国，主要在高等学校学生的课外活动中开展，学生在体育馆、运动场上进行项目练习，组织比赛，这在学校当然属于“体育”范畴。以后这类比赛超出了学校，变成了校际的、地区的、埠际的直至全国性的运动会，这就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动体系。因为它的主要形式是“运动会”，主要活动对象是“运动员”，所以叫做“运动”，即国际统一称为的“业余运动”（Amateur Athletes）（当时中国还没有职业运动）。由于这种活动是从学校体育中衍生出来的，有些地方便把组织和管理这种活动的社会组织叫做“体育会”、“体育联合会”，出现了把“运动”（斯泡特项目活动）混为“体育”的现象。1924年，中国人收回了由美国人葛雷（Gray）操控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主权，成立了新的组织，把“业余运动”改换为“体育”，就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示同前者的区别，这就把“运动”与“体育”混为一谈。新中国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延续了这种混乱，这是由真义体育（PE）衍生出来的又一个“体育”概念。到国家体委，实际是把真义体育（PE）同它衍生出来的以体操为标志的身体锻炼的“体育”，和以斯泡特活动为内容的“体育”，不加区别地缠夹在一起，形成了扯不清的皮、解不开的纠葛，这是二变。第二，是对毛泽东所使用的“体育”和“体育运动”的不同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认识和理解的“体育”，主要从毛泽东那里来的。毛泽东多次使用“体育”“体育运动”这些概念，大多在工作语境中使用，从来也未给出过准确的定义，也就引起了诸多不同理解。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有人说，毛泽东在1941年就为《解放日报》体育专栏题词“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不确。）[3]这里说的“体育运动”指的是什么？60年代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这样说：“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4]这表明毛泽东说的“体育运动”就是能在广大群众中推行的各种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活动，既包括简易的西方斯泡特项目活动，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各种养生、娱乐健身项目，毛泽东所提出的“体育运动”特指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的各种身体锻炼活动。（1984年国家体委编写的《当代中国体育》第18页，把毛泽东说的“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篡改为“各种各色的体育活动”，这一字之改，表明了不同的理解。）[5]以后就把毛泽东所说的“体育运动”，在《宪法》中变成了“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特指群众性体育工作；同时又把“体育运动”提升为一个总概念，“广义体育即体育运动”[6]，此为三变。毛泽东所指的“体育”大多是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身体锻炼的“体育”，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1953年来，中央政治局要听取荣高棠代表中央体委的工作汇报，毛泽东看见荣高棠走进来了，用手一指，说：“噢！来了位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7]以后又把这句风趣语言改成了“最高指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这些说明，毛泽东所指的“体育”、“体育运动”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锻炼活动，不指斯泡特专业运动，在毛泽东的语言中未见出现过“奥运会”这样的词。毛泽东并不是不喜欢我国运动员出优异成绩，而是十分注意并期望中国的斯泡特运动早日登上国际舞台。1956年接见南斯拉夫足球队时说：“现在输给你们，也许要输十二年，但到十三年就一定要赢！”1958年号召青年学习并超过为我国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第一块金牌的吴传玉，“四年多了，怎么还没有人超过他呢！”60年代初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我国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所获奖杯；到1971年毛泽东批评国家体委“除了乒乓球一项，本领又不高，牛皮又没有多少吹的”。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对我国体育运动登上世界高峰充满着希冀与期待，只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难以实现这种期望和梦想，中国体育也还不能以此作为中心任务，而必须以增强人民体质为中心，一旦时代变了，体育的任务也要变的。第三，关于苏联“身体文化”的理解。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机构，是依照当时苏联的模式建立的。苏联当时叫做“身体文化和斯泡特事务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ио делам физ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слорта，缩写Кфкис）是政府管理身体文化（физческай культура）和斯泡特（Слорта）两项事务的联合机构。苏联的身体文化（缩写 физкуль тура）是苏联使用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指的是关于人体各种活动的运作结构如何发挥最优效能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人体活动所创造的，人体活动都是由人体运动器官的动作组成的，而人体运动器官的动作又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可以归纳为若干基本原则，用这些基本原则指导、完善人体各种动作的技术结构，无异对充分发掘人体潜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军事战斗力、各种工作能力以及日常生活活动的效能，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苏联政府就把身体文化作为提高和完善人体动作技术的一项全民性社会活动，在全国各行各业、部门、系统积极开展，推行根据身体文化科学原理所制定的各种措施和制度，努力使人的各种动作达到科学化、最优化。这在当时，的确是最先进的创举，不少国家都加以仿效。以后由于实施执行中存在着诸多困难，不再作为社会运动去开展，而作为一门科学理论进行教学和研究。（按：林笑峰认为“身体文化就是运动文化娱乐”，不妥。）由于当时我们认识水平所限，不能理解身体文化的科学价值和意义，认为这个词“很别扭”不符我们习惯，觉得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锻炼身体”，就把它译成了“体育”，苏联的“身体文化和斯泡特事务委员会”变成了“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以后正式定名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俄文译名仍是Физкультура и слорт，变成英文就是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 印在名片上，人家就以为我们是搞文化工作的。这样，我们又把苏俄的“身体文化”变成了“体育”，而且上升为总概念，此为四变。第四，是把英文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当作“体育运动”的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国际体育运动宪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of physical educaiton and sport-UNESCO）。（我们的《体育科学辞典》把它改成了“International sport Activities chapter”，不知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负责教育、科学和文化事务的综合机构，教育方面的physical education同文化方面的sport具有重要相关性，为了统一解说当时世界上出现的关于PE和sport的关系的各种歧见，联合发布了这个“体育和运动宪章”。我们国家觉得这个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比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好多了，不再和文化搅在一起，于是又把“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外文译名改成了“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是“体育”而sport是“运动”，合起来就是“体育运动”。实际上physical education是一个教育学的专门术语，意为身体的教育或身体方面的教育，指在学校对学生进行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体育活动，它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我们把它用在体育机构的名称上显然是不合理的，怎么办？就是把这个“体育”概念另作定义，改成“群众性的体育”，这样“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就可以成为“群众性活动和斯泡特运动”委员会，于是“体育”又有了一个新的含义，这大概是第五个含义了。第五，体育就是sport。sport这个英语词何时传入中国，我还未查到确切史据。林笑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学政《体育概论》就把美国的sport误为体育，说体育（sport）的目的不在健身，在娱乐。”[8]我即去函查问：“不知王学政此书出版于哪一年，是否可以说，我国把sport译为“体育”第一人就是王学政？sport何时传入中国？谁最早引进的？是如何翻译的？这些都是学术问题，如果是王学政那就解决不少疑问了。”（2005年10月31日给林信）。林老答说：“关于王学政的《体育概论》问题，1948-1949年，原东北大学体育系鞠兴绶先生开这门课，教科书里王学政的《体育概论》，其中写的、鞠讲的即‘体育’不是健身，是从心理上求得快乐，还讲到培养人的好勇斗狠的性格，那时我是听课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体育概论》讲的与《体育（PE）原理》大相径庭，疑之不解，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不了了之。大概是在东北师大体育系资料室还可能有王《体育概论》本。未见英文原文本，未对照。”（2005年11月11日给韩信）据了解王学政《体育概论》出版于1945年11月，1947年出第二版，我始终未查到原书，王学政是否我国译sport为“体育”的第一人，难得真解。我们知道20世纪初，美国人传来西方运动项目活动时，还不叫sport，而是按国际通例叫做“业余竞技”（Amateur Athletes）的，美国人为我们成立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就用的这个词。1924年成立的“中华体育协进会”英文仍是“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es Federation），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使用sport作“体育”（All-China Sport Federation），这里官方第一次正式称sport为“体育”，这个sport是从Amateur Athletes转来的，其本义也是“竞技”，1957年出刊的英文版《中国体育》就是“China Sports”。1959年郑易里等编的《英华大辞典》，sport的释义有：娱乐、消遣、游戏、玩耍、运动、运动会、户外活动、运动比赛等项，尚无“体育”一解。1979年林笑峰讲“司泡尔特（sport）不是体育”，到1982年陈国平、熊斗寅把顾拜旦歌颂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会的诗《ode au sport》译作《体育颂》。“体育即sport”或“sport即体育”开始大行其道。到上个世纪末，撤销国家体委，改为“国家体育总局”，英文译名为“The State Sport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a”，是国家管理sport的行政机构（正确名称应当是“国家运动竞技总局”），由于一种习惯的误识，“体育”也就顺势成了Sport。这样一变，过去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用来标识“体育”的外文physical culture、physical education全都变没了，只剩下原来标识“运动”的sport了，这个“运动”sport就占领了“体育”的位置，运动sport变成了“体育”，又成了新的“总概念”，这是中国体育概念的第六次演变。第六，“体育”本是一个工作概念，是“体委”为了工作需要给自己所主管的工作规定的一个名称性的用语，主要功用在告诉人们“体委”的“体育”是干什么的：“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积极有效的方法，同时是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1983年）工作概念是不能用“属加种差”的逻辑方法定义的，它也不需要这种定义。而我们的学者硬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概念，给它寻找上位（属）概念和“种差”，这一找就找出了十多个，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或许都不是准确的，徒增混乱而已。还有“体委”为了开展工作，把群众体育分为：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和农民体育，这都是工作用语，没有科学定义的。我们也把它们变成了学术概念，试图给以逻辑定义，而且衍生出：机关体育、厂矿体育、农村体育、军事体育、健身体育、养生体育、医疗体育、康复体育、娱乐体育、智力体育等等，五花八门，云遮雾罩，让人搞不清“体育”到底是什么了。由上可知，我们要想“体育科学化”，首先要对“体育”、“体育运动”、运动竞技、斯泡特这些概念有一个正确、科学的理解，对我们自己炮制的“本土化”的诸多名堂进行认真清理，看来这还不是一件容易事！4中国体育历史概述中国体育的核心是西方斯泡特体系，当代斯泡特已经成为有组织、制度化的活动体系，中国体育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顺应、融入这个体系，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代，这却是一条在许多矛盾中曲折前进的道路，这就构成了中国体育的特定历史。4.1中国体育诞生前序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党和国家委托团中央负责组织、领导和管理全国体育工作。为了广泛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发挥其积极性，共同开展全国体育工作，团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这里的“全国体育工作者”主要是指从旧中国过来的西方斯泡特活动的各种人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种专业人士），代表人物如马约翰等。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改组“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成立“中华全国总会筹备委员会”，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代表人物担任了副主任委员。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2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向国际奥委会申报此为中国奥林匹克的唯一组织。由于当时开展体育活动（主要是西方运动项目活动）的主要力量在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总会”便由团中央转属教育部领导，由教育部长马叙伦任总会主席。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社会组织，毛泽东特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在人民群众中开展身体锻炼性的身体活动，目的在于增强体质，这是对“总会”这个群众性组织最适当的要求，以后就变成了中国体育的永恒的总方针了。当代斯泡特体系活动的最高形态是世界奥运会（夏季和冬季）及各项世界锦标赛，中国体育总会的目标也是世界奥运会。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认识，最早还是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人。1904年美国人饶伯森（Dr. C.H.Robertson）来华任天津青年会干事，1908年正值第四届奥运会前夕，他在天津作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演讲并加幻灯辅助，引起青年们的极大兴趣，青年会会刊《天津青年》发表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中国何时能派出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1930年出版《世界运动丛录》，把奥林匹克译作“我能比呀”，写道：“按‘我能比呀’（Olympia）系古希腊运动会的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事皆须要决的毅勇，便能与人竞争。”中国学者论述奥运会的最早作者是袁敦礼，他在1932年发表《世界欧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我国体育的影响》，全面介绍、评价了奥运会，最后提出：“外国提倡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国际地位万不可靠竞技来提高”。[9]正是这一年，我国刘长春第一次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大公报》社论说：中国纵有多数选手，亦无钱送行洛杉矶，此次幸而只有刘长春一人耳，多则旅费无所出矣。”[10]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决定召开“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前夕，荣高棠受命拜访马约翰教授，马就向荣提出：“我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还能有一天，奥运会能在咱们中国举办……你说有希望吗？”荣即回说：“我看有希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咱全国老百姓齐心合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好！有你这句话，我马约翰随叫随到！”[11]这个承诺是荣高棠永生难忘的！1952年2月，我国致电国际奥委会，申请以中华全国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参加第15届奥运会。为做准备，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即发出“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说“世界体育活动日益增多，国际友人希望中国能去参加也甚殷切，最近我们已宣布了准备参加将在芬兰格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由于中国过去体育基础差，近年来几次出国参加球赛，水平较低，与今天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此种情况亟须改变。因此，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注：带着重点或黑体字均为刘少奇批阅时加的。）这就提出了中国体育必须同国家地位相称的重要问题。到1952年7月18日，国际奥委会来电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尽管此时距开幕仅剩一天，周总理还是决定要立即组队参加，当即组成以荣高棠为团长由篮球、足球等40人的代表团立即租机前往，因飞机延误直到7月29日，闭幕前夕才抵芬兰，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运赛场。这次奥运，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均为第一次参加，苏联即获得金牌、奖牌总数第二，总分同美国并列第一，匈牙利第三，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运动强力。回程时，随苏联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看到获胜运动员受到国家和人民英雄般的热烈欢迎场面，荣高棠心潮澎湃，在回忆时说：“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运动员获得冠军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真大！这一瞬间我感到了“体育”二字沉甸甸的份量和丰富的内涵……”[12]正是这次亲身体验，他触发了建立中国体育政府体制的强烈意愿。回国不久，荣高棠即于8月21日，向中央写出《关于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提出：“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此时，教育部也提出了类似建议，9月12日，刘少奇副主席批示：拟同意这些建议，请主席阅后送邓副总理办理。9月15日，邓小平副总理召见荣高棠，指示：一，体委现在就搭架子，暂时由你牵头准备；二，要扩大运动队伍，规定选拔标准，从军队到地方抽调运动员；三，在北京建立运动场；四，尽快兴办体育院校；五，准备明年召开全国运动会。此后即着手筹备成立国家体委及相关各项工作。于此可见，中国成立政府体育行政机构的直接动因，并不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问题，而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参与世界竞争，为国争光的问题，这才是中国“体育”这两个字的真正内涵！4.2中国体育进入历史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任命贺龙为主任。从此正式诞生了直接管理西方斯泡特活动的政府机构，把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发展斯泡特活动，使之为政府工作服务，变成了一项政府行政工作，成为一个领域、一项事业和一条战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1956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体委“组织简则”：规定国家体委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体育事业，发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民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并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劳动卫国教育。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以增强体质为目的。当时还面临着一个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政治任务，体委主持常务工作的仍然是荣高棠，他负责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工作，选拔田径、游泳、举重、体操、射击、足球、篮球等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进行专业集中训练，按照军队“运动队”的体制组建成各项专业训练队。最后选拔出92名优秀运动员组成代表团，准备在墨尔本奥运会大显身手，一鸣惊人。由于当时国际奥委会坚持台湾的“中华体育协进会”代表“福摩萨中国”，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北京中国”，允许两个代表队参加奥运会，造成两个中国的事实，引起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愤慨和抗议，中国政府当即宣布拒绝参加奥运会，并断绝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这一来，中国体育便退居于世界斯泡特体系之外，改变了中国体育发展前景。设想，如果当年我们参加了墨尔本奥运会，一飞冲天，夺金挂银，那对全国人民将产生巨大的精神振奋，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将有相当影响，毛泽东主席将会作出新的指示，中国体育将走上一条新途径，可惜历史惯会捉弄人！虽然中国参加奥运竞技之路一时受阻，但中国的奥运梦并未破灭，我们始终相信中国尽早一定会成为世界奥运大家庭的一员，迟早一定会走上奥运及世界各项竞技舞台！为此，体委一直把加强运动队专业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运动高峰作为一项实质性的工作任务，不断提高运动成绩，有些项目还频破纪录，尤其是乒乓球项目，连年出彩，发挥了可圈可点的政治作用，演出了“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4.3增强体质时期4.3.1体育运动和增强体质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不可能担负有组织的重要活动或任务，最适宜的任务就是发动体育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开展一些锻炼身体之类的活动，以增强体质为目的。因为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生活于饥寒交迫之中，营养缺乏，又不讲卫生，健康状况极差，被人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态亟须改变，要积极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努力改善人民健康。体育工作的当务之急，也应当是加入这个改善人民健康状态的伟大运动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毛泽东给这个组织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十分正确的。毛泽东的着眼点是“人民”，“体育”的着眼点必须是“人民体质”，这是目的或目标，为此，要提倡和发展的“体育运动”，也必须是能够适应人民群众增进健康的那些活动。“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毛泽东所说的“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核心就是世界运动科学所讲的Exercise，这个词有诸多义项：运动、锻炼、练习、训练、操练、演习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它的释义是：“Exercise（运动）：改善身体功能和增进身体健康的锻炼。”成年人最关心是身体健康，尤其是心肌健康，有计划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心血管和呼吸功能。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和健身舞是人们最喜爱的有氧锻炼方式。还有负重训练、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健身操等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和关节灵活性的活动。[13]毛泽东所说的“体育运动”正是这种有计划的有氧运动，1970年毛泽东一次谈话中还说：出操这办法很好，增强体质，锻炼身体。15分钟到20分钟太少，要半个小时。工作时间当中可以出来活动活动，搞搞广播操。[14]可见毛泽东所要发展的“体育运动”不是竞赛、不是竞技，而是真正能增进人民健康的那些活动。建国初期，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思想在青年中开展了“劳工制”（以后改为锻炼标准）。工厂企业提倡生产操，机关事业提倡工间操、广播体操等等活动。1954年，中共中央指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开展体育运动确是一种最积极的有效方法。”为要更好完成此项“政治任务”，就需要全国各行各业，一齐行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到“体育运动”中来，人人受益。以后，为了同运动竞技相区别，特称之为“群众性体育活动”，简称“群众体育”，给毛泽东所说的“体育运动”以更明确的限定，成为整个体育的一个方面，这也是可以的。“群众”这个语词的第一个义项即“泛指人民大众”，群众体育也就是人民大众的体育，包括婴幼儿到耄耋老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体育运动的动力，也都是对象，都要改善自己的健康，增强体质，从而改善整个民族的健康，增强国家活动能力。所以，“群众体育”是一个极为宽泛的大概念，必然要分解成不同部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儿童青少年学生的体育活动，这是一个特定的“群众”领域。他们的体育活动通常是在学校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中，为了促成生长发育，由专职或兼职教师指导，按规定的教育目标、日程，通过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实施的，这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搞“群众体育”，势必要把这一部分“群众”纳入体委工作范围，并称之为“学校体育”，这样就把本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体育”（physical educaiton），分割出来，划归“体委”，成了体育工作的一个方面。这就构成了“体育工作”的结构复杂性的特征的因素之一。其二，是把本属卫生保健部门主管的身体运动（Physical Education）分割出来，变成了体委的重要活动内容。世界卫生组织（WHO）一直着力提倡身体活动（包括身体运动或锻炼），新世纪以来更规定2002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为了健康而运动”，8月指出：不参加身体活动不仅仅是个人行为问题，保健是政府和个人责任。2003年又建议：人们在一生中坚持锻炼。世卫组织确认“适量”或“适度”运动是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的四大基石之一，把身体运动的提倡和发展作为重要任务，而且在科学知识、技术力量和社会组织方面有显著的资源优势，却被体育部门割裂出来，做为“群众体育”的一个内容。其三，是把一些群众身体娱乐性活动和智力性娱乐活动（如棋牌），以至西方流行的斗牛、赛马等娱乐活动也变成了“群众体育”；其四，还有一些不属于专业运动管理的事项如民间民族的竞赛娱乐，青少年业余体校的竞赛等也纳入了“群众体育”，等等。形成了一个包括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身体锻炼（Physical Exercise）、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等事项的多因素的复杂结构体，这种结构体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是中国体育的特征。尤为奇特的是，我们还出现了一个“国防体育”的名目（按：“国防体育”一词曾见于1943年王学政文中）。1952年根据刘少奇提议，仿照苏联“支援陆海空志愿协会”形式，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为解放军培养和准备后备技术兵源的群众性组织，由青年团中央负责组建“中央国防俱乐部”，后来隶属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同“体育”挂上了钩，变成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也把许多属于军事技术训练的活动变成了“体育活动”。1956年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1958年并入国家体委，设立陆上运动司、航海运动司、航空运动司和军事体育器材司，不再分国防体育和一般体育。实际上中国体育又变成了群众体育、国防体育和运动竞技三足鼎立的局势。这也是中国体育复杂性特征的一种现象。4.3.2关于普及与提高普及与提高是中国体育的一个特定用语，其含义也是不断变化的。1952年，毛泽东给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任务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其历史背景是：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当时全国“体育工作者”的群众性组织，这些“体育工作者”都是在旧中国搞西方斯泡特活动的专业人才或活动积极分子，业务专长就是斯泡特活动；2. 他们是新中国体育的基础力量，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还必须依靠他们的知识和技术；3. 当时历史条件下，最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这些“体育工作者”深入群众，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体育活动知识和基本技术，开展基础性的身体运动，增强体质，这就是普及；4. 当时需要的普及并不是按西方方式发展运动项目，大搞运动比赛，而是提倡不受规则、场地和器材限制的简易、自由活动，例如：篮球可以单面栏，人数可多可少，也不受年龄、技术限制；排球可以几个人托着玩；游泳可以狗刨式；爬山也不受高度约束等等，重要的是参加活动，锻炼身体；5. 增强体质的有效方式正如毛泽东所提倡的做体操，跑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等等，也就是运动科学所讲的有氧运动，这种运动的特点就是按各人体质发展所需，采用适度或适当的运动量、强标准进行有序锻炼。其根本要求，如毛泽东所说：“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15]，即一要持之以恒，日以为常；二要专心专意，心注运动；三是方法宜拙，进取宜蛮，不能取巧图便。总之，发展体育运动重在普及，不存在提高的问题，也无所谓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八路军124师，师长贺龙在部队积极开展以篮球运动为主的各种活动，1940年发布“体育训令”，其中提出“体育运动应当在全师内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同时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经常组织比赛、表演，选出优秀选手再去指导普及”。这里所说“体育运动”是指篮球之类的西方项目运动，这种项目运动是一种技术性或艺术性很强的活动，凡参加者都期望技术提高，这里所说的提高就指项目技术的提高，就是在比赛、表演中选拔优秀选手的提高；再通过这些提高了的优秀选手的示范、指导去发动那些不懂或初懂项目的爱好者参加运动，这就是普及，通过这些普及者的比赛，选拔出优秀选手，这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再由优秀选手去示范、指导群众的普及，就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可知这里的普及提高主要是指一种运动项目的技术发展关系。建国初期，我们体育工作首要任务是开展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这是普及。但根据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建立一支运动技术水平高超的专业队伍，列入国家编制，直接由国家管理，这个专业队伍就叫提高。“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的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里说的提高就指体育专业队伍建设，这种建设要限定在“适当范围内”，自然，这个“适当范围”是要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这里说的普及和提高就是另外一种含义了。以后，体育的提高就特指专业队伍的事项了。1998年，伍绍祖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讲：“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基本方针。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是体育事业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其层次和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这就需要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在抓好群众体育的同时，抓好竞技体育，抓好普及的同时抓好提高。以群众体育促进竞技体育，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以普及促进提高，以提高带动普及，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里所说的普及即群众体育。实际上指的是在群众中推广和发展西方运动项目的普及，提高则指竞技体育，就是高水平的职业性或专业性的项目活动，这是又一种理解了。现代西方斯泡特，无所谓普及和提高，它已发展成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业，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我们说的竞技体育，就是西方的有组织、制度化的斯泡特（Organized sport or institutionalized sport），又称精英斯泡特（Elite sport）、高水平斯泡特（Top Level Competitive Sport）或职业斯泡特（Professional sport），这是一种运动职业，即通过运动专业人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及其他人员）的竞技劳动，为观众提供精神享受而获取报酬的一种社会职业，它有自己的活动领域、活动方式和活动规律。另一种我们所说的“群众体育”就是西方的大众斯泡特（Sport of All），又称业余斯泡特（Amateur Sport）、娱乐斯泡特（Recreational Sport），这是一种群众自娱型活动，它也有自己的活动领域、方式和规律，两者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没有什么“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说的普及与提高也不适用于这两者关系。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运行的，人们把毛泽东所指的以有氧运动为主的身体锻炼的“体育运动”，理解成了“体育”，体育的唯一任务或重要任务就成了“增强体质”，把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对象而且有特定含义的“题词”，当作了永恒的“最高指示”，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直到今天仍在不时涌动。4.4斯泡特鼎盛时代新中国建立，为要突破西方敌对势力的遏制，我们很需要一种同世界人民联系的渠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供运用的手段十分有限，西方斯泡特竞技活动被选为这种手段之一，我们期望它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正当我们急需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出现了“两个中国”的政治阻障，迫使我们中断了同世界竞技垄断势力的关系，站在了世界竞技体系之外，一站三十年，消耗了我们大好时光和机会。直到1984年，我们才真正进入这个世界竞技体制，时值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其时地发挥了最佳作用，进入了斯泡特在我国的鼎盛时期。但，物盛则衰，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经济、政治、军事、特技和文化诸领域成就纷呈，日新月异。我国同世界沟通、交往的渠道日益宽广，演示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愈来愈多，相比之下，斯泡特竞技的作用便逐渐降低、减弱、淡化，又进入一个转型时期。1979年以来，中国体育正经历着这样一个充满观念、体制、结构等重重矛盾的进程，它是如何在诸多矛盾中曲折前进的，这里只作大略叙述。4.4.1建设斯泡特强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我国合法席位，我国运动员获得了参加从世界奥运会（夏、冬）到各单项世界或国际竞技的权利，走上了为国争光的国际大舞台。顺应形势变化，1979年全国体工会议确定：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又迫在眉睫，我国一些项目的成绩还达不到奥运会报名标准，因此，今明两年国家和省一级体委要“侧重抓提高”，这就要求把着眼点转到斯泡特运动上来。1980年更明确提出：“运动技术水平落后，与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形势不相适应”，“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才有利于世界体坛上为国争光。1983年更提出，本世纪末，“运动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拥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成为体育强国之一”。明确提出了建设斯泡特体系“强国”的目标，当然，这便成了体育工作的中心和重点。1983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指出体育工作新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提高水平，为国争光”（邓小平），“为国争光，振兴中华”（叶剑英），标志了我国体育向斯泡特体系的历史转变。为适应工作中的转变，1980年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改革、完善训练体制”，调整一、二、三线队伍，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从项目、选材、训练各方面，逐步建成基础大，尖子尖，按比例发展，层层衔接的训练体系。这就是以后称为“举国体制”的核心内容，以后逐步完善、健全，形成了集中优势，保证重点，各项工作和活动统筹安排，全面、协调、有序发展的科学体制，保证了我国斯泡特竞技事业的胜利发展。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体委调整了内部机构，把运动司和球类司改组建成：运动一司（主管军事体育项目）、运动二司（主管球类项目）、运动三司（主管田径、游泳、登山项目）、运动四司（主管重竞技、体操、武术项目），以后又把冬季冰雪运动列入运动五司，为斯泡特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从1984年起，逐渐建立健全了运动队伍管理、运动项目建设和运动竞技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55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教练员、裁判员技术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建设了完善的斯泡特制度体系。1995年更发布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对斯泡特竞技的发展目标、规模、重点、质量及措施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全过程的系统管理和控制，使竞技体育高效、快速、健康发展，夺取更大成绩，赢得更大荣誉。这是我国建设斯泡特竞技“强国”的总指导，是我国建设斯泡特体系的总方案，也是体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我国的斯泡特竞技开辟了新局面，充分展现了斯泡特竞技的特殊功用。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22届奥运会，我国已做好了在世界体坛亮相的准备，无奈好事多磨，又因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而受到我国的抵制。直到1984年的第23届，我国运动员一展英姿，在第一天的第一个射击项目赛场，许海峰射落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实现了我国人民百年的奥运梦！正是在100年前，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斯泡特运动项目，50年后中国人第一次来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亮相大败而归（1932年刘长春），又过了50年，中国人又来到洛杉矶，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美国同中国的斯泡特历史有着一段特殊的百年因缘。接着我国参加了各届奥运会（包括冬奥、残奥等）。2000年在悉尼我国金牌总数位列第三，2004年雅典进为第二，2008年北京则升为第一，冬奥会也取得零金的突破。亚运会则连居榜首，我国乒乓球长盛不衰，女排五连冠，马家军女子中长跑大爆彩光，体操、跳水、举重、短道滑冰等60多个小项夺金摘银，为我国争得了荣誉，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鼓舞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斯泡特活动在我国充分发挥了它的独特功用，达到了巅峰状态。4.4.2体育观念的转变相应于中国体育的这个历史变化，自然也就必须实施体育观念的变化，也就是转变对体育本质、特征、功能的认识，这是体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历史要求，要从“增强体质”的“旧体育观”，转向斯泡特为核心的“新体育观”。早在1982年李梦华就预示了这种转变，他说：“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宣传体育时，只强调增强体质的作用；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创造优异成绩，在宣传上又强调了为国争光对人民的鼓舞作用。”其内涵之义，就表示我们对体育的宣传，应当从“只强调增强体质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要转向“为国争光对人民的鼓舞作用”，这“为国争光”正是斯泡特的核心价值，也就是由增强体质的体育观向斯泡特体育观的历史转变。不久，便开始了出现了宣扬斯泡特体育观的种种论点。“竞赛是体育最鲜明的特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竞赛就没有体育运动。”（《当代中国体育》1984年）“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竞争是体育运动的生命，是其活力之所在。”（《体育报》1985）“竞技运动是体育整体中最本质的内部特征……竞技运动是体育区别于其它社会现象的唯一标志。”（《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7）还有“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强身手段，最常见的就是竞技，个人锻炼往往也是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所以体育文化可以叫做竞技文化。”（《学术月刊》1987年）。很明显，增强体质主要依靠的是有氧运动的身体锻炼，这是不能搞竞争、竞赛或竞技的；竞赛、竞争和竞技正是斯泡特活动的根本特征，这些都是要求从增强体质的体育观向斯泡特体育观转变的。1987年，张采珍发表《新体育观初探》[16]，提示“新体育观的支柱是竞争机制，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体育的杠杆，竞赛、竞争是体育运动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构成其生命力的要素，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竞赛、竞争，体育运动不仅没有活力，而且没有存在的价值。”提出“体育改革要以更新观念为先导，必须运用竞争机制，树立和强化一系列新观念”。这里正式把推行西方斯泡特体系，称为“新体育观”，其所以“新”就新在用斯泡特体育观，代替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旧”体育观，实现同世界现代斯泡特体系的融合，向世界斯泡特体系的转化。这标示了中国体育从“增强体质”的时代向斯泡特体系时代的转化，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大讲“斯泡特（sport）就是体育”便形成体育舆论的潮流，又把sport提升为体育总概念。4.4.3体育结构内在矛盾的一次爆发学校体育是教育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学校这种特定社会组织中，同德育、智育、美育等共同协作对学生身体发育和成长进行的有计划、系统性教育，世界各国历来都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我国在历史特定条件下，把它从教育部门分割出来，作为群众增强体质的一项工作由体委管理，是可以的。但由于体委工作逐渐向斯泡特体系转移，学校体育逐渐被淡化或边缘化，两者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终于在1982年的烟台会议上爆发出来。在讨论体育概念、本质等学术问题的引发下，从事实际学校体育工作的一些师范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中国是按竞技方式办体育，在体育中搞竞技，实际上是普遍地用竞技教育代替了体育，使中国体育奄奄一息；按竞技方式办体育，竞技就是体育，把体育之本质特点——发展人的身体的教育抛之脑后等等，对体委把学校体育纳入竞技体系，按竞技方式办学校体育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学校体育走向何方的疑虑，是否还应当由体委主管。这个问题，必然引起了体委的深思，也在内部进行了研究。在1983年的全国体工会议上，李梦华特把学校体育作为专题，提出了同教育部门如何协作的许多举措，以求妥善解决学校体育与竞技发展中的诸多矛盾或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提出学校体育从体委剥离的问题。直到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才明确了学校体育回归教育部主管，到2008年教育部发出“中小学体育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之后，才真正同体育部门脱离关系，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再说烟台会议，本来是为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关于体育概念、本质和体育科学等学术问题统一认识的会议，前期对这些学术问题进行了很好的交流、讨论，后期则转向了对体委工作的批评，且使用了“过头”的语言，这便引起了体委领导和若干习惯思维者的不满，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反击”。在1983年的全国体工会议上，李梦华说：“不论从广义或狭义的体育概念，对三十多年来的体育工作实践作出‘奄奄一息’一类的估价，都是很错误的。……至于学校体育方面乃至整个群众体育工作方面还有不足之处，这是需要不断改进的，但绝不能因此说什么奄奄一息。”这就成了政治态度问题，给一些同志造成了精神压力和工作困难。这里顺便提一下林笑峰教授，林先生对斯泡特（sport）和体育（PE）概念的探讨，下过工夫，1979年就在《体育报》发表文章，提出司泡尔特（sport）不是体育，并对司泡尔特是什么作了详细说明，提出我们应当提倡“科学体育”，所谓“科学体育”即关于增强体质的体育。[17]烟台会上就这些观点作了发挥，因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以后林先生放弃了工资、户口和粮食等关系，冒着相当风险去了华南师大，创办了《体育学通讯》，大量介绍世界上关于斯泡特、体育、体育科学等基础知识，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体育视野，突破了官方一言堂的闭锁状态。着力批判“sport即体育”谬论，提倡“真义体育”、“体质体育”等。国际上所指的“真义体育”实指学校里的身体方面的教育（PE），林先生把这个特指体育，从学校扩展至社会，变成了社会全体成员增强体质的“社会体育”，已经改换了“真义体育”的本意，最终滑向了“健身教育论”的歧途，此是后话。4.4.4所谓“重点转移”1995年，国家公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的协调发展。”在“九五计划”纲要中也提出“发展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发展体育运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竞技水平”。这些都表明：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或“增强人民体质”，其根本途径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或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据此精神，党中央对1996年的体育工作做出“重点转移”的决定。李鹏指出：“关于体育政策，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体育工作的重点真正地转移到增强人民体质上来，我们的体育工作，应该以增强人民体质，增强12亿人民的体质，作为根本宗旨。”当时负责主管体育工作的李铁映也说：“就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来讲，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全面研究新时期的体育工作怎么搞。”“体育界的同志，各级体委的同志，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要把全民健身计划作为体育战线工作的重点。”“有些体委的一把手还是只顾抓训练、抓金牌、抓成绩，还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到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上去。”“金牌即使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都是正确情况……真正在事业发展上、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的，能够得到群众拥护的，还是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体育工作的重点为什么要转移，那就是发生了偏差或错位，就是偏离了增强体质的方向，扭转向斯泡特竞技的发展方向，因此要转移回来，向增强体质的方向复归。这就要对体委现行工作进行全方位的改变，一要改变适应新形势发展起来的斯泡特工作体制和机制，二要建立一套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这在当时的体委来说，困难重重。为解决此一矛盾，伍绍祖同志提出了“重点论”和“两点论”。重点论不是一点论，不是永恒不变的，不能永远是第一位的，重点重什么，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就体育工作来看，增强体质能否永远作为重点，应该依据形势发展有所变化。现实的体育工作，应当提倡“两点论”，既要抓增强体质，也要抓斯泡特为国争光，指导思想上应当侧重增强体质，实际工作则应侧重抓竞技提高。各有侧重，协调发展。用辩证的两点论思想，解决重点转移的一些实际问题，应当说是积极的有效的。实际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增强12亿人民体质”，是一项多因素的社会工程，主要应由卫生保健部门牵头，不应由体育负责的。历史表明，要转变体育就是增强体质的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4.4.5根本性大变革：撤委改局到了1998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至29个，裁减11个。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体育进行全面权衡，确定体育管理实行全新体制，而且要求一步到位。1998年3月，国家宣布：“不再保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委的职能委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这说明：“其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育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不适于施行行政管理；其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体育的本质属性应当是事业性质，应当按照事业单位的方式去组织、运作和管理；其三，在现实条件下这个事业体系还必须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其四，这种由行政治理到事业机制的根本性变革，最好一步到位，迅速进行，即：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8]对于这种突然变革，人们很难接受和适应，而且于体育工作的连续性及举办北京奥运会不利，因而提出了许多建议，中央采纲了这些建议，最后决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新设的“国家体育总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国务院的“体育”专门业务，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正部级。其主要职责有八项：即，拟定并监督实施体育政策法规及发展规划，指导和推动体育体制改革，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管理体育外事工作，研究拟定体育产业政策等等。其核心、实质性工作就是要发展斯泡特体系，提高技术水平，为国争光。所以英文译名便成为“The State Sport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a”，就是管理斯泡特（sport）事务的国家政府组织。它不再管理“学校体育”，也不再执行指导和监督机关、厂矿企业等部门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职能，把群众体育或社会体育简缩为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专项任务。它突破了国家体委的旧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了向专业性体制和机制的大转变，也就是以斯泡特为核心的体制和机制的根本性大变革。国家体育总局成立十多年来，成功地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实现了国人企盼在中国举办奥运的百年梦想；它实施了政事分离、管办分离，把直接由体育行政管理的运动项目事项分离出去，组成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实行半行政、半事业性的派出式管理，在伦敦奥运会和各项世界锦标赛获得了优异成绩。4.4.6关于体育总概念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即体委），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此便把学校教育中的“体育”（PE）、社会群众的健身锻炼和西方斯泡特项目运动等一起纳入了体委的“体育工作”，总名之为“体育”，这是一个工作概念，是不能用科学的定义规则定义的。1982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给出了一个语义诠释性的说明，“体育在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是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延长生命的重要方法；是与德育、智育、美育相配合的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它以竞技的形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各国人民之间加强联系的纽带。这说明：“体育”是由三个成分组成的综合结构体。到1983年左右出现了自造的“竞技体育”，1986年李梦华主任对三者给了概念说明：“学校体育，主要是通过体育课、业余训练，让学生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促进身体全面发展，从项目上讲，要着重开展近代体育项目，从中发现体育人才。竞技体育，主要解决科学选材、科学训练的问题，积极提高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社会体育主要是抓普及，在普及基础上不断提高，要因地制宜，总的讲，强调多样化，不管什么样的锻炼形式，只要能促进身体健康，就要扶持，倡导。”1995年“体育法”确定了体育由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三个部分构成。2000年《体育科学辞典》试图给出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概念定义，说“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rot）：广义的体育即体育运动，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议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文化活动。包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高水平的竞技体育等。这里否定了社会体育，而且把“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rot）同“体育运动”（Sport）混为一谈，体育即体育运动，又说“狭义体育即体育教育，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和广义体育的学校体育是否一回事，没有交待清楚。 我国体育界把一个工作概念混成了学术科学概念，把包有三个成分的术语，变成了“体育总概念”，说它们是一个“整体化”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为性地捆绑在一起，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在强调增强体质的时候，不能提竞技为国争光，“金牌上去，体质下来”，竞技也要为增强体质服务，在强调竞技为国争光的时候，又提倡什么“大三角”、“安德鲁斯金字塔”，要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为竞技出尖子做基础，按竞技体育的要求改变体制和机制，既破坏了学校体育的功能结构，也阻碍了斯泡特的独特行业发展之路。在社会发展历史上，三者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也不是在社会需要共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各有自己的来源和发展，不存在必然的统合关系，同石头剪子布一样，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了一个集合体，一旦这种历史条件变化，它们必会各走自己的路。在历史条件需要它们组合时，组合就是正确的顺应历史发展的，而历史条件变化了，需要它们分离时，仍然强力扭结在一起，就会阻碍体育的自然发展，变成体育发展的阻力。现实的学校体育回归教育部门，社会体育的内容调整，斯泡特体育的独立发展，已经造成了“体育总概念”的裂解，事实证明，它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了，必须予以否定。 我在2004年，根据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体育在国家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新的规定精神，写出了《谈我国体育体系的根本性大变革》[19]，提出：“体育的根本任务要从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规定进行转变，也就是要从过去一贯提倡的方针政策上转变，可见这的确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义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体育的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并提出：“传统体育体系已经解体，反映传统体育的体育总概念的理论体系，也应当与时俱进。”明白提出应当废止“体育总概念”。现在看来，我这种提议已经是落后形势发展六七年了，就这样还会引起某些学者的强烈反对。毕世明同志认定这是“没有根据的设想”，[20]他认为中央文件不算根据，不知道什么才算“根据”；他认定“在实践中发生和发展总概念，不能否定”，[21]那么“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也是在实践中发生和发展的吗，怎么都可以否定呢？体育总概念就为什么不可否定。还提出了一个千古奇谈《中国体育超前经济发展三百五十年》[22]，大加驳难。同时熊斗寅同志也提出《“体育”概念的整体化和本土化思考》，[23]极力主张中国需要有一个包括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体育总概念（或大概念）并强调它们的“整体性”不可分割，还证明“Sport已成为体育的大概念”。考虑到斗寅先生的“整体化”理论实际上是我国“总概念”理论的学理根源或根据，要否定“总概念”必须从此打开突破口，决定先同斗寅先生进行充分的学理依据，先后发了三篇文字；对世明同志的驳难只好暂时搁置。此后我连续发表文作，分别对“体育（PE）”“斯泡特（Sport）源流发展和概念演变作了着力探讨，力求弄清它们的真实面目和相互关系。现在看来，要破除这个长期由官方支持和主导的“总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还要走很长的路。5中国体育的转型5.1中国体育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体育又临到一个历史转型期。所谓转型，广义讲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转变。狭义也可指某项事业的结构功能的根本性变化。中国体育的转型就多指中国体育的结构、功能、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变化。 前面讲过，中国体育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党和政府利用西方斯泡特体育作为一种手段为政府工作服务的一种社会建制。这是因为斯泡特体育是在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还不具备西式斯泡特生长发展的自然基础，只有少数城市能适应某些运动项目初级形态的生存发展。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政府要把斯泡特项目作为手段来使用，就必须由政府实行包养和管理，否则一个项目也发展不起来。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优秀运动员如吴传玉、容国团、黄强辉等就都是从国外归来的。专业运动队必须纳入国家编制，由国家保证生活和工作。中国斯泡特运动项目的生存发展，成就辉煌，就是靠了“举国体制”的养护，这就成了世界斯泡特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政府主导型或国家包揽型。 政府为什么要供养、支持和发展它，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受尽了殖民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欺凌，民族尊严尽失；民族独立、解放与自强的要求十分强烈，凡能胜过外国人的事项，都受到国人的赞扬。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条件恶劣的条件下，依靠人体运动技能进行角胜自是一径。武技是我优长，霍元甲、韩慕侠等一技得胜者，被国人誉为民族英雄，但此技不能参加国际竞技，因此，运用世界通行的斯泡特竞技便是最佳选择，几乎是唯一同外国进行角胜竞技的渠道。所获优胜，一可激励、振奋和鼓舞民族精神，倡扬爱国主义，宣泄民族情绪；二可扬国威，展示国家形象，扩大影响，提高国际地位；三可加强各国人民间的沟通、交流，发展友谊等。有此功效，国家当然要充分利用它，要利用就必须下本钱培育发展它，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举国体制”这种特殊形式。 我们知道，斯泡特竞技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国际地位万不可靠竞技来提高，强有力的海陆空军、科学上的贡献，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才是增高国际地位的要件。”（袁敦礼，1932）或者“力争在国际竞赛中取胜也许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地位还不稳定的一种证明。一个国家日益成熟（或趋于成熟）的标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在体育运动以外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成就，如艺术、外交，各种工作中的长处，即发明创造、追求进步、企业革新、想象力等等。”[24]这就是说：“只是在国家军事、外交、工业、科技、艺术等等”体育运动以外的方面表现不出可以骄人的成就，拿不出可以出手的东西时，斯泡特竞技才充作了一种填补手段。当“体育运动以外”的这些方面表现出卓越、优异、丰硕的成果时，斯泡特竞技的作用必会降低、淡化，最终必将因其本质固有的诸多劣弱根性，如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不生产精神财富，成本的高昂，使用上的难以操控（需要它出彩的时候偏生故障，如刘翔、王濛或足球那样）等等原因，被国家所淘汰，如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经过30来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跃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久将成世界第一，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海陆空军、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绽放异彩，航天登天、航母出海、高铁遍国、三峡高坝、青藏铁路等等无不显示祖国的实力强大，政治昌明，相比之下，斯泡特竞技的作用便显得日益淡化、弱微、难现昔日受国家荣宠之盛况，国家也不再把它作为举足重轻的大事。但，我们也深知，国家愈是强盛，也总还需斯泡特为国争光的锦上添花，且多多益善，花不厌多，这个美差将全部交由各项目的运动主体来承担。历史的发展，决定它必然要逐步退出政府工具的地位，必然要转型，由国家主导型或政府包揽型向社会治理型转型。现在已经进入了这种转型期。 这种转型，就是要把由国家包揽的近百个大小斯泡特运动项目的治理权，放手交给各项目的活动主体，包括竞技实际承担者的运动员、教练员、运动竞技直接受益者的企业人士，运动技艺鉴赏的爱好者以及各有关利益联系的人，他们是运动项目活动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他们最关心运动项目的发展，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项目兴衰的关键。把项目活动的治理权交给他们，由他们自主组成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和企业营利组织的俱乐部、公司、协会、联合会以及总会等社会组织，自主决定本项目的各项事宜。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这是斯泡特项目活动的最佳和最优方式，一切成熟的社会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中国体育自不例外。中国体育的转型，就是由政府包揽型向这种社会自治型的逐渐过渡。 这一转型，中国体育的性质和前景就要发生巨大变化。斯泡特项目活动将由受政府意志决定和支配的政府工作，转变为受社会需要和人民喜好决定的一种休闲娱乐产业或行业，恢复其游戏娱乐本质，为人民提供精神振奋和激励的娱乐性服务，根据其提供娱乐服务的功能，取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格和地位，这也是一种竞争，可以预见，有些项目在竞争中将被淘汰，有些项目会萎缩到仅能生存的状态，这是竞争的必然结果，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也可以肯定只要是人类创造的游乐项目，总会有它的爱好者，总会有人热心参加世界奥运会及各项锦标竞技，为己谋益，为国争光。现实已经证明，我国有的项目实现了运动主体的自理自治，创造辉煌为国争光，如李娜、丁俊晖等。 可以预见，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多样化，人民的休闲娱乐活动也必须多彩多姿，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娱乐、游戏、竞技活动必将繁荣昌盛，城乡人民自办自理、自娱自乐的游乐活动必将成为社会休闲娱乐文化的主流、主导，某些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斯泡特项目，必将融入中国游乐文化的大潮，成为其中的自然组成部分。那时，中国体育将被中国游乐文化所吞并，完成其历史使命，斯泡特（Sport）必将同“体育”脱钩，不再挂“体育”的名号，成为一段历史。5.2实施转型的若干思考 中国体育的转型，核心是转变对运动和游乐项目活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直接或间接掌管的运动和游戏项目近百个，大多是西方斯泡特项目，捎带着十来个我国项目，有争夺锦标为国争光的国际竞技项目，也有大众娱乐性游戏项目等等，转型就是要把这些由国家通过行政管理的项目及其活动权，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还可经由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分清哪些属于公益服务，那些属于私益和准公益服务，该放市场的放市场，该交社会的交社会，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逐项认真研究，分期分批加以清理、处置，直到它们全部由行政包管型转为社会治理型，那时“体育总局”就可以转为“中华全国运动总会”了，当然，这还是个长期的转型过程。 现在看来，首先要抓住那些能够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项目活动，提升国家软实力，属于全民受益的纯公益性质，公共服务应当原则上由国家提供。因此，凡是能在奥运及世界或重要的国际竞技中为国争光的项目活动，同提升国家软实力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原则上应由国家支持。这类项目有：1. 世界或国际性的竞技（不包括国内的全运动等）；2. 能够升国旗、奏国歌的项目；3. 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项目；4. 是能出现体育明星的项目等等。我在《论中国体育如何助力提升国家软实力》[25]文中说过：“现在看来，我国体育应当把助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根本任务，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把体育的目标转向世界，转向争夺世界优胜、创造世界纪录，争取冠军、金牌，涌现体育明星，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根本任务和评价标准。这就要“调整国家管理的运动项目，分清两类：一类是能够在国际赛事中升国旗、奏国歌的项目，这是国家管理的主体、通过半行政性的运动中心或其他方式进行管理；另一类是不能升国旗、奏国歌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各项目协会或俱乐部委托给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由国家管理能升国旗、奏国歌有关软实力的项目，也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依靠国家支持的项目，社会无力承担的没有国家支持就难以运行的项目，必须由国家投资、统筹管理；另一类可以通过协会、俱乐部等等社会组织，开展活动，自行管理的项目……放手让社会组织管理，国家进行监督、问责即可。”“现在看来，体育明星对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期望我国有更多的体育明星闪烁在国际星空，放射出我国先进文化的绚丽光彩。”我看这些建议还是有用的。足球具有重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力，期望能够走出误区，有所突破，有一则笑话说：韩国主教练去问上帝：“我们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冠军？”上帝说：50年，韩国教练哭着走了。日本教练问上帝：日本何时能得这项冠军？上帝答：100年，日本教练大哭着走了。中国教练也向上帝问这个问题，上帝号啕大哭，中国教练问上帝为什么哭？上帝说：恐怕我都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只是笑话，我想靠我们的智慧一定会让上帝发笑的。总的来说，我们一定要在国际影响力大的项目上下功夫，一定要培育出更多的举世闻名的体育明星（如李娜、姚明等），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贡献。 按照国际和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规定，属于体育（Sport）各种场馆内活动的项目：游泳、滑冰、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棋牌等项目活动，属于娱乐业的休闲健身娱乐活动的：保龄球、台球、飞镖、高尔夫、跑马、射击、射箭、滑沙、滑雪、跳伞、滑翔、攀岩、轮滑等等，都是通过特定场馆设施，向爱好者提供服务，进行有偿经营的企业营利活动，都应当给市场，通过工商行业部门进行管理，国家勿需插手、干预。 此外，由国家组织的那些大型、全国性运动会，除全运会与提升国家软实力有关外，其他体育大会（非奥项目）、民族运动会、智力运动会等等，都属于游戏娱乐性活动，不担负国家任务，受益者亦非全国人民，不属于公益服务性质，不应由国家负责，应当交给受益者组织者主办，并且要实行节俭，禁止一切豪华的开闭幕式及酬宾活动。 长期实践证明，能适应中国文化前景的斯泡特项目活动，已经被融入中华游乐文化，生根成长，成为其中之一员，如乒乓球活动，全国注册参加与活动者2011年即达1亿人，成了我国国球。而其它受场地、器材、规则、竞争性等等条件影响的项目，注册活动参与者均少于万人：如足球8000人（日本50万，越南也有5万），篮球不足1000人（美国2480万，日本32万），跳水1000人，女排仅400人，许多项目后继无人，可见在中国已难成主流气候。而随着中国文化建设的大潮兴起，中国传统及新兴的游乐文化，具有民族、民间地方色彩，由社区民众自主自办的以节庆活动为主的游戏、娱乐、休闲活动，将突升为中国游乐文化的主流。几十年来，受西方斯泡特项目活动的倾轧、排挤，中国游乐文化几乎处于中断的境况，西方斯泡特文化大受官方和媒体的荣宠，抢占了中国游乐文化的正统主位，欲把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成西方斯泡特文化，用“体育（Sport）”这个西方文化吞并中国传统游乐文化，变成什么民族体育（National Sports）、民间体育（Folk Sport）、传统体育（traditional sport）、民俗体育（folk custom sport）等等，并且把中国游乐史变成了“中国体育（Sport）史”，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实际上斯泡特文化传入或插进中国历史，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段，不可用以包含或代替历史悠久的中国游乐史。靠了政府的支持要建成“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也就是斯泡特项目大国或强国，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大势来看，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充其量不过是奥林匹克的热忱支持者，如此之强国梦不做也罢。因此我们要树立“中国游乐史”这个学科，“中国体育史”将改写成以PE体育为主体的即以学校身体教育为主体的学科，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西方斯泡特文化活动的历史将成为“中国斯泡特项目活动史”或“斯泡特文化在中国”，这也是中国体育观念的历史转型。我们的体育史学者应当深思：把中国自己悠久历史的游乐文化史，改变成西方斯泡特文化史，合理吗？ 要使中国体育的转型有序、可控，关键是依法治理。要根据中国国情，借鉴西方国家有关斯泡特活动管理的法律法规，给中国的斯泡特、娱乐、休闲、游戏等活动建立一套可行、可操控的法律法规，对各项活动的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等的权责义务，各项营利性活动的俱联盟、公司等营销活动，各项目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协会、联合会、总会等的运作，以及媒体、广告、赞助等事项，实施立法，并由权威性的执法机构实行监控。这样，国家便可不需干预而由社会依法进行各项动作，真正实现依法治理。5.3切实转变“体育”观念 几十年来，由于政府的倡导，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定型认识和观念，即“体育就是增强体质”，源于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们把这里的“体育运动”偷换成了“体育”，又把这个“体育”演变为“群众性的体育”或“社会体育”，形成了这样一套逻辑：体育的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增强体质的唯一或主要手段是发展群众性体育。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认识和观念，必须予以破除。 第一，必须树立科学的体育观，就是：要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首先要靠学校的身体教育（体育PE），基础在学校，根本在学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普及义务教育已覆盖全国城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接受从幼儿教育开始的普及义务教育，这是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成长的基本和关键时期，也是所有社会成员身体素质发展的基础时期。要想增强人民体质，提高民族身体健康素质，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体活动能力，必须依靠这个时期的学校体育。儿童青少年身体教育的水平什么样，全民族的身体健康素质也就什么样，不狠抓，抓好这个基础，我们的民族身体素质建设就会建筑在沙滩上，或者无源之水，无根之本。从决策层领导到人民群众，都要树立这种认识，体育的基础在学校，体育的根本在学校，就是学校里以体育课为中心的身体教育教学活动。体育老师尤其中小学校体育老师就成为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基本队伍或主力军，体育老师的素质什么样，体育课的质量就什么样，民族身体素质的水平也会是什么样。世界大多国家都认识这个道理，而我国在这方面却很不足，增强人民体质，不抓这个基础，却大抓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之类的活动，不能不说是舍本求末。 什么是体育？体育就是在学校里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的身体方面的教育。这是“体育”的本义和真义，其它一切“体育”，什么“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等，都是借了“体育”这个名号和招牌，进行名不副实的活动而已。正像并不存在什么“群众德育”、“群众美育”或者“社会德育”、“社会美育”一样。我们的以中小校体育老师为中心的广大体育工作者，应当喊响“体育”这两个字，夺回“体育”的专利权，“体育”是关系民族素质的崇高事业，“体育”应当成为我们的专业词语，专利术语，具有唯一性。让人们看或听到“体育”两个字，就知道这是身体教育（PE），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更不是斯泡特（Sport），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淘汰那些混充“体育”的词语，让“体育”真正回归到它的本义和真义，成为唯一性的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使用的概念。世界共认的“体育”就是physical education，它的内涵具有特定性，与世界共识同轨，这是我国体育转型的认识和观念基础，不实行这个转变，我们的认识仍然处于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状态，我们的体育学术和事业就无法走上科学道路。 中央在《关于全国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出了“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可谓抓准了要害，抓住了提高民族身体素质的关键，具有深远的重大战略意义。其意义就在于指导我们转变体育观念和认识。 第二，树立健康靠自我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前，教育还欠普及，入学率还低，学校的身体教育水平也不高，导致人民健康不良，这需要在学校外的社会群众中开展身体活动来弥补，就是所谓的“群众体育”或“社会体育”，成了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途径、工作重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正确而需要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教育已经普及，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如果我们能使每个社会成员走上职业岗位之前，接受了高质量的科学正规的身体教育，他们进入职业岗位之后已经具备了身体健康、适量运动、身体活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了控制自我身体发展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他们基本上就会变成自我健康的自觉主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心状态、生活环境、职场工作境遇、经济条件等，安排、选择适宜的生活方式，个人主宰自我的生命活动，所谓“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昩用者夭，善用者延”。我们就是要树立这种健康靠自我的科学观念。这样，政府就可以少花气力去搞“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了。 所谓“社会体育”，我国台湾编的《体育大辞典》是这样说的：“实施对象为一般民众的体育运动。凡公共地方如公园、公共体育场、社区以及公私团体，所做的体育活动或体育学术研究都包括在内。社会体育也可以说是学校体育的延伸，补学校体育与运动的不足，使其运动生活继续维持。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应相辅相成，以发挥终生运动的更大效果。”[26]这里说的“社会体育也可以说是学校体育的延续”，应当说是在学校体育中学到的知识、方法和技能在社会环境中的应用，这种应用已经脱离了老师的指导和教材的规制，具有了新的性质，进入了社会卫生和保健的行列，不再具有“体育”的性质，也不是什么“社会体育”。所说“公园、公共体育场、社区以及公司团体所做的体育活动”，应当是身体活动，包括养生保健活动和身体娱乐活动，应当由社区文化娱乐和公共卫生部门负责。要把身体活动同“体育活动”分开，把卫生保健、文化娱乐同“体育”分开，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人类活动，不可混为一谈。我国传统的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气功等等，从来就属于养生保健活动，属于医学和卫生科学体系，在西方体育和斯泡特传入之前已经存在了千万年，硬要归入“体育”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们不应再把它们列为“社会体育”，应当返还其保健养生的本质面目。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变由“大众体育”“社会体育”来增强体质的观念，而把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生命活动效能等等寄托于医学和卫生科学，依靠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提高民族身体健康素质的大道、正道。 第三，全民健身纳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增强体质，提高自体素质和增进健康素质，都是一个意思即同义词，其核心都是健康。 什么是健康（Health）？“健康是指个人生理、精神和社会完全适应的良好状态，而不仅仅表现为有无疾病。”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给的定义，说明健康标识着生命体生存、发展的整体状态，是一个多因素的多元结构体系。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维多利亚宣言”中提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人们已经明白，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必须依靠“四大基石”的整体协调，不能依靠其中的任何单独一项。身体锻炼、身体运动或适量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身体锻炼再努力，如果缺少其它因素的配合，亦属徒劳。我们把它单独分割出来搞什么“全民健身”不是可取的。 世界卫生组织从来把提倡适量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逐年提出了不同举措，在全世界推行。各国卫生保健部门也相应地把适量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卫生和医学早已把“锻炼”即适量运动列为使疾病得到控制、好转或痊愈的有效方法，作为医生诊疗疾病、康复保健的一项内容。实践证明，由卫生保健部门主导适量运动，有它众多的优越性，例如：有系统、科学的先进医学知识和技术设备，有大量受过专业培养的医护队伍，医疗卫生组织遍及城乡，而且有全世界统一的信息、学术、组织。由卫生保健部门统筹安排，推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运动，就是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科学最佳选择。实践也证明，由体育部门主管“全民健身”既管不了也管不好。 “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近20年，成效有限，社会上已趋淡忘，新一代青年很少关心，据权威统计，我国八成居民不锻炼身体，算什么“全民健身”。这项活动由体育部门主管，实在难为他们：“体育部门只是在大城市、省和国家设有领导群众或社会体育活动的组织（指导中心），和有限的编制人员（全国大约数百人），广大中小城市和县城高有相应的组织，而且没有活动经费，靠这点力量组织十几亿人的增强体质活动，怎么能成！”[27]而且体育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搞竞技、夺金牌，为国争光，只要“多喊喊全民健身就可以了”。搞斯泡特项目竞技是一种专业技术性活动，而“全民健身”是一项群众性社会活动，两种活动性质和活动方式都不同，很难搞到一起。种种迹象表明，“全民健身”应该由体育斯泡特部门转交给卫生保健部门，纳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进行统一活动了，这也是中国体育转型的任务之一。6几句后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人主动给我们送来了斯泡特活动体系。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可资利用能够为政府工作服务的有效工具，为要充分利用并发挥它们的特殊功效，便建立起了一系列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政策等体制机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叫做中国体育的这种新事物。 这里斯泡特活动是核心，它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发展，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它发展的需要适当处理各种内部的、外部的、观念认识的、经济政治的复杂联系和关系，为它的发展拓展空间，清除障碍，这一切是在中国这种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这就是具有特殊性质和形态的中国体育。 中国体育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形态的斯泡特活动，有它自己特定的生成、发展、演变和转型历史，认识它的历史才能发现它的本质，了解它的过去才能认识它的未来，把握了它的特征和规律才能引导促成它的转型，为此就需要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角，用历史发展同逻辑发展相一致的科学方法，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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