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智利著名诗人巴勃鲁·聂鲁达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回到祖国，可一踏上智利的土地他就嗅到了一股浓浓的法西斯主义气息。其时，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祖国的“强盛”让居住在智利的大批德国后裔“扬眉吐气”，而将日耳曼民族引领上“复兴”之路的希特勒，自然成了这些海外侨民的崇拜对象。
希特勒虽没费一枪一弹，但他的肖像却早已“占领”了智利的各大城市，即使是最偏僻的荒村小镇也随处可见他那神气活现的面孔。聂鲁达每次走到街头无意中抬头看见肖像，都会憎恶地闭上眼。如果说面对希特勒的肖像他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要在如林的“卐”字旗下穿过街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想尽办法绕道，也难免会遭受“胯下之辱”。
那时聂鲁达正在创办一本名叫《智利文学》的杂志，一天，他到智利南部的一座小镇和当地最富有的农场主商谈赞助事宜。这位自称是聂鲁达粉丝的农场主非常豪爽，见到偶像后立即将许诺的赞助款悉数支付。走出农场主家，聂鲁达来到一家杂货店，准备用小镇上唯一的一部电话和副主编通话。这时，细心的聂鲁达突然发现，杂货店老板故意将电话机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使每个打电话的人不得不高举手臂，而电话机的正前方，恰好贴着一张希特勒的肖像。这意味着每个来打电话的人，都不得不被迫向希特勒敬礼。
聂鲁达不禁打量了杂货店老板一眼，不出所料，这是一位长着一张典型的日耳曼民族脸庞的德国移民，虽然年老体衰，但脸上却满是强硬与挑衅。一股怒火顿时升腾起来，聂鲁达想砸掉电话，或者把墙上的希特勒肖像撕下来，但他想了想，冷静下来了。
“先生，请将电话机放低一点。”聂鲁达不卑不亢。
“没法放低，它一直就那么高。”杂货店老板一语双关。
聂鲁达“屈服”了。他明白，和这个弱不禁风的老头斗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愤青式的民族主义，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他平静地拿起话筒，一边向希特勒“致敬”，一边对《智利文学》副主编说：“很顺利，钱筹到了。”
“那我们的杂志不是很快就可以出版了吗？”电话那端传来了惊喜的声音。
“是的。不过，杂志名字得改一下，叫《智利曙光》怎么样？”
“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副主编不解地问。
“就是现在，就在我拨通电话的这一刻。”
“好的，一切听您的吩咐。不过，新杂志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把它做成一门炮。”
“炮？”副主编更加迷惑不解。
“是的，一门炮，一门文学大炮，我们要把智利人民心中的全部愤怒，都射向正在把别的国家一个一个吞下去、或许很快就要吞掉我们的法西斯主义。”聂鲁达神情激昂地说，然后扔下正怔怔地望着自己的杂货店老板，扬长而去。
一个月后，《智利曙光》出版了。随后，聂鲁达又于1937年11月7日在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了智利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联盟很快成为智利反法西斯斗争中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有效地阻遏了法西斯毒液在智利甚至整个拉丁美洲的蔓延。
（选自《读者》2009年第17期）
品读赏析
这篇美文的标题很吸引人，“聂鲁达的炮”令人浮想联翩，究竟是真炮还是假炮，还是其他的什么炮？读罢全文，方知原来这是一门文学大炮，聂鲁达要用它来“射向正在把别的国家一个一个吞下去、或许很快就要吞掉我们的法西斯主义”。而聂鲁达之所以做成了这门炮，是由他的凛然正气决定的。文章开篇就点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人物的出场作好了铺垫。接着通过聂鲁达打电话这一事件，表现了他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愤怒和蔑视，并刻画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反面人物——杂货店老板。文章在双方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中展开扣人心弦的情节描述，尤其是聂鲁达与副主编通话的语言，既表现了他的凛然正气和坚强不屈的个性，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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