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日寇的主战兵器

学习日军九一式手榴弹的设计，在延时引火管上增加泄烟导气孔，严格控制缓燃导火索的长度，保证将延时控制在4秒，将引火管直接引燃装药，改为引燃雷管，由雷管引爆装药。最后是优化工艺流程，加强质量控制。这四项工艺改进，有效的提升了自制木柄手榴弹的可靠性，平均有效弹片数也从10余片增加到50余片。根据八路军军工部的报告显示，改进后的手榴弹很受部队欢迎，从1940年6月开始，中间除10月份因为日军“扫荡”短时间停产以外，到年底共生产了71985枚。

八路军军工部的柳沟铁厂这一时期在保证生产的同时，开始向分区手榴弹厂派出技术熟练的技师担任顾问。对于无力自行制造雷管的分区，由军工部负责供应，这些举措极大的促进了各分区的军工生产。据统计，在1940年，晋察冀一分区生产了20000枚手榴弹、二分区为6000枚，三分区和四分区均为30000枚。当然，由于各分区手榴弹厂生产条件极为恶劣，因此一般只能保证生产数量，无法对手榴弹的可靠性和威力有太多追求，甚至没有办法保证参与生产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安全。

在木柄手榴弹的生产工序中，弹体铸造和木柄的制作是最为安全的两项。但同时也需要安全的生产场地和相关的机械及设备。在北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根据地军工厂一般设在人迹罕至易守难攻的山沟之中，在日军扫荡时，相关设备都会被埋入地下妥善保存。而南方的新四军军工厂的选址更为多样化，据新四军第三师盐城手榴弹厂的朱仲夏回忆，他们的“车间”曾一度设在行驶于敌占区河流上的大船之上。

与铸造和木工相比，制作引火管、引信和装药的工序就显得极为危险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工部门一般选择过去从事花炮制造的人员来处理各种火工品，这些人员凭借较为丰富的经验，基本能保证生产的安全。但是由于当时军工单位获得的硝石、硝酸钾、硫磺等原料的品质参差不齐，生产事故仍时有发生。八路军军工部劳动英雄教逢春是跟随他的叔父，民间花炮工匠教玉孚参加革命的，但教玉孚和教逢春的妻子却先后因为爆炸事故牺牲，他自己也几乎被炸成残疾。而石成玉也在手榴弹和火工品的爆炸事故中失去了妻子马玉金和二弟石成尧。虽然工作危险性很高，且条件极为恶劣，但人民军工的战士们却从未退缩过，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才使得抗日军民有了充足的弹药供应。

到1942年，八路军各根据地基本都建立了能批量生产手榴弹的炸弹厂，除主力部队以外，地方部队和民兵在作战中，主要依靠手榴弹作为火力支援和压制的武器。例如在1942年5月冀中反扫荡作战中，赵户村的民兵李三子竟在一天的作战中掷出180余枚手榴弹，单枪匹马守住一处街口，杀伤敌伪军80余人。

“边区造”的质量优化

不过，这时候很多战士私下把根据地自制的木柄手榴弹称为“张手雷”。这是因为根据地制造的手榴弹延时不稳定，有些在掷出后瞎火，有些延时仅有一两秒，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部分部队的投弹动作和操典的程度。八路军军工部和晋察冀军区军工部都曾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到基层调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石成玉回忆，黄崖洞和柳沟铁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质量在1942年已经极为稳定，但是基层手榴弹厂甚至伪军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经常会出现早炸或者瞎火的问题。他的二弟石成尧就是在拆解哑弹排除故障时牺牲的。而据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部的张方回忆，当时技术研究部派出张奎元到炸弹厂和前线部队调查后，判断是引火管质量问题造成了“张手雷”故障。

当时根据地军工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引火管实际上是一条缓烧导火索，从拉火摩擦火帽引燃导火索，到导火索全部燃尽引燃雷管和装药，应该花费4至5秒。但是当时基层手榴弹厂生产的导火索燃烧时间不稳定。这些导火索，是用1到3根花炮上的药捻，外包多层厚纸，再压紧后制成的，内部常有空隙，很多情况下摩擦火帽喷出的火星直接通过空隙喷到药捻中部，甚至是直接喷到雷管上。这就造成了延时时间不稳定。

故障原因找到之后，张奎元和张方等人立刻着手进行解决。他们提出将药捻导火索改为真正的纸质引火管，即用硬纸制成中空的纸筒，然后将纸筒装入技术研究部自制的手动装药机内，边装入火药，边压紧，这样就保证引火管中不会有空隙，从而基本杜绝了“张手雷”故障。随后，技术研究部又对摩擦火帽和引火管的连接部等几处细节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提高了发火和延时的可靠性，也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浪费。

军工部的技术人员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木柄手榴弹的设计进行优化。例如最初是用金属螺丝将木柄和弹体连接起来，后来改为从日伪控制区秘密购买的铁钉，再后来又改为使用裘皮钉（即我们现在的鞋钉）进行固定，降低了因为敌人封锁影响生产的风险。

1943年之后，根据地自行制造的木柄手榴弹质量已达到相当水平，而且产能足够满足使用。据张方回忆，当时军工人员缺乏枪支自卫，但出门时一定会在腰里塞上几枚手榴弹，而部队经过大练兵后，平均投弹距离提升到40米左右，猛烈而准确的手榴弹经常让日军误以为遭遇了“炮击”。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木柄手榴弹制造容易，便于使用，仍然是人民军队的主战兵器之一。

黄崖洞的麻尾手榴弹

那么，本文开头讲述的黄崖洞保卫战中从天而降的麻尾手榴弹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是左权副参谋长根据山地作战的特点，专门要求黄崖洞兵工厂研制的。

早在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总部就获得了日军准备袭击黄崖洞的情报，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带着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保卫工厂。但是，部队发现，兵工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由于拉发引信延时不稳定，有些甚至尚未投出就发生早炸，前线指战员对此意见很大。另外，此时手榴弹中装填的主要还是黑火药，破片较少，在敌人头顶上空炸反而无法产生有效的破片弹幕，更并不适合居高临下打击敌人。

左权副参谋长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着急。他一面要求兵工厂生产特制的“滚雷”，一面指示石成玉和教逢春等手榴弹的“土专家”制造麻尾手榴弹。左权副参谋长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团长和红1军团总司令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他对麻尾手榴弹十分熟悉，但技术人员却从没有见过麻尾弹。据当时在黄崖洞兵工厂负责手榴弹制造的石成玉回忆，他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就通过拆解国民党部队遗落的手榴弹，学会了木柄手榴弹制造技术，却从没有听说过麻尾手榴弹。他们只能根据老红军的回忆来揣摩这种手榴弹的结构。

对石成玉等技术人员而言，最大的难题在于迅速制作可靠的碰发引信，并将其可靠地连接在弹体上。为了保证麻尾手榴弹落地就炸，石成玉等人直接采用了类似步枪上击针和底火的结构，但是如何将这套引信固定在弹体上，又成了最大的问题。技术人员最初准备采用类似木柄手榴弹弹体和木柄固定的办法，即将木质的引信护套塞入弹体后，打入一颗螺钉。但经过试验发现，这样的设计导致引信在触地时会出现振动，很难保证碰发引信发火。

技术人员只能另辟蹊径，试着在弹体上铸造螺纹接口，不过当时黄崖洞兵工厂只能制造白口铁铸件，铸件韧度较低，很难进行切削加工。其实，这时候八路军军工部柳沟铁厂已经突破了白口铁韧化这一技术难关，但黄崖洞兵工厂尚未获得相关技术。据石成玉回忆，左权副参谋长曾专门向他询问过麻尾手榴弹的研发进度，甚至在职工大会上专门做动员，希望军工技术人员“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做成”。此时已经是1941年，反扫荡局势十分严峻，日军随时会向黄崖洞发起攻击。一时间，石成玉等技术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每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脑子里只有麻尾弹。

直到有一天夜里石成玉想到了中国传统镀铜工艺，便决定试着在铸铁弹体内壁上灌铜，然后在铜层上切削出螺纹。他赶紧去找木工刘春安，想立刻制造木模，开工试铸。由于太过激动，石成玉把刘春安从床上拖起来时也没说原因，弄得老木工还以为碰上日本鬼子夜袭，边穿衣服边往腰间塞手榴弹。误会解除后，石成玉又找来铜匠和翻砂师傅，几个人忙了一夜，边讨论边制作，花了整整一天，总算在第二天深夜制造了第一颗黄崖洞的麻尾手榴弹。

麻尾手榴弹完成之后，八路军军工部和总部首长都十分满意，左权甚至想亲自参与测试。黄崖洞兵工厂到底制造了多少枚麻尾手榴弹已经很难确定。据石成玉回忆，左权等首长曾要求黄崖洞兵工厂每月制造500枚麻尾手榴弹用于山地防御战，但由于白铁弹体灌铜的工艺难度较高，且成本也远高于一般的木柄手榴弹，他估计前后制造的麻尾手榴弹不到1000枚。

更重要的是，随着八路军军工部和晋察冀军工部的技术人员逐渐解决木柄手榴弹延时不稳定的“张手雷”故障，并在弹体内装上我们自行制造的烈性炸药，木柄手榴弹在空炸时能够对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范围内的敌人产生巨大的杀伤，正式成为一种山地作战的利器。而落地碰炸的麻尾手榴弹的杀伤力显得不足，逐渐退出了八路军的装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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