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领域创始人之一。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航天CAD技术倡导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梁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学习自动控制，随后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军委通信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划。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试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型号的导弹试验中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
梁思礼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获“何梁何利奖”。
从小家里人全管我叫“老白鼻”
尽管梁思礼拥有不凡的成就，但是在几乎所有介绍他的文字中，梁启超的名字仍然会被人们一再提起。
梁启超，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术大师。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那时，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梁思礼，只有四岁半。
记者：您对父亲还有印象吗?
梁思礼：在9个子女里，他最喜欢的就是大女儿梁思逊和最小的儿子我，他对我非常好。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他带我到北京东安市场吃西餐。吃完西餐后他还买一些我喜欢吃的那种蛋糕，然后一块儿坐汽车回清华园。
记者：我看很多回忆文章都提到，那时候他对外界介绍您的时候，都叫您“老白鼻”为什么那么叫您?
梁思礼：这个原因还蛮复杂的。我跟我大姐差30多岁，她生的一个儿子比我还大两岁。她那个儿子叫“小BABY”，后来我出生以后就叫我“老BABY”。我父亲51岁才有了我，所以“老”也是老年得子的意思。以后呢，他很滑稽很幽默地汉化了一下，就变成“老白鼻”，所以从小家里人全管我叫“老白鼻”。
梁思礼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梁思礼：那时候我有四五个哥哥姐姐在美国、加拿大，父亲也非常想念他们，经常给他们写信，写了几百封信。有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他就把着我的手给我大姐写信。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
梁思礼：比如这封：“亲家，我好了，回家不住破医院了。”我那会儿得了肺炎，很厉害，住协和医院，后来出院了。我就说：“我不住破医院了，预先写写你给做衣裳，不写了。老白鼻。”为什么我和大姐之间互称为“亲家”呢，这来自于父亲的趣味主义。他让大姐的孩子认我做“干亲家”，就是我大姐所有的儿子女儿，全是我的干儿子、干女儿。可他们全都比我大，所以全不认我这个“干爹”。
像这种信，他把着我的手写了不止一封。还有顺口溜：“梁思米吃大米，梁思童吃大葱，梁思达吃大肥鸭，梁思忠吃大葱，吃多多的，不写了，老白鼻字。”梁思童是我的一个弟弟，后来夭折了，梁思达是我哥哥。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建筑，这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现为梁启超纪念馆。
1915年到1929年，梁启超一直生活在饮冰室——一座有着西化外表的小楼中。这座小楼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1915年袁世凯想要恢复帝制，梁启超和蔡锷等人就曾在这里共商护国大计。
对梁思礼来说，饮冰室记录下他与父亲一段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
梁思礼：那会儿我们住天津，父亲有一个书斋饮冰室。实际上他的饮冰室到处全是，就是他自己用笔名叫“饮冰室主人”，所以各地方的书斋都叫饮冰室。他十来年在那儿写文章。他在饮冰室写作的时候，为了安静，小孩不让进，尤其我哥哥姐姐，淘气的大孩子更不让进。不过因为他喜欢我，所以我可以进。每次我都感觉好像很受嘉奖、很有荣誉的样子。我曾经多次回到故居饮冰室，特别是天津市修复了饮冰室并且开辟为梁启超故居后，我也回去过两次，基本上符合原来父亲书房的旧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中悬挂着他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照片。父亲还曾经筹备过松坡图书馆。
我母亲一直给我讲岳母刺字什么的，
把父亲爱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给我
1924年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生下梁思礼。但是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却因肾病不治猝然去世。
记者：您跟父亲当时这么好，我想他的去世对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梁思礼：父亲去世后，我记得是在北京广济寺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追悼会。当时来了很多名流，我们就在旁边跪着迎接。那会儿家里人一直骗我，说他在那儿睡着了。我一方面听家里的话，认为他是睡着了，另外我心里也不理解，怎么他老在那儿睡，因为棺材盖是开着的，还可以看到他。一直到最后下葬，他被送到墓里，我才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当时我追着要往里头跑，家人拼命拉着我。
记者：您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原来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梁思礼：我父亲去世以后，中华书局不是编了一套梁启超合辑吗?那会儿我大概上中学了，他们送给我们每一个子女一全套。非常可惜，这套书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抄家丢掉了。我就在那时开始看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一些传记。看了这些文章以后，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近，我越来越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忧国忧民意识。我母亲一直给我讲岳母刺字什么的，把父亲爱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给我。我父亲和蔡锷倒袁的事迹，我母亲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她说，将来长大了要像你父亲那样来做事。后来我对父亲的认识逐步加深，而现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出国以后，在国外也了解了老华侨们对梁启超的看法，因为当时在国内极左思潮的时候，对梁启超应该说是贬多于褒的。
记者：那时候您对父亲是怎么想的?
梁思礼：我说一件事。当年我们在研制洲际导弹，有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那会儿正好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夜，周总理关心导弹发射的
情况，因为最后是他拍板发射。他就拿名单来看，非常亲切地问你哪儿人什么学校等等。看到名单上我的名字，他就问我梁思成是你什么人?我说梁思成是我大哥，周总理说那你父亲就是梁启超了，而且对我还看了一看。接着说，你很像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我听过你父亲的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听过我父亲的演讲，而且还做了很详细的笔记，就登在南开的校刊上。一直到现在，南开还保留了那份校刊。父亲对一代人都有影响。
梁启超去世后，家里的生活全由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维持，在后人的评价中，王桂荃的一生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性。
记者：再给我们谈谈您的母亲，实际上父亲对您的影响，应该说更多是通过您母亲传递的。
梁思礼：实际上我母亲出身很苦，几岁就做了丫鬟，后来是我大母亲李夫人的丫鬟，再后来就跟我父亲结婚做妾了。可是她很聪明，可以看书看报甚至写文章写信什么的，全是父亲教她的，她的名字也是父亲起的。实际上我们整个家庭环境的融洽跟她的忍耐心、包容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像思成、思庄，虽然是李夫人生的，可是都像我母亲亲生的一样，对她非常尊敬、非常爱护。我对我父亲的认识，我接受的教育，也是通过我母亲间接传达的。
我母亲站在那儿，已经白发苍苍，
她伸开两只手臂来欢迎我，
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小学毕业后，梁思礼考入南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中学南迁，他又转入耀华中学。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母亲还是想办法。通过朋友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就在他到达美国后的两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局的巨变使梁思礼失去与母亲的联系。
记者：您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生活的担子全落在母亲身上了?
梁思礼：对，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在学校讲课、写文章，还有稿费什么的。父亲是比较廉洁的，袁世凯曾经给他20万大洋要阻止他发表一篇倒袁的文章，结果他拒绝了。
虽然父亲并不是很阔，可生活还是很好的，但他去世以后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就靠一些稿费，还有股票，后来股票也不值钱，母亲把老楼卖了，新楼的一部分租了出去。包括我留学的问题，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没法供我出国的，最后是母亲的好朋友丁大夫，给我搞了一个赴美的全额奖学金，学费食宿全管，交通费和其他生活费还得自己掏。后来丁大夫就凑了400美元给我。我在1941年从上海出发到美国。到美国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我跟家里断绝了所有联系。400美元，路费用了200多，就剩了100多美元，那时我还没满18岁。
从18岁以后，我就一直独立生活了。
记者：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怎么办?
梁思礼：我那会儿在学校当侍者，端盘子，洗碟子洗碗。后来第二个暑假因为我学会游泳了，就当救生员。总之就是全靠自己。原来第一个学校我去的是卡尔顿学院，可是当时那里没有工科，我又想工业救国，想学工程，所以后来我就转学了。
记者：在美国的华侨当中，您父亲应该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您就是梁启超的儿子?
梁思礼：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谈这些事，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总感觉我是我自己。
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到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让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8年了，他要回家。
梁思礼：那会儿留美科协的工作就是动员我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要成立，局势比较明朗了，我也是留美科协的成员，也鼓励大家回国，当然自己也要以身作则。那年6月，我拿到了博士学位，9月离开美国。回来快到香港的时候，我们预感大概十一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在那几天就用无线电听，结果就知道新中国成立了，也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我们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就拿出一块红布来，然后把那个大的红五星放在布的中央，四个小的红五星放在四角。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
记者：当时您母亲来接您了吗?
梁思礼：对，到天津码头的时候，我就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已经白发苍苍，她伸开两只手臂来欢迎我，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我母亲也确实有一大笔钱。
所以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清了，
就剃先头准备去劳改了
回国后，梁思礼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这期间，母亲也卖掉了天津的老房子，搬到北京和他一起生活。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揭发，说他在广播电台的建设中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隔离审查了。
梁思礼：原来我是学无线电的，和自动控制是一脉相传，所以我的博士学位是自动控制的。刚回国时，自动控制还无用武之地，我就被介绍到邮电部工作，当时邮电部跟广播事业局还在一块儿。那会儿只要能回国，给我什么事我就去做，不挑剔什么专业。当时国家就叫我搞天线。我原来学过天线，可钻得不深，就是现学。另外正好当时要建国际广播电台，就是建设发射台和接收台。一个组长和我，去搞这两个电台的建设。从设计画图，到采购，到加工，一直到最后建成，投试，基本全都是我们两个人做的，最后大概1952年建成。
记者：您好像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了一段委屈。那个印象深吗?
梁思礼：当时我到湖南土改，斗地主正斗得紧张的时候，突然调我回来了，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诤找我谈，叫我交代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要交代。后来我就被关了禁闭，在一个办公室的地上搁了铺盖卷。白天提问，晚上反省，还写材料，后来又搞“车轮战”，就说我有什么经济问题。
记者：您自己心里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梁思礼：不太知道。那时候白天晚上睡不了觉，所以到后来我就招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逼供信”。第二天早上我一想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我不能那么说，就翻供，翻供了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又批评我。事实上怎么回事呢?跟我母亲有关系。我回国以后，经济上好转了一些，就把身边的美元全都给我母亲，然后在她那儿吃饭睡觉什么的。我母亲呢，正好在天津也觉得闷，我们兄弟姐妹不是全到北京了嘛，所以她就把天津的房子统统卖掉，然后在北京单买了房子。另外剩下相当一笔钱，这笔钱很多，但那是她的钱。当时和我们打交道的那些商人，“三反”、“五反”的时候就胡咬，结果到最后就牵涉到她了。
记者：他们认为您有不义之财?
梁思礼：他们以为我受贿了，而且我母亲也确实有一大笔钱。所以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清了，就剃光头准备去劳改了。
记者：您能接受吗?
梁思礼：我在心理上是一种很难说的味道：我
就是因为爱国才回到祖国的，专业也不挑，给我什么干什么，而且全心全意，最后也干成了，可干完了以后还蒙受这种不白之冤。我很喜欢音乐，我记得那年五一，《歌唱祖国》这首歌刚出来。那个歌特别好听，当时我坐在铺盖卷上听了以后，心里的滋味就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记者：心灰意冷了。
梁思礼：当时我就准备坐牢了，你说心灰意冷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觉得无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王诤又把我叫去，说你的问题我们搞清楚了，你没事了。
1956年在梁思礼一生中是个新起点。由于美国大搞核威慑，1956年，中国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提出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将喷气技术和核技术列入规划的重中之重。
梁思礼：最大的转折点还是1956年。那会儿国家决定要搞导弹，钱学森回国以后，老帅大将们听了他的意见下了决心，当然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规划，到1956年我才正式参加了进去，真正开始搞我的专业。因为那会儿学自动控制的人不是很多，而搞导弹是需要自动控制的，所以就叫我去当自动控制室的主任。
那个寻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
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坑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最初靠苏联的援助。到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自力更生，无数人在其中默默地奋斗。失败是几乎不可避免的。1962年的一次发射，留给梁思礼一段惨痛的记忆。
记者：好像您女儿的名字也跟这个实验有关?
梁思礼：是的。我们原来仿制苏联的一个叫1059的近程导弹，等仿制成功以后，聂帅就要求我们自行设计，那会儿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1962年3月，我第三个孩子正要出生。当时我要去靶场，我跟我爱人就商量，要生男孩就叫梁凯，生女孩就叫梁旋。
记者：凯旋?
梁思礼：对，我准备凯旋而归，充满信心，结果第一发弹失败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印象还很深。失败那一瞬间是这样的，别人按照规矩要撤到导弹后方几公里以外，在那儿看导弹发射。而我好奇心重，要看它拐弯做弹道分析，所以就没有跑到后面去，而是开着吉普车往侧面走，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弹道过程。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坑。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蘑菇云起来了，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燃料。我们后来就开车去看，心情非常懊丧，饭也吃不下。不过我虽然没凯旋回来，我的女儿还是叫了梁旋。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记者：“两弹”结合试验是在1966年，那次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梁思礼：对，那次我们有经验了，除了第一发是按照苏联方法以外，后面的完完全全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的。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全世界全知道，可是我们有导弹这事儿，当时世界上并不知道。那会儿西方国家就说，中国光有子弹不行，得有枪。他们还不怕我们，还不承认我们作为核国家的地位，所以我们要做“两弹”结合的试验。 在国外，为了安全起见，“两弹”结合试验一般全向大洋里打。我们那会儿海军力量不足，所以非得要在自己国土内试验带原子弹头的导弹，所以这是个危险性很大的试验。周总理非常关切，说一定要做到稳妥果断、万无一失，所以我们整个队伍是精心安排的。1966年10月27号，我记得那天戈壁滩上刮着大风，还特别冷。最后我们成功了，聂帅也在现场。成功以后我们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就在电话机旁等着。很快号外也出来了，世界终于承认我们是核大国了。
记者：那应该是您终身难忘的一天?
梁思礼：是的。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
没能在她身边
但是这项工作刚起步不久，梁思礼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批重要专家保护起来，其中就包括梁思礼。
梁思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家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是支持聂荣臻的，属于保聂一派，加上我是梁启超的儿子，大字报就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后来，周总理把所有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加以保护。那会儿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不能回家，到了下班时间就到图书馆。因为我们院本身还稍微安全点，有解放军站岗，图书馆门口也有警卫，就这样，被保护了大约一两个月时间。
梁思礼暂时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老人的财产被抄尽，她自己则被赶入阴暗的小屋。后来老人已经到了肠癌晚期，80多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最终于1968年离开人世。
梁思礼：那时候，我们虽说没被关牛棚，可是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没有太多自由，所以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虽然请示了军管会，但他们不同意我回去。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没能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都没有收起来。
对于王桂荃的去世，最痛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由于梁思礼夫妇工作太忙，梁左军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还不满10岁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一下子就不见了。
梁思礼：我有三个孩子，现在是两个。第一个孩子我跟我爱人很少提起，深埋在心头。
记者：非常抱歉让您提起了很痛苦的往事，他当时跟您母亲生活在一起?
梁思礼：他跟我母亲的关系特别好，比跟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要亲得多，天天在一起。后来“文化大革命”，我的母亲有这样的遭遇，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他当时只是一个孩子，到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精神都不正常，一直没见好，最后跳楼自杀了。
记者：听到这些消息，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梁思礼：那会儿我一心想的是，反正我对得起国家。而且那会儿确实很紧张，你想头上就是原子弹，在下面我们还得做测试，命都不管了，就是无私奉献吧。
“苟利国家生死队，岂因祸福避趋之”
梁启超生前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遗憾。其实，梁启超的孩子中出了三位院士，可谓人才辈出。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着重大的贡献。两人都在1948年当选为院士。梁思礼则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2001年，天津开始建设梁启超纪念馆。在创作梁启超的全身坐像时，创作者发现，在梁启超的9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其实就是塑造梁启超最好的模特，因为梁思礼与父亲太像了。于是他们参照梁思礼的形象，塑造了梁启超的雕像。
记者：其实您还是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的，比如您的积极乐观，尽管遇到种种不公正，您还是把它压在心里，认真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梁思礼：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忧国忧民，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这个人也敢说真话，尤其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越敢说真话，总之我觉得我是很像他的。另外我的趣味也很多，除了工作以外喜欢听音乐，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爱好，还喜欢下象棋。我父亲说过一句话，生活在苦恼里，跟生在沙漠里一样。所以我也是这样的，达观乐观。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圆了国人的飞天梦，而作为参与神五飞天工程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则是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梁思礼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一生报国，虽屡经磨难，但矢志不改，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耀。同父亲一样，梁思礼一直把国家这个大“家”放在第一位。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他始终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