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慷慨”的输出国
因朝鲜弹道导弹技术持续扩散造成的国际安全影响，正在日益凸显。沙特阿拉伯军队介入也门内战后，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射的“火星5号”和“毒蛇”弹道导弹便是来自朝鲜。而2016年1月17日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同样与朝鲜具有间接关联：伊朗的“流星”系列弹道导弹技术和“舞水端”中程导弹都是直接自朝鲜购买。而本世纪初朝鲜与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等多国形成的导弹技术和核材料交易网，更是对核不扩散原则的公然违背，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若以上世纪40年代第一代实用导弹的问世为起点，整个弹道导弹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各国发展的地对地导弹大致只是用于攻击特定的战术目标，精度亦相对较差。自50年代中期起，随着美苏两国将弹道导弹作为核武器投射工具，各大国开始将管控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作为共识加以确认。但在“冷战”结束前后，随着中东军备竞赛的升级以及苏联导弹人员、技术资料外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具备了使用甚至生产弹道导弹的能力。他们或者在局部战争中，将导弹作为改变战略均势的利器加以使用，或者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以其作为要挟大国的威慑工具——一种“不对称”威胁。
在这个危机频发的不稳定阶段，朝鲜既是最活跃的研发国，也是最“慷慨”的输出国。1974年，埃及与苏联关系破裂，埃及军队数量庞大的苏制装备因零备件短缺陷于瘫痪。朝鲜乘机示好，从人民军中拨出类似的零备件和技术人员用于援助埃及，令萨达特总统大为感动。作为回报，1979年埃及向平壤赠送了2枚“飞毛腿”B导弹和一辆四轴公路发射车。朝鲜称其为“火星5号”，立即由第四机械工业局组织逆向仿制和生产。
1985年，朝鲜化之后的“火星5号”正式开始量产。此时正值两伊战争进入高潮，急欲扭转战局的伊朗于1987年与朝鲜签署协议，以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100枚“火星5号”导弹和6辆发射车，并由朝鲜第四机械工业局协助伊朗在锡尔延建设一家导弹工厂。在锡尔延生产的“火星5号”被称为“流星1号”，它是整个伊朗导弹工业的基础。
武器可作经济和政治筹码
“火星5号”的成功出口使朝鲜第一次享受到了弹道导弹技术带来的经济红利。进入90年代，扩散开始成为常态：1992年，朝鲜一次性向伊朗出口了370枚“华城5号”的改进型“华城6号”（北约称为“飞毛腿”C，伊朗称“流星2号”），随后又以5亿美元的价格售出一条生产线。1991-1993年，向也门出售18枚“火星5号”；1998年，向阿联酋出售25枚；2001-2003年，向也门出售45枚“火星5号”和“火星6号”。埃及、叙利亚等过去拥有苏制“飞毛腿”导弹的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也转而以朝鲜作为导弹和零备件供应商。1993年，朝鲜政府甚至宣布将负责军火生产和出口的第二经济委员会（拥有130余家军工企业）划归国防委员会直接领导，以方便出口创汇。
从1985年到2000年，朝鲜生产的“火星”系列弹道导弹超过1900枚，其中近1/3用于出口，平均每年能为平壤创造1-2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以出口“火星5号”和“火星6号”的收入为支持，1988年朝鲜又开始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导弹，即1993年试射成功的“劳动1号”。尽管“劳动1号”的精度较差，但它是唯一一种所有权不属于安理会五常的中程弹道导弹，也是唯一一种可供出口的中程导弹，对许多意在获取地区领导权的国家有着惊人的吸引力。
以朝鲜为源头的弹道导弹技术扩散，至少造就了3个“核门槛”国家；而出口“劳动”系列带来的外汇，又使平壤有更多的资本去聘用苏联解体后流失的导弹技术人员和资料，并进行射程更远的新型导弹的开发。
金正恩执政四年多以来，朝鲜在洲际导弹开发方面进展相对迅速，核武器的研制亦未曾停止，与国际社会的善意明显悖逆。而从朝鲜弹道导弹的研发历史看，这种“非对称”武器完成可以作为经济甚至政治筹码，对国际安全构成剧烈的挑战和颠覆。
朝鲜无法复制中国“两弹”之路
此次射星之后，《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朝鲜的导弹远程火箭及导弹技术显然在逐渐进步，但平壤离掌握成熟的远程导弹系统以及建立相关的战略威慑力还有遥远距离。朝鲜希望能够有效威胁美国本土，但它把这件事看得过于简单了。
华盛顿至今视朝鲜的发射活动为“严重挑衅”，国际上也大多不相信朝鲜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及与火箭的弹弹结合，从而拥有能恐吓亚太、震慑美国的远程核打击部队。
仅就远程导弹来说，它与火箭技术大体相同，但区别还是有的。朝鲜的远程导弹推进剂即使在液态推进剂中也是比较落后的，可靠性不高。朝鲜还没有过成功的远程导弹试射纪录，“光明星”火箭发射只要入轨就算“成功”，但是导弹与火箭毕竟不一样，前者需要重返大气层，而后者却不需要。
远程导弹试验需要庞大的技术体系支持，比如导弹发射出去，它的飞行姿态、轨道精度，以及落点是否准确等都需要测量。但是朝鲜没有支持这种测量的系统，美韩方面认为，朝鲜对导弹发射的测试能力大体限于“被望远镜提高了的视距之内”。加上朝鲜的导弹及火箭落入大洋后基本不可能打捞回来，因此朝鲜导弹试验的数据搜集极为困难。
朝鲜的工业体系无法制造发展远程导弹及核弹所需的全部材料和零配件，因此必须有一部分依赖海外采购。随着国际制裁越来越严，这类采购也必将遭进一步打击。
有人认为朝鲜今天研制核武器及远程导弹所面临的困难与当年中国搞“两弹”时很相似，既然中国成功了，朝鲜也能“闯过去”。必须指出，中朝的情况完全不可比，一些人主张的上述说法显然属战略误读。
首先，时代就不一样，中国当年面临的环境与朝鲜当前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当年研发的时候还没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个机制出来之后，任何国家开发核武器都会在国际上被视为非法。第二，中国毕竟是大国，幅员辽阔，从一开始就在沙漠中建立了庞大的核试验场，导弹试射也有足够的国土来展开。中国的“两弹”有“大三线”的巨大功劳。而朝鲜的地域空间太小，海外又无属地，很多试验无法展开。
此外，中国早期“两弹”的战略威慑力有限，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强化了我们的整体科技实力，支持了“两弹”的后续现代化。
中国的战略核威懾随着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机动化以及巨浪海基发射系统不断升级而一步步变得可信、有力。
朝鲜目前尚处在“核装置”和“远程火箭”阶段，而且这两项技术的“超前发展”脱离了朝全面科技进步及经济繁荣，因而显得孤单，缺乏其他助力。截至目前，很难说发展“两弹”给朝鲜国家安全带来的支撑效应多，还是对它的战略损害更多。
朝鲜“两弹”牵动的地缘政治博弈十分复杂，也非朝鲜通过“机智”就能巧妙驾驭的。如何走出越来越严重的困局，还须平壤三思。
（《环球时报》2016.2.7、《国际先驱导报》2016.2.10、新华社2016.2.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