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专办俞鸿钧交办公文的何善恒,在1985年4月18日写给台北《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的信中提到,发行局负责签呈的是副局长陈延祚,后来负责押运的是发行局襄理何骧及专员刘光禄。陈也负责安排戒严、防卫及运输。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据美国海军记录,此数十艘AN型舰是1941年3至7月由美国七个不同的造船公司生产的,它的总长度是163尺,宽度约30.5尺,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政府海军共有90余条军舰起义。因此,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关是“洋机关”,中共渗透比较少,俞在1948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元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第二批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5名关员及30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那天应该是民国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運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海星”号到基隆,当局安排了台湾央行的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据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于1975年12月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春,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即刻向税务司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
上述这一段26年前的旧事,海关同仁中恐怕知道的人很少,1978年王树德退休时,蒋经国曾颁发景星勋章,他是在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此勋章的,也许与黄金运台有功有关联。
当年担任央行总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曾参与押运第二批黄金去厦门,他回忆道:
……当时在上海,这批金子原来是存放在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四行储蓄会的仓库里,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国库局和业务局三方管,发行局的具体任务落实在调拨科,业务局是负责加工成一两、十两的小条、大条。库房管理制度非常严密,魏曾荫说,当时规定如他死了,发行局掌握的暗号就由局长来对。他记得运台黄金是由海关缉私舰装载,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先到厦门的中国银行仓库,再转运去台。装船都是深夜在警备司令部戒严下进行的。船上的押运人员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们互相监督,很严密。每艘船均由军舰护航。参与押运最后一批黄金去台湾的是调拨科一位刘姓副主任,黄金运到后,他也就归不得了。
现旅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安仲英女士,其父安震宇是当时上海中央银行职员,她在2004年11月13日回忆道:
……1949年4月间,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的父亲安震宇工作变得很忙,29日当天回家告诉母亲说,家人们须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下午四时她随家人抵台,住进台北武昌街的台湾银行宿舍。
……数日之后,安震宇带着还不及十岁的安仲英和弟弟,说是去基隆抓“黄鱼”,姊弟兴高采烈同行。安仲英说,当时还真的以为是去海边抓黄鱼。后来,她与弟弟在港口看见父亲们点收的箱子里,竟是一些金砖和做成鱼状的黄金(按:即1两、10两的金条),父亲告诉他们那就是“黄鱼”。……安仲英这才知道,那些是国民政府运台黄金的其中一批,安震宇后来才说出,那批黄金直接运到台北的台湾银行地下室贮放,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尚未在台设分行。
这第二批90多万两黄金及第三批空运的60万两,加上第一批的260万两,及1亿多两的银元及银砖,当然还有近亿的美金,就是今后支撑台湾和作战的经费。所以,“老先生”下野时,心中很镇定,举止“甚安祥”(按:指1949年1月21日蒋下野当日在杭州机场所见的生动印象)。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一位居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以及当年参与黄金空运到台湾的运输机大队长杨荣志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虽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记得十分清楚。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荣志时任空运队第20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20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目前旅居密苏里州的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他指出,1949年他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文书上士,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当时中华民国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启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运台黄金用在何处?
新台币最初发行的准备金
上述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省主席陈诚),以中央银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一千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公告新台币发行办法。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
据当年代表蒋介石在“财务署”管黄金的赵志华回忆:“曾在近9个月中经手约12次,每次以10万两黄金,以每两280元,换为新台币2800万元作为国民党军队薪饷”。从1950年4月1日到年底,每次10万两转给中央银行。此部分黄金如以280元一两计,这100多万两就已经超过3亿新台币。
请参看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中指出: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九年(1949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一亿六百万元,及三亿八千七百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
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第二批存厦门秘密军费黄金
1949年1月10日至月底,以军舰密运到厦门的“军费”部分,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1949年年内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据大溪档案,厦门军费黄金在1949年内用去786540市两,另有3000万块银元运到厦门,也做了军费。剩余约22万余两在8月运台湾后与第三、四批及美国运回黄金合存一起,约100万两以上,部分继续用于1949年内国民党军队作战。
军费在内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银元,近亿块,价值超过百万两黄金。其次还有1亿两的银锭,这些银子可能部分运到台湾,铸成银币才能用。有数据显示,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曾新铸银元3000万枚(因百姓信任银元,铸银元是划算的),以民国23年(1934)背面有帆船的“孙大头”或“船洋”为主。
这批黄金银元的支出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国统区”亲信部队。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支应各地军事需要,先父曾奉命各处奔走,与央行商量军费,5月里飞行了14次,6月11次。尤其是臺北、高雄、马公、定海、厦门、福州、广州、重庆、成都及海口,都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控制区,蒋介石也随时随地会突然召见。
蒋介石下野期间的总裁办公费
曾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的赵志华,1949-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的两大笔收入。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他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蒋介石就用其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1947年成立国防医学院于上海,以军医署长兼国防医学院院长,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研究止痛药理的先驱,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所写《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
王惕吾系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系创办人,而王永涛即王逸芬,就是当年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1960年王以少将军衔退伍就变成了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是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如果没有王永涛的适时配合,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报”。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黄金、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民族报”创刊于民国38(1949)年5月4日,王永涛为创办人。……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这100根金条,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
……“民族报”创刊仅三个月即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同意复刊之后。时任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奉蒋指示着手调处复刊问题时,建议对办报颇有兴趣的王惕吾无妨考虑接下正待复刊改组的“民族报”。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以上所说如属实,《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
黄金支出总账
关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三年多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笔者以所公开的档案与先父有关军费的记录,来作一综合的总结。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总共“收入”黄金在465万至487万两,蒋介石把其中约160万两命财务署掌管,作秘密黄金军费,以避免立法院及李宗仁的监督与追讨,因而均不详见于大溪档案及两岸“中央银行”档案卷宗里,大溪档案里只有约300万两。但其他100余万两泄露于刘攻芸(央行总裁)、徐堪(财政部长)及周宏涛(蒋介石秘书)的记录里。
最为模糊的部分是金圆券发行之初全国向民间及私营银行金融机构所收兑的黄金量,这是中央银行档案里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也是央行内部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这批档案不在台湾,第一选项应是已被央行“别有用心”的人士销毁,其次也有可能在战乱中遗失。
这些黄金用在何处?如以全部480万两黄金来算,1949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155万两(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其余近330万两在1949和1950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110万两,政费为90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至今尚有约100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国库”里。
(1月3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