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一名中国书生，在英国担任前途光明的外交官，却以自身为抵押，借下永远都还不清的债务，私自组织一支舰队，企图万里奔袭，为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的中国翻盘。
这位从川南富顺小镇走到京师翰林院的书生叫宋育仁，在他执著的梦想中，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应该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即便付出本来一帆风顺的仕途，他也要推动这个梦想实现——那也曾是无数中国志士仁人所梦想的明天。
整整一百二十年了，又到甲午，梦的延续，梦的再生。
合上眼，是19世纪燃烧将尽的王朝，再睁开，已是21世纪整装待发的中国。历史从不逆行，我们频频回首，但脚步唯有往前。
这位中国书生的梦，似远，犹近。
出使：先行者的哀愁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活动电影机，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运的纪元，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福音，世界的文明史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但对于还没有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清朝人而言，新的艺术形式和体育运动都跟他们毫无关系。至于1894年，这个按传统该称作光绪二十年或光绪甲午年的数字，原本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若是站在120年后的今天乃至更久远的时间点，去回望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1894年则成为人们心中一个难以轻易越过的年份。
这一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开端，这场国与国的搏斗将直接确定亚洲的格局。西方列强将目光聚焦在远东，像秃鹫向往腐尸一样饥渴地期待着结局的诞生，对败者的掠夺将成为一场集体狂欢的盛宴。
大战的序幕从丰岛海战拉开，中国朝野满怀信心把希望寄托在数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北洋水师身上。1894年，在这场彻底击碎大清帝国传统与自信的跨年战争的初期，其结果看上去仍是一团迷雾。
过去的几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最稳定的时期。
中法战争结束到现在已有九年，其间内无大乱，外无强仇，与西方各国都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总算有了些成果，北洋水师从欧洲买来的火力在配备上看来堪称远东第一，主力舰“镇远”、“定远”各装305毫米口径的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到304毫米，是整个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军舰，其威慑力相当于今天的航空母舰。
当时中国的国势看起来似乎并不比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虚弱，老旧的大清帝国尚有最后一点余勇可贾，英国的观察家甚至强调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英国、俄国和中国。”
中国貌似正在走向光明。
就在1894年春，时年37岁的宋育仁身任使节，扬帆起航，前往英国。他从未有过出国的经历，所谓的外交经验也无从谈起，驻外使节这个职位所包含的意味，更是复杂难言。那个时代的国人对外交的看法，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宋育仁的前辈、清代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的遭遇，甚至足以让后来者裹足不前。
之前二十年的1875年，清廷被迫派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公使湖南人郭嵩焘。时人心中并无“驻外使节”概念，将之视作丧权辱国的人质，而他也因为没有誓死推脱，被老乡视作“湘奸”，声名狼藉。
郭嵩焘曾将自己的西行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国内，从途经国家的风土人情，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苏伊士运河正在用机器贯通......一一作了介绍，言辞中多有赞美。顽固派们轰然而上，对郭嵩焘口诛笔伐，宋育仁的老师、湖南大儒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阅《使西纪程》……殆已中洋毒矣……湖南至羞与为伍。”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则以“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由弹劾郭嵩焘，清廷下令将此书毁版，禁止流传。 直到1891年，郭嵩焘在郁闷中辞世，按惯例应赐予谥号，但最终有旨意：“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幸好环境总是在变化，中国又经过了二十年的文化冲击，新派人士也慢慢多了起来，大家对驻外使节已经可以接受，不再像之前那么抵触，这好歹让1894年的宋育仁不至于遭受跟前辈一样的羞辱和侮蔑，至少老师王闿运这回很给面子，没有在日记里来上一笔“当逐出师门”之类的言语。
不过就算老师这时候有什么意见，宋育仁也不会将之放在心上。这个出使的机会太重要了，他是主动写了《时务论外篇》等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引起重臣关注，由兵部尚书孙毓汶向光绪皇帝上书举荐才得到的机会。
儒家传人谁会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渴望与舍我其谁的豪情？对意气风发的宋育仁来说，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的职位只是他建功立业的起始，国家虽然积弱，却正是有为者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虽然很早就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但毕竟从没有真正设身处地的感受，现在有了出使的良机，加上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宋育仁深信，这一切都将成为自己乃至国家的重要积累。
梦中的欧罗巴
此时此刻，宋育仁的前途似乎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看上去一片光明。
清廷并没有与哪个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外派使节统统都是以公使的名义。身兼四国公使的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合肥老乡，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过他在近代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闪光点。
宋育仁作为公使参赞出使欧洲，实际上是整个使团的二把手。1894年初，宋育仁先从上海坐轮船出发，路过香港，越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锡兰（现斯里兰卡）、埃及，穿苏伊士运河，跨地中海，最终抵达法国马赛。他在巴黎短暂停留后，随即渡海前往在伦敦的使馆。
副手抵达伦敦的时候，龚照瑗还在磨磨蹭蹭。等他到达欧洲，与前任公使薛福成在法国交接完毕，已经5月底，7月中旬他才赴英。
这样一来，除了代替公使管理使馆和进行一些外交拜访，宋育仁有了一段充分自主的时间。
这时的伦敦，跟国内的城市完全两样。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欧洲强国的社会面貌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交通运输、工业、商业乃至社会风气都有了重大变革，而中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工业和城市发展落后甚远，使节们离开祖国来到欧洲，看到的是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