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汝昌自杀那一天，公元1895年2月13日，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任命，成为大清王朝的议和大臣，赏还翎服、黄马褂。但李鸿章的脸上不见丝毫的喜色，他知道，所谓的议和，不过是城下之盟的好听说法而已。日本要的不仅仅是钱，这一点，没人比李鸿章更清楚。然而倘若割地，不要说朝廷不答应，连他自己都不会答应；至于赔款，户部又拿不出银子。让他去议和，还不如直接让他下地狱呢。
思量再三，李鸿章怯怯地向朝廷提了一项要求——让翁同龢与他同去。整天嚷嚷着打仗的不是你翁同毹吗，如今战败，你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但翁同龢是绝对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推脱道：若我此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
此时李鸿章心里定然只有苦笑——如今你终于知道自己是生手了，既然如此，当初又凭啥在北洋的事务上插自己的手，掣别人的肘？
我在《盛世的疼痛》中说，李鸿章不敢打这场战争，一说是他想保存实力，因为在大清官场，实力就是本钱，此说固然有理，但当年李鸿章率淮军攻打太平天国，一路冲锋陷阵，为何不保存实力？因此。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大清海军的实力已经不是日本的对手。双方装备的对比，不过是一些枯燥的数字，到在战场上，就意味着生灵涂炭。对这些数字，太后不感兴趣，皇上不感兴趣，翁同龢不感兴趣，只有李鸿章心知肚明。
但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却咄咄逼人。打胜了，证明他们正确，打败了，自然有别人背黑锅。更重要的原因是，翁同龢的真志向并不在斗日本，而在于斗倒李鸿章。他曾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李鸿章沉默良久，才说：割地是不可行的，谈不成我就回来。
话音落处，一片静寂。
没有人回答。
二
下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在本州和九州两岛之间往返，下关是必经之地。它位于本州岛最南端的山口县，与九州岛隔着一湾窄窄的海峡，即关门海峡。有一条山阳道，就紧贴着关门海峡伸展，干净的街道，仿佛每天都被海峡的风沐洗过，时而有年轻的恋人，趴在步行道边的栏杆上，眺望对面的九州岛。抬头看天，关门大桥凌空而起，早已把天堑变成通途。但在丸尾公园和火山公园之间的御裳川，道边却排列着五门火炮，扼守着海峡，显示着这座城市因其地理位置而在历史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水产和水果都是这座城市的特产，所以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不仅独占着水天一色的美景，他们的口福也令人望尘莫及。我们拍摄了唐户市场。与我们国内的幽暗腥腻的水产品批发市场不同，这家下关市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水族馆，各种鱼类在透明的容器内摇头摆尾，即使是冷冻的水产品，也都摆放在精致的器皿里，像花道一样一丝不苟。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巴塞罗那的菜市场内游荡，周围蔬果丰美、鲜花绽放，仿佛身在一个丰饶的花园里，巴塞罗那的菜市场，颠覆了我对菜市场的传统印象。唐户市场也是一样，在这里转悠，不仅容易激起无限的食欲，更会激发起对生活的渴望。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喝清酒，吃河豚。河豚是下关的特产，每年产量约十二万吨，占日本全国的90%，因此被称为“河豚之乡”。在海边，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许多都经营河豚。现实生活的场景，似乎遮蔽了与历史的联系。但历史不可能被割断，它就藏在河豚里，近在眼前。
李鸿章来时，谈判地点春帆楼就是当地著名的料理店。它的早期主人藤野玄洋曾在这里开设医院，他死后，他的夫人又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料理旅馆，以毒河豚这道名菜而闻名日本。伊藤博文曾多次来这里品尝，流连于这里的春光帆影，提笔写了“春帆楼”这个店名，它的牌匾，至今保存在“日清讲和纪念馆”内。楼主病逝后，下关人林平四郎于大正九年（公元1920年）买下这座楼，在门口立了一块“讲和碑”，请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担任内阁书记官长的伊东已代治写了碑文。这块碑如今还竖立在春帆楼的庭院里。
春帆楼内，觥筹交错，李鸿章想必也吃过河豚，只不过以他当时的心情，端不动伊藤博文为他接风的酒杯。那一年李鸿章已是73岁。像他效忠的帝国一样衰老，而伊藤博文才54岁，年富力强，眉宇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这匹瘦马，几乎拉不动大清帝国这驾破车了，马将死，车将翻。
此时，我心情放松地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心里想着119年前的李鸿章，突然感到有一种罪孽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没心没肺，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此时他若推门进来，不知会对我怒目而视，还是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而深感庆幸。
三
公元1895年3月15日，李鸿章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从天津出发，19日抵达日本下关。20日展开谈判，是双方约定的，所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起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虽为战败国使臣，身系国家命运的李鸿章，依然不忘保持体面。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第一次相见。三十多年前，19世纪60年代初，伊藤博文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受“黑船”事件的刺激，取道上海，前往西方学习。那时的上海，正是李鸿章的天下。公元1862年，李鸿章带着刚刚成立的淮军，在安庆北门集合，沿长江而下，直抵太平军聚集的上海。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群被蔑称为“大裤脚蛮子兵”的安徽子弟兵，以七千打十万，一举占领了上海。李鸿章也迎来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办洋务，建海军，一发而不可收。
那时二人是否见面，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伊藤博文一定会知道李鸿章的威名。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海上之梦被溃烂的官场一点点地腐蚀，已经趋于黯淡了。但这个沉落梦想却仿佛跷跷板，把日本的野心跷起来。公元1874年，日侵台湾。5年后，占领琉球。又过了十年，到了公元1884年，为了解决大清帝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同时从朝鲜撤军，“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正是这一条款，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