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年人了，回忆一生，以三分之一的壮年时间,消磨在广东中山大学，广东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从1932年到1952年整整二十年，除了1949年10月广东解放以后，和1942年休假一年在广西以外，所有解放前时间都在广东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下的中山大学服务。不问政治，专门学术，把学术和政治分开，这分明是个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我不知误了多少青年，使他们走上迷途，回忆这一段痛苦的历史经验，检查自己的罪行是十分必要的。
1931年中大校长许崇请聘我为社会学系教授，因那年已应上海即大之约，未去。翌年邹鲁任校长，始正式应聘，到广州时是1932年初秋时候了。文学院院长吴康是北大旧同学，在北大时他是‘新潮’派，后留学法国，此时约我为史学系主任，那时史学系学生人数不多，教授有萧鸣籁、陈廷 、陈安仁几位，思想近于保守，中文系主任古直，更是顽固透顶，提倡复古，提倡经，即在这极端守旧的气氛中，我不想和他们直接冲突，便想提倡学术，别开新生面。因而在史学系的行政机构之外，更与本系同学高年级生谭国谟、戴裔煊、陈国治等提议设立史学研究会，史学系各年级生均为当然会员。这史学研究会在我任职的长期间，成为我和本系师生联络感情和提倡学术的重要支柱，每年除了欢送历届毕业同学和欢迎新同学之外，更以文化考察团名义，往各处修学旅行。近如参观广州附近名胜古迹，远至北京、西安，这‘史学实习’的一个课目。很能取得同学们欢迎。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和本系青年朋友们所合力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并创办了学术刊物《现代史学》，《现代史学》登刊评是我写的，标明宗旨是第一从历史哲学上认识历史的现代性，第二从史学方法论上认识现代史学方法的重要性，第三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的研究。初登起时印刷费由我个负担，我那时生活简单，又值当民智书局出版了《历史哲学大纲》，有了稿费，因此第一期很快就出世了。第四期以后便得到史学系各教授的捐助，第三卷以后由史学研究会名义，请求学校补助，居然成功。直至1941年才完全归学术办理，作为中大学校刊物之一。
《现代史学》和史学研究会的设立，是我在中大所做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不问政治专门学术的生活的开始。那时我正在壮年，下定决心，要对南方文化有所贡献，因而集中精力，不作校外活动，不兼课，以此巩固自己社会地位，为中大努力也就是为自己努力，而我后来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寄托于成就这些青年史学家身上。当时撰稿《现代史学》的屈指一计，历史系的教员以外，青年学校后来成名成家的计有：
戴裔煊(中大教授)
董家道(中大教授)
朱杰勤(暨大历史系主任)
陈啸江(约1942年离中大，后在美国哥仑比亚大学会讲师)
王兴瑞(前广雅中学校长，闻现在港江师范学校任教)
江应梁(云南大学教授)
丘陶常(暨大教授)
梁钊韬(中大教授)
彭泽益(经济研究所)
《现代史学》只谈史学不谈政治，有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新编《解放前史学杂志论文索引》所载各期论文题目，可供参考。以上青年史学，后来或任教授或系主任，或中学校长，他们在解放后都参加学习和工作，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则由于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不能不犯这个或那个错误，虽情况不明，大概如此。这当然和我过去不谈政治走专家路线的影响有关。尤其是我从前名为不谈政治，而实际推崇孙中山到了极点，那种民族文化的正统观念，毒害了我自己，也毒害了当时青年，如丘陶常的毕业论文，就是受我的思想的坏影响的一例。
抗战期间，中大播迁各地，屡易校长，从邹鲁——萧冠英(代)——许崇请——张云——金曾澄——王星拱，派别纷歧，各有其政治背景，学校组织上极不安定，我以外省人身处其间，因为不谈政治，专门学术，在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之下长期服务，而触及他们的政权问题，反而以趋然派而保存了我的职位。鉴于谈政治必不安于位，我是不愿担任重要职位的，尽管如此，仍不得不于1941年当文学院长，实属于不得已。是年中大由云南迁坪石，在云南 江，代现校长萧冠英有强迫全校教员集体入国民党以便榨取党费之举，我被迫不能不填表，但在表里写明不愿参加，但在抗战期间，愿为宣传抗战文化而努力，那时我主观上不认自己是国民党员，但客观上因为填了表，且在薪水中被扣过一、两月的党费，他们也就把你看做党员了吧。(事实如此，可见主客观是分不开的)，萧冠英即因此被进步师生赶走，中大换了许崇清校长，文学院长谢扶雅也因学生反对去职，许崇清拟任我为文学院长，因辞获免，继任张云又以此相强，因张是天文学家，我乃以旧藏清初天文学家杨光先所著《不得已》一书与之，以明被迫不得已之意。现在想起来，中大当局为什么一定要我为此职务呢?原因是我当时中间偏左，适合于那时候学院风潮之后的需要。文学院当时很明显地无论教员、学生都有或左或右的倾向，左的如英文系主任洪琛，右的如训导主任陈安仁，我既然中间偏左，又超然于党派活动之外，故可暂用一时。及1942年金曾澄任校长我就奉令休假进修去了。中大为纪念孙中山而设的学校，但我一向推广兼容的自由主义学风，对校内外的党派活动不闻不问，关于国民党的政治问题有训导主任负责，我不管，我自以为造就学生就可以了，实际这种消极思想，一点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也就是以学术给资产阶级反动政权服务，罪责难逃。而且所说‘学术’如现代史学运动根本是出于文化中的历史观念，以文化史观代替了唯物史观，这对于青年史学的前途，也负有应有的责任。
1945年3月中大播迁车江，那时我是研究院专任教授兼文科研究所主任，到梅县后与文学院合作，兼历史系职务。是年八月中旬，日寇宣布会无条件投降，我于十月返广州，这时又一度兼任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但我这时思想上登生根本变化，回溯梅县的几个月生活，给我的印象极深，是我一生思想大转变的所在地。我在抗战以前思想，总不免是唯心论的，观念论的，抗战期是所写《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虽已开始应用唯物史观来解释革命文化背景，但不彻底只有在梅县以至回广州后，由于抗战的现实，我才渐渐踏上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第一步，也敢于和新任的校长王星拱作思想斗争了。1946年我首先把文学院打返石牌中山、列宁做榜样，提倡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来的“新谈书运动”。三月十十九日和法学院合请沈雁冰讲演，掀起新民主运动浪潮，四月中旬延请则宣七队举行歌咏大会，目的在提倡新歌曲，但是这具有全校性的活动，很为那时训导处所不满，何况更带有他们所认为危险思想，其结果是十月间王星拱自宁返穗，即给我一封信，撤消了我的文学院长职务，说是职务太忙了，应该劳役平均，实际内幕是思想左倾问题。我也乐得摆脱了许多职务，决专心学术研究，然仍任哲学系主任之职，来从事《黑格尔哲学》的写作，与外界断绝关系。
1947年至1949年这几年内在美帝操纵与反共反人民的政权统治之下，无论经济上政治上的黑暗与危机，均与日俱长，上课的时间很少，我一方面对于旧世界越登保持沉默，一方面对于新世界的憧憬，以至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才算告一段落。
中大二十年，时间不算太少，详细的情形，从1932年——1945见《奋斗廿年》，从1945——1949年见《一个哲学者的自我检讨》即《五十自述》，这两书的内容，同样在《世界观的转变》一书中了有叙述，可资参考。回忆这二十年间痛苦的历史经验，因为做了大学教授之后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所以错误重重，要不是广州解放，挽救了我；要不是解放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真不知要怎样消沉下去，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下的俘虏而永远不得翻身啊!
（作者于1966年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