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7日，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内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学术大家、人民大学教授彭明与世长辞。近三年间，我常常想起老师殷切指教的情景，一幕幕像有声有色的电影片段，不断地浮现心头，回荡耳边。
初识彭明老师是在1982年春夏之间。当时，我作为吉林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为撰写学位论文《胡适和中国学生运动》（后改为《胡适和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去北京搜集资料，并拜师求教。导师邵鹏文特别提出，你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人民大学教授彭明，他是我的老师，是国内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经导师介绍，我找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他也提出，应该去请教人大教授彭明。经陈铁健电话联系，我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在一天下午一点半走进了人民大学林园5号的彭明书房。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迎面洁白墙上一副大字对联：“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立刻感到了彭明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我说：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下乡当了13个年头的兵团战士，没念过正规本科，基础差，现在写学位论文，心里没底，非常希望得到老师的指教。彭明热情地说：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对于搞社会科学研究，是好事。只要下功夫，一定能取得好的成绩。
彭明以他特有的洪亮声音，就我提出的问题透彻讲解。他说：胡适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联系一向密切，至今还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导师这个题目出的不错，有学术价值。彭明强调指出：要在资料上下功夫，不要人云亦云地泛泛而谈，五四时期的报刊、文集等文献资料不少，要认真查、仔细读；还要尽可能争取拜访几位健在的当事人，尽可能地多取得口碑资料，北大就有几位。彭明甚为惋惜地说，前些日子，他在南开见到郑天挺，他曾经是胡适当北大校长时的秘书。他说，找个时间好好和我谈谈胡适。可惜，他突然发病逝世，走了。那天郑天挺还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记的是六三大逮捕时，胡适去北大临时监狱探望被捕学生的情况，你查资料时注意一下。
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感到彭明引导自己直接迅速地贴近了五四研究的学术前沿，真想继续听彭明讲下去，但我又怕耽误他太多时间，就起身告辞。彭明说：你还要在北京查一段时间资料，我这有两本书，你拿去翻翻，可能多少有点用。我接过一看，一本是香港出的周作人写的《知堂回想录》，另一本是彭明老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都是我已经知道、非常想看而未得见的书。彭师母进来说：外边下雨了。师母还随手递给我一把伞。潇潇春雨中，我一手打着伞，一手抱着先生借给我的书，走在绿草葱茏、树叶翠绿的人大校园，心里感到异常温馨舒畅。
1983年暑期，教育部在风景如画的历史名城昆明举办为期近40天的高校第三期中国现代史教师讲习班，黑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扈颖航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饶良论商定，派我这个刚报到的年轻助教参加学习，使我有幸再次向担任讲习班班长的彭明请教。一天黄昏，在学习班所在地昆明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大院与彭明一同散步时，他明确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过去长期受“左”的干扰禁锢，现在可以大作文章、作大文章的领域、问题很多。对于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科研方向要稳定，不能打一枪换个地方，先争取一点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然后逐渐深入拓广研究领域，题目越做越大。我就是50年代初写完《中苏友谊史》后，就开始搜集五四的资料。后来，虽然编书（主要指与李新等共同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作者）等工作很忙，我都坚持没放松这件事；“文革”在干校打石头、抬木头、做馒头时，也没断过，那时大批判会很多，可我脑子里思考的却是五四，所以现在这本《五四运动史》（指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才能写出来。
我深受启发。那时我刚进入黑龙江大学，因为参加了几次黑龙江省党史学会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活动，正在跃跃欲试想参加黑龙江沦陷史项目的研究，而自己实际对此毫无基础，必须从零开始，这不正是五四才打一枪又换地方么？加之自己教学任务很重，这一转向非一两年不可，刚刚开始的五四研究一定非停即松。我由此下定决心，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今后集中精力，以五四运动史为科研的主攻方向不再动摇。
1990年中国现代史学会年会在宁波举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彭明作为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是大会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会议的第二天晚上自由活动，我去彭明的房间，把一篇文稿呈给他，说：“最近大陆学术界五四研究在肯定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上有新突破，但有些文章说过头了，我这篇稿子就是同他们深入讨论一下，请先生看一看，指出缺点，我再改。我的字不好，又是开会前匆匆忙忙抄出来的，请老师将就看吧。”彭明接过我的稿子，说：“我尽可能吧。”
第二天上午大会，彭明没有到会，大会主持人陈善学特为说明：彭明教授请半天假，给黑龙江一个很有出息的年轻人看一篇一万多字的稿子。几个东北熟悉的同仁和几位吉林大学校友立刻把眼光转向了我，因为黑龙江省这次只有我一人与会。刹那间，我的心里充满感动、惶恐，感动的是彭明能为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年轻讲师，专门请半天假看稿子；惶恐的是我在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上只能说是刚刚入门的新兵，怎么能配得上彭明这样的大家对我予以“有出息”的夸奖？我反复想，彭明主要是激励自己以及到会和没到会的年轻后学奋发上进；自己要把彭明的鼓励作为动力，不断努力，争取做到真有出息！
当晚在餐厅见到彭明，他说：文章不错，我已经把稿子交给郭德宏教授了，看能不能在他那儿发表。郭德宏当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编。《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发表了我的《如何评价五四运动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黄金华、漆良燕、刘永明商榷》一文。
1993年暑期，中国现代史学会东北分会在沈阳开常务理事会，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兼东北分会会长、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维礼告诉我：不久前彭明老师在北京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到，你关于五四运动国际背景的那篇文章（指《五四运动国际背景研究两题》，黑龙江大学学报《求是学刊》1992年第5期——作者）有新的突破。春节电话拜年时，我向彭明表示感谢。彭明说，要继续努力，如果有条件，利用一些外文资料，这篇文章就可能写得更细、更深一些。我立刻感到，这是彭明尖锐具体地指出了这篇文章乃至我的整个五四研究的缺点和不足，五四运动国际联系的专题论文，一篇外文资料没用没引，实际是很大的硬伤。我俄语水平从来就没有真正过关，英语只认字母，1983年在北京拜访北大历史系教授张注洪时，张注洪拿给我一本英文版的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我说，没学过英语，看不了。但以后外语也没有什么长进，甚至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现在看来，在中国文化对外开放日益全面深入、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中外交流日趋全面密切的情况下，这个弱点实际大大限制了自己的眼界！我更想到，这是彭明在提醒我：学无止境，只有时刻对自己的弱点、不足，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努力改正，才可能不断进步。至今，每当我翻到这篇文章或填写表格遇到它时，我都想到彭明电话里那亲切有力的批评、提醒。对我，这是比表扬更为重要的。
渐渐的，我产生、形成了一个想法：在充分借鉴、吸取彭明及其他海内外学者五四研究丰厚成果的基础上，写一部新的反映90年代以来五四研究水平的《五四运动史》，特别是构建一个更贴近历史真实的叙事体系。1998年北大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9年北大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向彭明较为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初步思路，得到了彭明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指点。彭明指出：要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周策纵那个英文本（指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是1960年美国出的，我那本（指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1984年出的，都有那个时期的局限，年轻一代应该有新的突破。五四运动专史现在不是多，而是少。彭明再次强调：应深入开掘第一手资料，我编《中国现代史资料》有个感觉，就是很多资料没有被史学工作者充分使用、深入研究。五四留下的东西不少，多下功夫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我对彭明提出，如果能写成，请彭明写一篇序言，他答应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努力。2008年末，拙作《新编五四运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基本完稿，本想把书稿寄给彭明审阅把关，但却得到彭明几个月前已仙逝的噩耗。那天晚上，我面对一摞打印好的书稿和与彭明在北京大学的合影，禁不住感慨万千，“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彭明及其他前辈学者的关心指导，就不会有自己的点滴进步，就不会有这本书。现在自己也已年过花甲，更深深体会到彭明对我的那些关切指导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血。因为很长时间内，只要到北京开会或出差办事，我都要到彭明家登门拜访，每次均有收获；但彭明紧张的工作日程也一定被打断一下。我也深知，自己只是彭明关心、指导过的很多年轻后辈中的普通一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学界所以繁荣活跃、万象更新、新人辈出，其关键之一在此。□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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