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早期传播时，曾经受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难。五四时期更是掀起三次论战高潮，尤其是第三次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更是备受关注。事实上，双方虽有对抗与交锋，但也曾有过紧密合作。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利于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遇到的困难，并总结与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坚定斗争的经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论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35-03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三次论争”，其中的第三次，即为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无政府主义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其传播时间要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传播的范围及受众最初也要广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张绝对自由、主张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的观念，在中国当时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中流传甚广。马克思主义者曾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但终因各自理念不同，也因要各自扩大宣传和活动范围及二者革命理念的相悖自然展开了论战。
一、建党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属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范畴，无政府主义在国内传播时间与范围都要胜过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当时国内反动阶级的统治与压迫方面、揭露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方面，都在理论宣传与实际行动方面做出过努力，还招致反动阶级的镇压。因以上这些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曾经一度将无政府主义者当作朋友与可结为同盟的力量。但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想性和缺乏实际革命方法的缺陷，因而除了将无政府主义者看作是可以联合的力量外，还清晰分辨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能成为携手的同志。在这一点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李达做出了清晰阐述“无政府党要打倒资本家，所以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无政府党虽然想要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1]236。基于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团结合作、共同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组成统一战线并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友好合作模式。
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初，双方都有着合作的热情，共同商讨如何推动国内的革命事业，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双方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积极讨论开展社会革命的工作问题和开展宣传工作的问题。1920年夏天，共产国际还派出两位同志协助推动革命运动的进行，他们也参与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并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在得知社会主义者同盟，预备筹建自己的印刷机关与宣传阵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给了社会主义者同盟两千元作为印刷与宣传工作的启动经费。在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国际的共同努力下，取“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命名为“又新印刷所”的社会主义同盟的宣传阵地正式开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建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宣传阵地，又新印刷所既刊登國内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又刊登当时国内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自由》，还印刷各种理论传播的小册子和传单。最重要的是，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这本伟大的革命文献第一次完整地在中国面世，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国内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曾亲密合作的历史见证，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组织，除印刷革命宣传品外，社会主义者同盟还建立“外语学校”“新华学校”“劳动神圣舍”等外围组织进行社会问题演讲，培养劳动者做劳工运动的推动者。为帮助工人提高思想觉悟，加深工人对自身所受剥削和剥削根源的认识，又从工人自身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考虑，社会主义者同盟决定出版以《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为代表的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工人真实生活的姊妹周刊，得到了工人的极大欢迎。
这一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通过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进行了很多活动，二者经常一起活动，双方的机关刊物也不分彼此刊登对方的理论文章。这样的合作的确加强了革命理论的宣传，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合作也使得当时的一些有为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思想混淆，不能区分二者的差别，部分人被吸引至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中。此外，伴随十月革命的成果被广泛传播到国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大大壮大，革命越加深入，对理论的辨明也随之加深，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理论之间根源上的差异日益凸显，矛盾更加激烈，最终引发了双方的论战。
二、建党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论战
1920年5月，魏金斯基等经李大钊的介绍，到达上海与陈独秀联络商约建党事宜。通过陈独秀的介绍，魏金斯基等人与当时的众多不同派别的具有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会面与座谈，其中包括《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杂志的编辑或主编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张东荪、戴季陶等，还有信仰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成员。在多次的讨论中，终因革命见解不同，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及信奉三民主义的戴季陶先后退出座谈活动。此时，建党事宜也在上海正式提上日程。
1920年5-8月，在陈独秀与魏金斯基的共同努力之下，在上海积极展开建党活动。上海的建党活动采用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开始，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组织座谈会，来讨論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改造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参与讨论的还包括刘大白、沈仲九、袁振英、郑佩钢等无政府主义者。随着座谈会上讨论的逐渐加深，建党工作成为讨论的热点，陈独秀等主张，“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没有组织，光做文章，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2]该主张得到了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在上海组建共产党工作的筹备过程中，沈仲九、吴大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同意建立组织鲜明、纪律严谨的共产党。双方主张不同，自动退出，只有袁振英被吸收加入，并参加《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工作，但后来在党成立不久后，袁振英不同意党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构想，选择了退党。与沈仲九、吴大白、袁振英的先后退出相对的，是施存统、沈玄庐、陈公培、李汉俊等之前信仰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他们改变了他们之前的立场，被吸收入党。
在北京，筹备建党的工作也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积极开展。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共产党小组，但仅一个月后，张申府因要远赴法国从教而使得北京小组仅剩李大钊与张国焘二人。北京小组亟须扩充自己的队伍，加强与先进分子的联络。当时正在北大从教的李大钊，看到北大的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要多，且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大都积极标榜信仰共产主义，还发文表示愿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于是直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中的黄凌霜、华林、陈德荣等人谈话，并将黄凌霜、陈德荣、袁明雄、张伯根、华林、王竟林六位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中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张国焘与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的罗章龙、刘仁静接洽，邀请二人加入北京小组，二人欣然应允。此时在京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员共十人，信仰无政府的有六人，超过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人数。
北京小组成员扩大后，李大钊召集会议，对各项工作进行分工。对本次会议，据张国焘的会议，“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先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3]106可惜此次会议之后不久，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麻烦，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3]108多次的商议没有换来分歧的调和，无政府主义者依旧固守自由联合，不同意有任何组织形式，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坚决不赞同；而马克思主义者坚决认为必须有统一的全国和地方性的组织，并坚守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模式。这样相持不下的结果就是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北京小组。
与上海、北京的情况相类似，广州的建党活动无政府主义者也上演了最初的加入和最终退出的闹剧。广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大师刘师复的故乡，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的活动很多。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当苏俄的两个共产主义者在广州组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时候，首先接触到、交往比较密集的就是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无政府主义者与苏俄代表接触的过程中，苏俄代表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应与其他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敌人进行革命。但在1920年9月所筹建的广东共产党中，除苏俄代表外，其余7位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观点有大分歧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均拒绝加入该组织，因而这一叫作“共产党”的组织，事实上应在前面冠以“无政府”字样。
这样的情况直到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聘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将上海党组织工作暂时交给李汉俊。与魏金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一同南下广州，并和在广州的苏俄代表米诺尔、别斯林联系了解到当时广东共产小组的情况时才得到转机。陈独秀通过从苏俄代表处了解到的情况和与他们之间的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4]11。不久，陈独秀召集党组织会议，与梁冰弦、区声白等共同研究并讨论党组织的问题。在党组织会议上，陈独秀拿出一份内容包含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党章草案作为讨论重点。无政府主义者们主张自由联合，个人的绝对自由，不愿意接受草案中强调的这两个重点原则。经过两轮的激烈讨论，双方始终相持不下，意见终究没能达成一致。有鉴于此，陈独秀提出，双方信仰的主义不同，即使暂时能够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联合起来，但在联合中也终究会因革命活动中所采用的方法、策略不同而不断陷入争执，最终还是要分开的，与其如此，不如双方现在就分道扬镳。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意了陈独秀的想法，就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建党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最初的热情加入，理论不合最终退出，是当时全国各地建党过程的缩影。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双方虽有相似的革命理想，但终究因各自的主张不同而展开激烈的斗争。也正是因为这些激烈的斗争，为党组织最初成立时保留了拥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成员，吸引了部分曾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革命力量来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各地的党团组织后，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也就随之解散，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论战也较之前更加激烈起来。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理论在国内的论战，除去二者理论上根本上的分歧无法调和之外，还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与思想界的繁荣密切相关。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十分迅速，范围也非常广泛。这不仅引来了北洋军阀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恐慌与压制，也招来了国内思想界其他反动思潮的仇视。军阀们通过发布禁令禁止马克思主义传播，查扣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来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思想界其他的反动思潮则采用诬蔑、攻击的方式来阻挠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政府主义也参与进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军中。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这场论战，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学说内部不同派别的讨论。经过这场近两年时间的论战，使得社会上很多进步青年比较清楚地区分了马克思主義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并将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争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可以说，这场论战的胜利是很大的。但也要注意到，国内的這场论战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主义，彻底揭露它的反动本质，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立场还不够鲜明。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时间尚短，马克思主义者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因而不能在论战中将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击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