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国际关系史，要注意两点._是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官府文书与私家記载应当并重兼采，综合利用。二是要注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对它们作综合性的研究。
[关键词]国际关系史，史料，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03-05
有幸参加今天的会议，见到许多中青年同行，十分高兴。会议主持人一再要我讲话，只好勉为其难。年老，缺乏新知，下面浅谈两点意见，请指正。
第一，研究历史，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国际关系史也不例外。史料大约可分为三类：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头史料，其中文字史料包含的信息最多、最重要，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
文字史料可分为两大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先谈官府文书。到今天，许多国家（美、英、德、法、日、意等国）都出版了大量的外交文件汇编。没有出版的外交文件及其他文件，可到各国档案馆去查。现在各国档案的保密期限一般定为30年，这对研究国际关系史是十分有利的。看外交文件，当然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要深入了解它提出的背景以及它所要达到的实质性目的。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是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实际上要达到的目的是美国在战后主宰世界。因此，只看“十四点”本文不够，还要看1918年10月李普曼和科布受威尔逊亲信顾问豪斯上校委托所拟的“十四点”的注解（恰得到威尔逊的批准）。研究国际关系，不能只看一方的文件，要看双方的，甚至多方的，互相参照比较，才能明了历史的真相。还要注意的是：西方议会的辩论纪录，其中涉及外交方面的，不可轻信。一些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发言，往往言不由衷，必须看他们平日的一贯主张和表现。例如，在1939年1月26日和27日法国国民议会进行辩论时，外交部长庞纳“激昂慷慨”地说：“法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割让（给意大利）”，还说在法国同它的苏联和波兰盟友的关系方面，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密切而经常接触”，等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的斗士。他的整个演说从头到尾是一连串的谎言。据德国大使韦尔兹克伯爵说.几天以后，庞纳向他直率地承认，“在议会的外交辩论中说的话，往往很明显地是适应国内的需要，而并不准备传到国外”。
私家记载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它们所记的内容常有官府文书中所没有的，往往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日记这一类，例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驻德大使阿贝农的日记《和平大使》，是研究《洛迦诺公约》非看不可的。《公约》的签订被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吹嘘为“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分界线”。真相如何呢？英国为什么要竭力促成公约的缔结呢？阿贝农（有《公约》的“教父”之称）在他日记里对英国的意图说得十分清楚。一是扶德抑法。1923年8月20日写道：‘关于中欧的整个形势和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最清楚的结论看来是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德国的崩溃。只要德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就能或多或少保持均势。一旦德国分崩离析，这个均势必然消失，而法国则依靠它的军队和它的军事同盟，依然无可置疑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任何人如果认为，一个像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那样支配欧洲大陆的法国政府依然对英国友好，他就是对民族心理的一个可怜的判断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对法国友好同样是不可能的。在希望维持英法协约的同时，我不得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的存在。”
英国的另一个目的，是把德国拉入西方集团，防止苏德接近，1925年8月11日日记写道：“公约的第二个效果是将使德国解除被迫投入俄国怀抱的危险。……热那亚会议的情况可能重演，随之发生的是另一个更坏的拉巴洛条约。根据公约，德国被接纳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并作为一个英国与法国的伙伴维持西欧的现状。如此，德国被吸引到俄国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危险就明显减低了。”
一些私人通信，也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研究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首相张伯伦的书信是必看的。张伯伦这个人很爱写家信，他给他一个妹妹写了大量的家信，而且内容基本是谈政治。由于是私人信件，谈得很露骨，是官府文书中不可能有的。2005年塞尔夫编了4卷本的《尼维尔·张伯伦日记书信》，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例如，1937年11月26日张伯伦在给他妹妹艾达的信中谈到他要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换取与德国的妥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该对德国说，‘请给我们以满意的保证，表明你们不会用武力对待奥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我们也愿意给你们同样的保证，表明我们不会用武力阻止你们所需要的变更。只要你们以和平手段取得这些变更’。”
这封信表明，张伯伦早已决定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换取与德国的妥协。他之所以强调“和平手段”，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国内外舆论，以便更顺利地推行绥靖政策。
回忆录也是需要使用的一种史料。二次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这不仅是美国军事上的需要，也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史汀生（时任陆军部K）对他说：“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日寸任国务卿也对他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一句话，美国把原子弹看作一种战后称霸世界政治武器，特别是用来威慑苏联的武器。
我们也要注意到私家记载的局限性。例如，西方政治家所写的回忆录，往往扬己抑人。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是一例。这本书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到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奋战，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丘吉尔竟然视而不见。又如，20世纪30年代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1935 1938年）把他的回忆录取名为《面对独裁者》，标榜自己是一个一贯反对法西斯独裁者的斗士。但实际上，艾登和首相张伯伦两人在推行绥靖政策方面的总体上、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都主张把德国作为首要的争取对象。1938年1月31日，艾登对张伯伦说：“我完全同意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与德国达成协议。”分歧仅在于艾登认为意大利的重要性远逊于德国，不值得作出过多的让步，而张伯伦则主张对德、对意都要搞缓和，如果能先同意大利成交，又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官府文书与私家记载应当并重兼采，综合利用，取材要尽可能全面、豐富。英国史学家D.C.Watt所著《战争如何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起源1938-1939》（How war Came，the Immediate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1989）一书，广泛利用了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官方文书和私人记载，极博览之能事。但他不懂东欧一些国家和日本的语言，这方面仍要借助他人的二手著作。研究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要穷竭史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作者还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改进研究方法，以便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不致陷溺在史料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研究国际关系史，要注意三种因素：政治、经济和文化。
政治因素。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自应成为研究的中心。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不止一端，政治因素是其重要的一种。以下从几个方面，略作说明。
（1）政治因素在形成国际关系准则上所起的作用。每一个国家在其对外关系上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准则，当这个国家与相关国家在政治准则上达成某种共识时，便会产生相应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史上，这种国际关系准则有促进历史进步的，也有阻挠历史发展的。试举一二例略加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新生的国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1954年，中国、印度、缅甸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有另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国际关系准则。1814-1815年，在维也纳召开了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拿破仑帝国垮台后，俄、英、普、奥四国成为支配欧洲的新主人。四强都是君主制国家，它们提出“正统主义”的原则，旨在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旧秩序，复辟旧封建王朝，消除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会议的另一原则是“补偿”，实即大国瓜分“战利品”。维也纳会议奉行的“正统”“补偿”国际关系准则，重新安排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起到了逆历史潮流的反动作用。
（2）政治因素在重大国际斗争问题上起的作用。研究重大的国际斗争问题，必须弄清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有关国家在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它们各自的政治立场、目标以及应对政策等。以世界现代史上的冷战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苏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美、苏面临的共同敌人消失，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空前强大，称霸世界的野心随之急剧膨胀。美国在全球进行扩张，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视为其建立霸权的最大障碍。苏联是世界上另一个军事与政治强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恢复经济。苏联最关心自己的安全，特别是西部边界的安全。苏联为确保东欧国家对苏友好，努力扩大自己在东欧的影响。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和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激烈碰撞，成为冷战爆发的深刻根源。
（3）政治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斗争的最激烈表现就是战争。要研究战争，就不能不研究政治。列宁十分赞赏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一个观点，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并用这个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列宁说：“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维护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这场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也只能是这种政治。”
（4）一个国家的内政对其外交所起的作用。例如，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发生内战时，法国和英国为什么要提出“不干涉”政策，就必须搞清楚这两国当时的内部政治情况。以法国为例。勃鲁姆政府最初是打算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但右翼势力强烈反对。右翼报纸《巴黎回声报》立即得到消息，披露了法国政府准备援助共和政府的全部细节，掀起了一场反对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猛烈运动。《法兰西行动报》也发表文章，要求知道勃鲁姆和科特（航空部长，主张援助共和政府）是否“有权使法国从事这种不光彩的冒险行动”。1936年7月25日，右翼新闻报刊再次发动攻势，德凯里斯在文章中造谣说：“西班牙首都已经落在了共产党一无政府主义分子苏维埃手中。勃鲁姆先生、科特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按：时任国防部长）正在把物资送给共产党分子。”
总之，法国右派不能容忍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存在，认为“苏维埃在西班牙的胜利将可能引起巴黎的共产主义”，他们“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在右翼政治势力的猛烈攻击下，勃鲁姆政府退缩了，继而与英国一起提出了“不干涉”政策。
经济因素政治的基础是经济，研究国际关系史，还必须重视经济因素。以下从几个方面，稍作说明。
（1）经济生活基础证明国际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阶级性质。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能够证明战争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这当然不是说不研究外交史，而是说必须搞清楚外交斗争后面的更深层的原因，即经济背景。如果只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交战双方的外交往来文件，是根本无法搞清楚大战发生的原因的。例如，英国参战时所举的理由是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但这不过是为了动员舆论而利用的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英德的争霸。后起的德国在经济实力上赶上并超过了英国。英国害怕，如果德国战胜，势将称霸欧洲以至世界，这种前景是英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日本对德宣战的理由居然是“巩固与维持东亚地区的普遍和平”，多么虚伪。
（2）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地位及其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经济力量。以英国为例。19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此后20年英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繁荣的经济基础上，英国成为头等强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殖民帝国。1870年后，英国经济开始出现衰落迹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地位，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相继超过了英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巨大，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日益消弱。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崛起后，衰弱的英国采取了“绥靖外交”，侥幸地希望能以让步的办法与德国妥协。二次大战后，“英国病”进一步加重，已降为二等国家，在国际事务上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了。再以美国为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孤立主义势力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胜利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从前的孤立主义迅速转向全球扩张主义。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基本上奉行的是全球扩张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下降，于是尼克松政府对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尼克松主义”承认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作用是有限的，试图用收缩美国力量的办法，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与此相应的，是在外交上奉行均势政策。
（3）经济人物（工业、商业、金融等行业）在国家对外关系上的重大影响。以往研究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外交史，聚焦点都投在政治人物身上，而大大忽略了经济人物的作用。例如，许多讲20世纪30年代英国外交政策的著作，竟只字不提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蒙塔古这样的重要人物。D.C.Wart的名著《战争如何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起源1938-1939》全书共736页，仅在第395页极简单地提到了这个对英国内政、外交都有重要影响的银行业巨头。实际上，如果想把绥靖政策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必须搞清楚英格兰银行及其首脑所起的作用。例如，1937年2月英国财政部发行了第一批国防公债8千万英镑，但企业界购买极不踊跃，因为公债的利率只有3%，资本家认为太低。后来英格兰银行用发行纸币的办法，从政府手中买去无人认购的公债，这便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只不过是说明英格兰银行作用的一个例子而已。再如，法兰西银行的大股东们，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两百家族”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内政外交究竟起了哪些作用呢？曾多次担任法国内阁部长和三次出任总理的达拉第在激进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二百家族是法国经济的主宰，而且事实上也是法国政治的主宰，他们组成了一股民主国家不该容忍的力量。二百家族对国家的财政制度、交通运输和信贷都有巨大的影响，二百家族操纵舆论，因为他们控制了报刊。”
但许多讲法国现代史的著作，都没有用充分的事实具体、详细地说明“二百家族”的作用。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基金会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史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应当加强。
总之，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必须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可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
意识形态因素。近年来在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倾向，即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这个概念，涵意很广，有多种界定，本文着重谈意识形态。
世界上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各具魅力。各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交流、互相借鉴与学习，起了有益的作用，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经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堪称佳例。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向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都把文化当作一种侵略武器，例如，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就采取极其野蛮的手段强迫拉丁美洲土著居民改信基督教。进入现代，随着传媒工具的日益革新、普及和多样化，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各国的重视。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就十分激烈。美国为了战胜苏联，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措施。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十号研究报告，分别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几种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美国政策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反映了美国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广大中间地带寻找机会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腐蚀和分化。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又提出了“超越遏制”（beyond con-lainm en）战略，说应当在继续推行“遏制”战略的基础上再“超越一步”，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促使苏联发生“体制性变化”，将苏联“融合到世界秩序”亦即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通过多种途径发挥的。图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广播等等文化产品能使人们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就接受了它们所内含的意识形态。把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图书运往苏联，被视为促使苏联“和平演变”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解放委员会”批准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图书方案。情报局提供资金，创立了德福德出版公司。由于蘇联控制严厉，出版公司没有通过邮寄的办法，而是向访问西方的苏联人递交，或者委托西方人将图书带进苏联。从这一项目开始到苏联解体，共向苏联和东欧散发了1000多万册图书和期刊。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向苏联渗透，美国当局十分重视“美国之音”的作用。美国政府尤其注意利用“美国之音”来影响苏联知识分子。
总之，研究国际关系史，要注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对它们作综合性的研究。我国是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与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研究国际关系史，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希望同志们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辛勤搜集史料，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做出优异的成绩。
[作者简介]齐世荣（1926-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现代史和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