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史专家黄宗智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范式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先后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陷阱”及呼吁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的理论等重要观点。黄氏特殊的学术经历、独到的研究方法、颇为新颖的学术见解是他受到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重要原因。黄氏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实证研究基础，触及了美国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黄氏的观点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于它适应了新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潮流。
关键词：黄宗智；历史研究范式；规范认识危机；四个陷阱；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35-07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教授在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农村社会以及清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最近二十多年来，对于美国和中国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曾多次进行深入的反思，先后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陷阱”及呼吁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的理论等重要观点。黄氏的一些观点曾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但有些观点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探讨，对其基本看法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忽视他的主张及其所产生的较大影响。本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论述，以推动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西方研究范式提出质疑
20世纪80-90年代初，在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特别是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黄宗智先后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华北》、《长江》）两部重要论著。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反思，黄宗智对美国学术界传统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以及所遵循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在《华北》一书中，黄宗智提出，农民学研究中有“形式经济学”“实体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三个不同的流派。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流派认为，小农经济绝非没有理性而是具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做出适度运用的经济体，它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比拟描述。以蔡亚诺夫和波拉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流派则主张，小农经济不能以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法不适于小农经济的家庭农场；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探讨。这个学派强调小农的集体行为，基本上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是为了对抗威胁生计的外来压力，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入侵。传统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他们是租税的缴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其生产的剩余用来维持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生存。在对上述三个学派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实证研究，黄宗智提出了自己的综合分析的方法。他主张：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的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其次，还需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黄宗智将小农划分为富农（经营农场主）、佃农和雇农、自耕农三个阶层，认为富农经济模式更接近于形式主义理论，自耕农经济接近实体主义理论，佃农和雇农经济则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采用的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正是由于在理论方面既吸收了各派的长处，又采取了阶层的分析方法，于是黄宗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黄宗智进一步论述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派别关于中国农村演变形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帕金斯和艾尔温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强调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认为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出现了边际劳动生产力的递减。受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影响的中国学者的分析模式则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此事实见证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实体主义者蔡亚诺夫提出了一个独特完整的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变迁的模式，他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的情况，主要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的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革命前的俄国农村，主要循周期性“人口分化”型式变动，而不是循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强调的阶级分化型式而变化。由于资料的限制，这一模式尚未被系统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黄宗智则强调，必须兼顾考虑人口和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型式。他认为，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华北农村所经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向超集约化，也不是简单的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一个极端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中的阶级分化。黄宗智进而阐述了这三个派别在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上认识的分歧：即关于中国经济何以落后？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农村的影响？他指出：“西方这三派的论说，虽然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但它们都忽视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之前的内在的变迁动向。”“我们必须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作用这一角度来考虑。单纯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或者把它当做一个类似实验室中可以随意加入和抽取的因素，我认为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帝国主义一旦侵入中国，即和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相比较而言，黄宗智的看法更为全面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