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方方完成了新作《风景》，与她此前的小说相比，《风景》“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对发表后的反应也没有特别的期望，所以也没有去选择发表的刊物，只在湖北一家文艺出版社办的一本名为《当代作家》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便算完了。”但是，一年之后，
《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相继转载了这篇小说，于是《风景》声名鹊起，受到评论家的热烈追捧并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有的文学史家的眼里，《风景》至今依然是方方“最好的作品之一”。所以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作家论的角度看，重释《风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抛开20年前由于潮流化的命名所造成的诸种历史“误读”，将《风景》这一文本重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检视其中描绘和建构的独特的时代景观、重审其独特的叙事姿态便是可供尝试的一条道路。在《风景》诞生的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洪流以战无不胜的力量改造和重构着种种社会图景。这时候，从封闭到开放的狂喜已然退潮，随之而来的是“冷静”的历史审视、自我反思以及感应着时代巨变出现的文学姿态的调整。在“改革”大潮中诞生的《风景》深深打上了种种时代的印痕，这不仅仅指其总的观念结构、叙述姿态，还包括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剪裁和取舍、重释和改写。而通过对文本的“还原”性解读和对文本的“名”与“实”之关系的辨析，进而重勘“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也是我们重新进入为文学史所定型的“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有效途径。
汉口：城与人的“互动”
在“新写实”小说作家当中，方方是最早尝试将视角伸人历史深处，力图在较为广阔的时代风云变换中叙述家族历史、命运沉浮的作家。方方于1957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她的父辈们并不喜欢武汉这个城市，但方方却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闭着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经有过的场景。”在她关于武汉历史风物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她对这座城市除了历史的冷静审视以外。更多的则是情感上的依赖。“它的历史沿革，它的风云岁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阡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黄鹤；它的风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杯盘碗盏；它的汉腔楚调，它的民间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的笔下。古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而《风景》正是以独特的视角回溯她对这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底层市民的理解。在《风景》中，方方超越了对城市与人、“现代”与人关系的单向度书写模式，而是在城与人相互作用、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中展开独特的人生故事。小说中的汉口绝不是一个可以游离于人物命运之外的抽象背景，也绝不可被其他城市所置换；而父亲一家三、四代的命运传奇也只能在汉口这个独具特色的城市中展开和上演，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也只能在这种城与人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展开。
《风景》中人物命运的浮沉总是与汉口的文化性格和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地处汉江之汇的武汉三镇，码头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步。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汉口仅有码头8座……汉口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与租界相连的江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将汉口视作一个码头城市是无可非议的。小说中的祖父正是在汉口近代化的过程中踏上了他的漫漫征途，与这个城市中独具特色的码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参与到对汉口的码头文化的构建当中。祖父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从河南周口逃荒来到汉口，开始了在汉口打码头的生活。“祖父是个腰圆膀粗力大如牛有求必应的人”，因为祖父具有一个码头工人特有的身体素质和性格特征——“英勇和凶悍”，于是，他很快便与码头融为一体。“祖父是打码头的好手。洪帮所有的龙头拐子都对他倍加赏识。”也正是祖父的“英勇和凶悍”将他送上了死路。“为祖父哀伤洒泪的人几乎是一望无边。父亲至今也没想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猜测大约是祖父善打码头的缘故。”祖父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模式赢得了父亲的高度赞同，于是，父亲在祖父死亡之后加入了打码头的行列，开始了另外一段“辉煌、灿烂”的人生。在父亲的生命中显现出独特回忆价值的是“民国三十六年轰动武汉的徐家棚码头之争”，码头上的父亲尽显其“英雄风采”。
码头不仅给父亲提供了谋生的场所、经济的支援，更是父亲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舞台。父亲只有在码头上才能产生一种深深的自我认同感。所以，即便他回到家里，也总是以一个码头工人的姿态面对妻子、儿女和邻居。尽管母亲同父亲结婚四十年而挨打数“已逾万次”，“可她还是活得十分得意”。在对母亲施虐的过程中，父亲是否在潜意识中产生了空间上的混乱感将家当作了码头呢?他是否同时体验到了打码头的快感呢?而对自己的孩子，父亲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他们讲述“他的战史”。这时候所有的儿子都必须老老实实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进行“传统教育”。父亲说：“给老子坐下，听听你老子当初是怎么做人的。”这时候父亲又俨然是一个深知人生要义的教师，而他所能传授的仅仅是他在码头上的“英雄”行为。除了妻子和儿女，“所有的人都能证明父亲是这个叫河南棚子的地方的一条响当当的好汉”。也就是说，码头早已不是外在于父亲的谋生场所，它早已融化为父亲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为父亲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父亲因码头而获得深刻的自我认同，而码头也因为父亲们的存在而维持着运转，并进入到汉口的历史中成为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商业都会，汉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是汉口历史上自古就有的现象，但是，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则出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祖父正是在这种移民浪潮中逃荒来到汉口，而他们的居住地也因此被称作“河南棚子”。虽然河南棚子一直是汉口“下层人”聚居的地区，其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京汉铁路几乎是从屋檐擦边而过。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轰隆隆驶来时，夹带着呼啸而过的风和震耳欲聋的噪音。”但是，父亲早已习惯了这种喧嚣和噪音，并把它当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甚至感到“没火车叫他是睡不着觉的”。除了外在环境恶劣以外，父亲一家的居住条件也相当差。只有十三平米的板壁房的简陋程度并没有给父亲以自卑和不满足，却恰恰令父亲倍感骄傲。所以他每每向自己的拳友们说他是河南棚子的老住户。但是。老汉口人“提起河南棚子如果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那简直是等于降低了他们的人格”。父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码头)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河南棚子)中保持着独立和对自己地理位置和社会位置的强烈认同。在这种深深的认同感中，作为移民的父亲很快便与汉口融为一体。裘德·马特拉斯曾指出：“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而汉口正是有了父亲这样的移民才加快了其都市化进程。
《风景》对汉口地理图景的呈现具有高度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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