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作为行为体，由显性的“组织体”与隐性的“文明体”交织构成。“文明开化”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配套“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国家“组织体”建设，成为近代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的重要内容，自上而下改变了日本民众的观念意识，对于明治日本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对于明治维新及其“文明开化”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在其基础上引入心理文化学理论工具聚焦“文明开化”政策，可发现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三大特点，即强调“神国”“皇国”优位的绝对性;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建构封建军事资本主义国家的迷幻性。
关键词：文明开化;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心理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9）04-0029-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4.004
“文明开化”一词较早出现在1873年加藤祐一的《文明开化》与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尤其后者著述主要目的即为宣传文明开化。福泽谕吉在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中，指出“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1]9可以看出，这位被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于文明开化相对性与序列性的认知，主张“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而“以现在的中国与西洋各国相比，不能不说中国是半开化。但是，把中国与南非各国相比，或取更近的例子来说，以日本近畿地方的人民与虾夷民族相比，那么，前者就可以称作文明了。”[1]10这位被日本国民敬仰的明治元勋对日本国民的激励之情与对日本国运的无限希望溢于言表，其对于强者的向往与对于弱者的不屑之意也隐含其中。
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的“文明开化”，在明治初年广为流行，不仅明治政府大力提倡、启蒙思想家著书立说，报纸媒体也广为宣传，最为典型的当属1871年5月第2期《新闻杂志》上登载的一首歌谣：“敲敲半发头，发出因循姑息声;敲敲总发头，发出王政复古声;敲敲散切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广义的文明开化，是指一系列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启蒙运动，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教育、思想风潮及生活方式在内。换言之，就是要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实现日本的国家近代化，将日本社会由封建社会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对于日本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政策的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文章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透过明治日本“文明开化”政策层面，探析其建构国家“文明体”侧面的特点及心理文化机制。
心理文化学是关于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一个学科，同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者、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相承接。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在对许氏学说进行梳理完善的基础上，2010年将其命名为“心理文化学”。“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国家作为行为体，既是‘组织体’同时又是‘文明体’”[2]。“文明体可视为一种知识、信仰、规范、观念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情感模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而组织体是集团、制度的集合体，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等。”[3]由此可以看出，“文明体”隐性存在于“组织体”中，但却是“组织体”发生变化的强大“内驱”。作为明治维新方针的“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无疑为近代日本的发展奠定了经济与军事“硬实力”，而“文明开化”则在社会文化与国民意识形态方面为日本由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了“软实力”。
一、明治日本“文明开化”政策的研究现状
对于日本历史上第二次重大开国的明治维新，学界从时间段划分、外部条件、性质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分析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在中国知网，以“明治维新”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所得文章数以千计，相比之下，以“日本文明开化”为关键词检索所得论文自1988年截至目前共计30余篇，数量相差之悬殊一目了然。其中围绕“明治维新”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了“文明开化”，但大多并未做深入分析，而对于“文明开化”的研究则可分为两类：一类引经据典详细分析某一具体政策的来龙去脉，另一类对文明开化政策进行整体性的梳理，二者对于日本明治时代“文明开化”政策或微观或宏观的平面式剖析，其意义自不待言。但作为明治近代国家转型时期的重要政策，“文明开化”对于日本近代国家“文明体”建构的深层意义却往往被忽视。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文明开化”对西洋与东洋文明的态度转变始于德川幕府末期，可以说，“文明开化”是对“锁国令”“异学之禁”等的华丽转身后又对封建传统的频频回首与念念不忘。德川幕府自1633年至1639年5次发布锁国令，规定欧洲船只只能在平户与长崎两港停泊，直至1853年、1854年的“佩里叩关”“黑船来袭”为止。在此期间，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在扶持朱子学的同时，颁布“洋书解禁令”，引进兰学，尽管只限于农业、地理等实学，但无疑是对西洋文明态度的一次转变。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儒学者主张将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相调和的“东西洋调和论”，表面上承认西洋与东洋在文明上的对等地位，但在思想道德方面强调儒学的优越性，究其实质仍然并非“调和”。明治初期，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明，国民在传统伦理与近代文明间犹疑徘徊。被日本人视为“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在《日本的文明开化》中指出，“始于明治时代的所谓的‘文明开化’，只不过是学习到了西方文化的一点皮毛而已。西洋的开化是内在性的，而日本的开化不过是外在性的。内在性的开化，就像是花瓣的绽放一样，是种自然的冲动;而外在性的开化则是被动的，是受了外来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4]，表明自己对于仅仅照搬西方器物、模仿西方制度，但未能接受西方观念的“文明开化”的认知与批评。从明治前期的全盘西化到后期的德育论争、民法论争等等，形成了由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向服从主义、等级主义等传统思想观念翻转的局面。
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心理文化学主张文明是制度、组织、器物、心智产品等的复合体，可以创造与建设;文化指这些东西背后的原理，表现为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情感模式、人际关系模式、行为方式等，通常在无意识中习得和内化。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比喻为生物的表现型与遗传基因的关系，文明是生物的表现形式，变化较快。而作为文明设计原理的文化，是控制生物表现型的遗传密码，可以“遗传”。文明的变化类似生物表现型的变化，而文化的变化则类似生物基因的变化，变化缓慢，也难以观察[5]1718。日本明治时代前后对于东西方文明态度的转换，与其外部世界剧烈变化有密切关系，与自身内部长期培养起来的心理文化特点也不无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的“神国”思想、等级主义，在近代外部压力与危机下，“‘一君万民’的国家意识已经初步成型。日本人的这种国家意识，是以民族主义为特色的;而这种民族主义是以神授国家至高无上性为意识形态的”[6]39。在历史学的基础上，运用心理文化学可以分析明治日本建构国家“文明体”侧面的特点，挖掘这种建构过程深层的心理文化机制。
二、“文明开化”政策的三大主要内容
“文明开化”，指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外来压力，由明治精英倡导、明治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举措及革新运动。它是明治维新主要措施之一，其核心为教育改革、思想启蒙、社会改革，其结果促进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
“狭义上的文明开化主要是指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7]。明治改革精英们特别关心各国的立宪政体和国民教育，主张以国民教育为基础，实现日本的“文明开化”。1871年，出访欧美的代表团首脑人物之一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8]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初衷是理想化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在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抵牾中走向了畸形，表现为注重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掌握近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智育教育，同宣扬传统的日本神道和儒家思想的所谓德育教育两大教育方针和思潮的对立斗争。历经1872年的《学制》、1878年的《教学大旨》、1885年的《教育令》及次年的《学校令》等，近代日本的教育理念最后定型在1890年由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语》上。明治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将社会与家庭的思想道德规范统摄起来，规定民众必须崇拜天皇，对天皇尽忠，做天皇的“忠臣”;在家应听从父系家长，做家父长制的“孝子”。以办事拖沓著称的明治新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一变再变，在连续性的变动中强化教育的保守性，最终将教育改革的基调定在了“忠君爱国”上。
说起近代日本思想启蒙，便离不开“明六社”。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的这一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团体由新型知识分子组成，主要包括森有礼、福泽谕吉、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人，皆为兼备汉学修养和西洋近代知识的学者。明六社成员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宣传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等。其早期特点表现为：在“实学”与“虚学”间主张学习欧美的“实学”，效仿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但在人文思想方面继承幕末改革派“和魂洋才”观念;在国权与民权间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主张渐进的政治改革;在德育与智育间虽然重视“开启民智”，但主张德与智不可分割;此外，还提倡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宣扬唯物主义、实证主义，主张信教自由、政教分离。毋庸置疑，前期思想运动所具有的启蒙性对日本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倾向性与矛盾性也在前期显露端倪。站在历史进程中回顾其所走过的历程，这一思想运动所具有的局限性与后期的异化一览无余。其一，团体内部的知识分子精英虽被初次接触的西方学问所“炫目”，但对长期所受的汉学修养已经形成无意识的“倾心”。其二，将西方的“天赋人权”扩大至“天赋国权”，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将其转成“天赋国权”“国赋人权”。其三，依托明治政府，紧随国家政策，视明治政府不仅为实现个人理想的“靠山”，而且是带领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舵手”。因此，当明治政府“一君万民”的政治框架形成，“君国一体”已成大势，民主理想只能化为泡影，明六社解散也只能是必然。
除了政治精英们领导的教育改革与启蒙思想家倡导的民智开启外，广大民众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明治维新的一大风景。正如李卓教授指出的，“断发、易服、改历是明治初年发生的生活方式的三大变革，不仅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精英的带头作用”[9]132。断发、易服、改历集中在1871-1873年间实施，即在明治政府宣布王政复古，实施“废藩置县”，基本稳定政权后进行的。主要通过天皇表率、知识精英推动、政府颁布政令强制实施，其目的在于适应被迫开国后带入的西方工业文明与欧美生活方式，改变日本的国家形象，建立拥有独立主权的近代国家。虽然明治新政府于1871年颁布太政官布告《散发脱刀令》，但对于发型未做强制要求。由于没有强制实施断发，因此并未得到及时而广泛的响应。明治政府转而宣传以天皇为表率，将明治天皇西式发型、军服姿态的“御真影”下赐至全国，推动断发。1871年，明治天皇发布《更改服制敕谕》：“朕以为，风俗之移转，随逐时宜，以国体之不拔而制其势，今衣冠之制流于模仿唐制，成软弱之风，朕不胜感慨。夫神州之武治世固来久矣，天子亲为元帅，庶众仰其风，如神武创业神功征韩，绝非今日之风姿。岂能片刻以软弱示于天下耶。朕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欲立祖宗尚武之国体，望汝臣民体朕之意。”[9]138自此，断发、易服实现了“自上而下”的“一新”。改历晚于断发、易服大约一年多时间，1872年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紧接着明治政府据此发布太政官布告。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听闻《改历诏书》后，即刻撰写了《改历辩》，详细阐述阴历与阳历的差異、指出旧历的弊端与新历的便利，介绍西方钟表及时刻等知识，大大消解了由于明治新政府强制急速改历而引起的民众恐慌与迷惑。广大民众在天皇表率、舆论引导下，争相效仿，断发易服、改用新历之风蔚然兴起。“断发乃西洋文明诸国之风，天子且为之，况四民乎？”[10]当时民众因西洋如此、因天皇如是的盲从心态从断发一举便可见一斑。
三、“文明开化”政策建构国家“文明体”侧面三大特点
日本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明开化运动正是围绕新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知识分子倡导的思想启蒙和广大民众实行的生活方式转变进行的。这场可谓浩荡的运动对于日本近代转型具有深远意义，人们的观念为之一新，明治国家近代化的步伐加快。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明治“文明开化”政策对于近代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其建构过程与心理文化特点有密切联系。
（一）强调其“神国”“皇国”优位的绝对性
一国的历史走向总是要受到该国的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形成自身的特色。天皇这一要素最能体现日本特色，无论是王政复古还是明治一新，天皇从“古”至“新”都具有着不可撼动的权威性。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经由戊辰战争推翻了幕府。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及文武百官向“天神地祗”宣誓，颁布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宣布“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与此同时，发布了明治天皇《国威宣扬宸翰》，发表“继承历代天皇的伟业，不问自身艰难辛苦，亲自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使天下如富岳之安”的信条。如果说此时年仅15岁的睦仁天皇是维新派用来打倒幕府、稳定政权独一无二的角色，那么，1879年天皇开始亲政，磨练自身的文韬武略，1879年8月授意元田永孚起草并公布《教学大旨》，向国民强调仁义道德等传统，躬身实践散发易服表率于民众等行为，便是在有意识地强化自身日本国大家长的地位与权威。明治政府则从阶级经济基础、政治权利支柱及神道宗教神秘主义三个方面确立天皇制绝对权威，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不仅如此，同日颁布的《皇室典范》“尽管包含大量非近代因素”，但也“保证了作为所谓‘大日本帝国’最高核心的稳定”[11]。
在近代日本国民心目中，天皇是现人神，具有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威，而天皇“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大约7世纪初，圣德太子以“天皇”神的概念取代了“倭王”的称谓，陡然将日本的统治者提高到了神乎其神的地位。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更是为“天皇”的神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江户时期，本居宣长等的日本国学研究以“记纪神话”为中心，推崇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而宣扬君民一家、君国一体的“日本精神”，主张挖掘其中的日本“古道”，阐述日本神皇神统思想。明治初期实行“神佛分离”“废佛毁释”，进而确立神道的国教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路径下，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性，是“亿兆臣民”的“家父长”，日本民众作为“太阳神”的子民，对天皇须绝对服从。天皇自古至今在日本人的人际状态中都属于或观念上或现实中“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心理文化学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为“心理社会均衡”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人处在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互动的“场”之中，是一个心理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体。该平衡体由内而外分为八层，可用七个不规则的同心圆来表示。分别包括7无意识;6前意识;5限表意识;4可表意识;3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2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1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0外部世界。其中的5“限表意识”的一部分与4“可表意识”、3“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2“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的一部分构成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即“基本人际状态”。详见尚会鹏著：《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的要素，这也正是日本天皇保留至今的要因。在这种天皇代表的
“神国”“皇国”思想支配下，日本国民被统摄在天皇制下，对天皇的诏令敕谕言听计从，这种“御恩—俸侍”的主从关系对于树立日本国民的民族优越感，成功实现近代转型不无裨益，但同时也成为将“神国”“皇国”演化为“军国”，走上侵略道路的心理文化助推器。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伊藤博文等人创造性地运用宪政原理，将天皇改造成因权高位重而不必亲政的近代君主。天皇的功能就是源源不断地为国内建设和发动对外战争提供精神驱动力”[6]40。
（二）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
近代日本国家不仅对内主张日本历史的神秘性及天皇制的优越性、独特性，在对外方面始终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1868年9月出版的《官版明治月刊》第二卷载文，把世界各国区分为文明国、开化国、半开化国、夷俗国、野蛮国等五种类型。称赞英法美等文明国家人民守法、自由，工业发达，文化兴隆，贸易发展，国家极为富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学习对象为中华文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开国的目的是为吸收华夏文明。自东汉赐倭奴国王金印至圣德太子派遣隋使，日本经历了“唐风文化”后，因9世纪末10世纪初唐朝衰落废止遣唐使，转向培育“国风文化”。12世纪与宋朝重新建立关系，大力汲取宋朝文化，而自元朝开始关系渐趋淡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华夷思想”，近代以前日本的这套“华夷秩序”伴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渐转向了另一套“文明秩序”，即将原来视为“蛮夷”的“南蛮文化”列为“文明秩序”之首并提倡学习吸收。除此之外，还主张这种秩序只是相对的，鼓励日本民众各司其职，各自努力，提高自身的“德智”，那么“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到达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況，也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1]11。
日本人在基本的人际状态中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这样的心理文化模式也衍生到处理日本“自我”与外域“他者”的关系中。这种“位置”主要是在序列中较不确定的相对位置，由此所带来的便是情感被导向一种更为不确定的领域，不像中国人重视的是“角色”，与“角色”相匹配的情感导向也较为稳定，因“角色”的不易变，情感被高度特化[5]221。日本由于自身处于岛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对于外部世界有着高度的危机感，为化解这种不安，坚信只要自身努力就可转变形势。这种心理状态使得在对待外界的态度上呈现出或亲近或排斥的不稳定性。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借公元7世纪中期朝鲜半岛各势力混乱之际出兵，不惜与中国唐朝发生白村江海战 ;奈良朝对盛唐文明的憧憬与不断仿效，平安朝因唐朝的盛转衰而自觉切断与“唐风文化”的联系，转而培育自身“国风文化”;公元16世纪末完成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在出兵朝鲜后，对中国明朝用兵，意图“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250多年安定封闭的江户幕府时期更是滋生出“唯我独尊”的国学思想，甚至否认、颠倒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作用。这种对于中华文明态度的“大起大落”与日本对“自我”与近邻“他者”实力位置考量有着明显联系。日本人“基本人际状态”的另一个特征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与“运作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的易转换性，在日本的两次开国中表现为谁强学习谁，原先对唐朝文化、宋朝艺术的仰慕之情较为容易地转变为对欧美文明的向往之心，甚至不惜“脱亚入欧”。
（三）建构封建军事资本主义国家的迷幻性
日本近代转型过程中，采用了封建、军事、资本主义的混搭模式，营造出工业文明、西方式“三权分立”政体、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保守封建思想观念等杂糅在一起的“光怪陆离”。在日本的“文明开化”中始终存在着论争与运动，如三宅雪岭与德富苏峰的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论争、民法论争、自由民权运动中国权与民权之争、君主立宪政体确立过程中稳健派与断行派之争等。这些争论围绕的中心问题便是传统文化与欧美文明的取舍去留。自幕末的攘夷至明治初期的全盘西化，再经中期的论争，最后形成了底层传统文化、表层欧美文明的双重结构。“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人穿着西洋大礼服，受着表面自由实则专制政体的牵制，听着集权政府的各种“训诫”“敕语”“敕谕”，成为了日本这一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从属资本主义国家建构“文明体”侧面的又一大特色。
近代日本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运动，可谓保持了幕末改革派的“和魂洋才”的“初心”，建构起了双层文明结构：对外改变了国家形象，利于1894-1911年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对内安抚了自由民权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保留了封建残余，维持了专制统治，因此，成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政府积极引进西方工业技术，武装日本近代国家“机器”，但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却难以割舍对封建等级主从关系的“依恋”，对内将民众统摄在天皇制下，对外将这种意识形态表征到处理民族、国家关系上，一味宣扬自身的国家利益，行侵略扩张之实。就这样，明治政府精英在吸收欧美外来的自由、民主等新式思想的同时，被传统原型封建思维牵扯，在引进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将狭隘的民族主义裹挟其中，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四、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的综合评价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国家的命运，成为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日本强大以后，加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与其民族主义的心理文化及国家“文明体”建构有密切联系。早在幕末时期，主张倒幕维新的吉田松阴就曾提出“培養国力，降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之损失，以鲜、满土地补偿之”[12]。与这一主张相呼应，与狭隘民族主义相承接，日本明治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扩张行为。1871年与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打着友好外交的幌子，获得了与当时清朝“比肩同等”的地位，为打开朝鲜大门创造有利条件。1874年出兵中国台湾未果后，通过签订不平等的《北京专条》勒索清政府。1875年侵入朝鲜，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国门。1879年吞并琉球，设为冲绳县等。
1961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美国日本史学家赖肖尔在谈及日本明治维新时，大加礼赞日本为“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迅速成为产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后进国的模式和指南”[13]。明治百年的1968年，日本举行了纪念活动，将明治之后的日本历史描绘成民族“赶英超美”的画卷，而在此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等受害国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纪念活动得到了正享受高速经济增长实惠的普通日本国民的支持，赫尔在当时曾撰文评论道，“新一代人正在出现，对现实的自信使他们对于历史的争论缺乏兴趣，包括那些不再拘泥于旧的历史记忆和过时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14]。据日本共同社2018年1月1日报道，安倍晋三在新年感言中提到，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的节点，当时“为了克服殖民统治浪潮涌来，应被称为国难的危机，一举推进了近代化”。
以上种种皆指出明治日本国家近代化成功转型的一面，但对于与之相伴随的扩张化却有着“躲闪”嫌疑，正如有学者曾指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它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即一切都围绕摆脱殖民地危机而展开）”[15]。其结果使日本在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引入西方军事技术的同时，也效仿列强侵略行径，走上了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其扩张性与侵略性无疑与近代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特点及其心理文化机制有密切联系，值得深入分析。站在新的时代，回顾历史，警醒世人正视历史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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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