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体学是当今古代文学学科中最为蓬勃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兼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学科，同时又具有独立的学科内涵。文体学的学科建设学理意蕴丰富，但宗经观念与“文体备于战国”作为文体学最重要的经纬二线，具有基石意义。吴承学教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首次以外缘与内缘结合的方式，建构了具有当代形态的文体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未来的文体学研究应加强“选文以定篇”的工作及文体起源的类型学研究，同时在制度与文体学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并重视在中西文论思想的贯通中合理评判和建构文体学的价值体系。
关键词：古代文体学；宗经；吴承学；文体学研究
作者简介：彭玉平，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史”，项目编号：10&ZD102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08-08
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地位和意义，已经得到当代学界的充分认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体学研究渐趋兴盛，迄今更蔚成显学，在古代文体基本内涵、古代文体分类、古代文体形态、文体史和古代文体学学科建设与构想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而现代文体学学术史也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重视文体、研究文体之风已然形成，诸种文学史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即是以文体为梳理文学发展的基本维度。20世纪30—40年代的数种批评史如陈钟凡、方孝岳、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诸家之作也大致是以文体批评或批评文体为基本线索的。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研究范式和著述模式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转变，在强化意识形态和朝代分期的同时，文体的观念客观上有所弱化，但这种弱化绝非消隐，而是被分割在不同朝代的文学历史中。事实上，这种淡化文体、强化意识形态的弊端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当代学人的警觉，“重写文学史”就是在这种警觉之后的一种自觉导向。当然，重写的方向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也许难以精准地回答，一味回到20世纪初的文体研究和书写语境，似乎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借用现代的文体概念来重理文学史，可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与古代文体语境的巨大隔膜。但无论如何，“文体”的问题再一次严峻地摆在面前，以吴承学教授为代表的当代学者的多维度探讨则为其真正切入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实绩。
一、文体学的学科经纬举隅：宗经观念与“文体备于战国”说
早期文体转换不仅带来创作范式的转变，同时也带来审美观念的新变，一部中国文学史便大体是一部中国文体发展演变史，而在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文体学也一直居于主流与骨干地位。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曾在承续焦循等人旧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根本正在于一代有一代之新文體。其《人间词话》梳理文学发展与文体代变的关系云：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1]（P87）
所谓前一文体“弊”而后一文体起的表述，自然有欠周密与严谨，但文学的发展确实是在豪杰之士不断地“遁而作他体”中进行的。清人叶燮《原诗》亦云：“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2]（P7）先随风会，再转风会，这种风会的变化往往体现在文体的兴替上。当一种文体典范确立并达到高峰，此后对此一文体的追慕便呈现出复古的态势。就韵文而言，王国维认为至元曲而止，“后世莫能继焉”（《宋元戏曲考·自序》）一句，不仅指文体的创造高峰不可重复，同时也说明了韵文发展至元代，即大体告一段落。所以中国文学就韵文而言，明清两代直至近代，复古便一直成为一种口号，鲜受质疑，有所质疑的也只是在复古的文体阶段而已。
在这样的现象和事实面前，有两句经典的话格外值得注意：“文章以体制为先。”[3]（P3692）“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4]（P459）前者从创作角度讲究须先辨识文体特性，然后措笔；后者从理论批评角度讲究评论文学以是否得体为第一要务。文体是铁门限，它宛如“大江前横”，是创作和理论批评首先面对的对象。其实这个“先”，除了“首先”的意义之外，更具有“根本”的意思。所以文体兼具文学史、批评史的首要与大端两层内涵。回溯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每一次文学变革都是以文体为内核，有的直接是文体的更替，如唐宋古文运动，其宗旨就是以散文来替代骈文；晚近的白话文运动，核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体式和音律限制的白话诗来替代传统的韵文文体；等等。
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虽有联系但毕竟彼此独立的学科的话，“文体学”则主要行走在文学史与批评史的交叉地带，兼具两个学科的部分内容；又以“文体”为核心，有着自足的学科内涵和理论体系。这一定位，当然已经超越当下学科制度下的基本格局，但以其充盈的学理性而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文体学学科的理论经纬当然是纵横交错着的，如果要列出一条最重要的经线的话，我认为是“文本于经”之说，而最重要的一条纬线，我认为是“文体备于战国”之说。两说虽彼此独立，但其实颇有交叉纠葛。在文体学领域，此二说乃两大“常识”，常识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一定存于某家某派的解读维度中，而是以鸟瞰的姿态凌驾在诸说之上，所以在“常识”面前，理论往往反而显得单薄甚至支离。“文体备于战国”看似为文体溯源，其实隐含着尊体的用心；“文本于经”则在尊体之外，也不无追踪源头的意思。这两大常识从字面上看有强调重心的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彰显文体的不凡地位。
文章的宗经观念自成源流，此亦几成常识，但最早将宗经观念与文体进行体系上的认知并系统分析的当然是刘勰。《文心雕龙》中《序志》一篇乃全书之眼。刘勰在文中述及他三十多岁时曾做一梦，梦境便是自己执丹漆之礼器，跟随孔子南行。此在刘勰固然有“大哉圣人之难见哉”1的感叹，但将其书之于最重要的《序志》篇，却别具心意。因为接下来，刘勰便大说“敷赞圣旨”的“立家”意义。而“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一句，乃是牢笼全书的一条纲领。刘勰何以在“注经”的方式之外选择论文，就是因为在刘勰的时代已经“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他的《文心雕龙》便要将此“解散”的文体回归到“经典枝条”的思想状态和艺术状态。如此，《文心雕龙》无论怎样的“原道”，真正的大道乃是稳固地落在儒家经典的苑囿中的。刘勰当然是体系化地来论述文章与经典的关系，而且“文体”是其最重要的落脚点。这也是在总论5篇之后便是20篇文体论之原因所在。刘勰之后，文学与宗经观念的关系虽未必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再被提起，但因为宗经意识乃是深深浸染在士人心底，所以随时可以触动文章的内核与外象。作为一种强固的观念，“文本于经”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虽然也有变化，但儒家思想始终是一条主线和主流，所以“文本于经”不仅被认为当然，更被认为是本然。按照刘勰的看法，不仅是文章，其他如五礼、六典、君臣、军国等，“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经典是渗透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的。如果要回到历史语境来进行还原性的阐释，则这种经学背景及从思想和文体层面对文学的渗透确是不可忽略的一环。只是据今以衡古，在价值判断上，文本于经的思维定式则需要作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