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贵州文化格局经历了一次土著向汉化复归于土著的演变历程。这是贵州文化由多元向单一复向多元的一次变迁，最终的结果表明多样性的文化格局成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文化。
关键词：考古材料；文化格局：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K871.4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64－08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的时期。战国秦汉时代的贵州，是土著文化高度发达，汉文化开始流行的时代。汉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一场夷汉之间文化的长期拉锯，此消彼长，两汉之际汉文化曾一度占据上风，而土著文化终成贵州文化的主流，是今日贵州多彩文化的根基所在。本文用考古资料揭示这一变迁，并尝试作出初步解读。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正确看待和应对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将是十分有益的。
一、夜郎时代：土著文化的高峰
1、夜郎及其文化
夜郎是战国秦汉时代中国西南一小国，西南诸邑中，史称“夜郎最大”，武帝时夜郎王曾与滇王一同授印被封。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被诛，夜郎灭亡。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其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300年时间。关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贵州西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贵州西部的盘县、威宁中水、辅处、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安龙、兴义、兴仁、册亨、望谟、晴隆、六枝、织金等地就不断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遗物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其即夜郎之遗存。其中，威宁中水、赫章可乐和普安铜鼓山三地发现最丰，相关发现可能分别代表了以其为中心的一类遗存。
(1)以赫章可乐乙类墓为代表的一类遗存
战国秦汉时代遗存在可乐境内分布颇广，迄今已进行过九次发掘，共试掘遗址2处、清理墓葬370余座，其中既有汉式墓亦有当地民族墓(报告称乙类墓)，而以当地民族墓为多，约占墓葬总数的75％强。民族墓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墓葬均为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墓葬棺外围石一周，略似石椁(M264)。葬用棺或不用约10％的墓葬(30座左右)采用“套头葬”，即用铜(铁)釜或铜鼓(仅1例)套头而葬，或用铜釜套头、铜(铁)釜套脚、或用铜洗垫脚而葬。少数墓葬用铜洗垫头或罩面。随葬品有陶器、青铜(或铜铁合体)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和纺织品等，以青铜器为主。陶器数量较少且均为冥器，随葬陶器的墓葬一般再无其他随葬品，一墓仅一器，置于死者头侧。陶器均手制成形，泥料中羼有较多植物炭屑，器身轻薄，纹饰有篦划纹、锥刺纹、乳丁纹等，器类有罐、瓶、杯等。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装饰品、兵器和农具等。容器除用作“套头葬”的鼓、釜外，尚有洗、鍪、鐎斗、匜等；装饰品数量较丰，种类有镯、钗、簪、戒指、铃、扣饰、带钩等；兵器有剑、戈、镞，剑有巴蜀式柳叶形剑、蛇头形剑和铜柄铜剑等，未见钺、矛；农具少见，仅有锄。铁器有戈、剑、刀、刮刀、镢、锸、钉等，以工具类为主。铜铁合体器有铜柄铁剑和铁铤铜镞，其中的卷云纹首铜柄铁剑最具特色。玉(石)、骨器有块、璜、管、珠、镯等，均为装饰品。少量残存的纺织品经鉴定有丝织物、毛织物和麻织物三类。墓葬年代据推测为战国早期至西汉前期。
“套头葬”、夹炭陶器、卷云纹首铜柄铜(铁)剑等极具特色的葬俗和遗物，使可乐乙类墓有别于其它同期遗存，可能独立构成一类以之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暂称之为“可乐类遗存”，与这一时期活动在可乐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群相对应。目前尚不清楚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但辅处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表明，威宁、赫章相接的白水河流域，可能属可乐类遗存的分布范围。
(2)以威宁银子坛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遗存
中水境内的古代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发掘，目前已识别出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等三类不同的、依次演进的文化遗存，其中鸡公山类遗存已命名为“鸡公山文化”。
红营盘墓地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2座，均系长条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多数发现木质葬具痕。随葬品有陶、铜、玉(石)和骨器等。陶器均手制，质地松脆，器类有罐、碗、杯等，以带流陶罐数量最多亦最典型。铜器按用途可分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三类；兵器有剑、钺、镞；工具有刀、锛；装饰品有手镯、指环、帽饰等。玉(石)器有块、璜、镯、珠、镞、穿孔砺石等。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这类遗存除贵州威宁红营盘墓地外，尚有云南昭通营盘乙区墓地等，表明其系一类分布在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遗存，可暂称为“红营盘类遗存”。
银子坛墓地共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墓葬134座，出土各类遗物700余件。亦有汉式墓与土著墓之别，以土著墓为主。土著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10％的墓葬为二次合葬(葬2－7人)，部分墓葬有葬具痕。随葬品有陶、铜、铁、玉(石)、骨、漆器等，以陶器和铜器为主。陶器有罐、瓶、碗、豆、杯等，罐、瓶、碗为常见组合。部分陶器上带刻划符号。铜器有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具和钱币等类；兵器有剑、矛、戈、镞、弩等；装饰品有手镯、指环、带钩、扣饰、发钗、铃铛等；生活用具有釜、洗、碗、印章等。铁器有剑、矛、刀、镞、带钩等；玉(石)器有珠、管、块、镯等。墓葬年代约在战国中期至东汉初。与银子坛墓地内涵一致的遗存广泛分布在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已知的有昭通营盘甲区墓地、文家老包墓地、白沙地墓地等，可称其为“银子坛类遗存”。
两地的三类遗存，特别是可乐乙类墓与银子坛墓地年代相近，部分内涵相同，可乐更曾出土2件与银子坛墓地完全相同的陶器(K4:1、M292:1)，但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布区域、不同的陶器制作传统、不同的丧葬习俗(如可乐有“套头葬”，银子坛有合葬，可乐随葬品以铜器为主，银子坛以陶器为主，并有相对固定的陶器组合等)，因此它们是两类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其共性，而对差异的讨论不足，对银子坛类遗存的讨论更存在在黔者为夜郎文化遗存、在滇者称滇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
(3)以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
普安铜鼓山遗址，在普安县青山镇铜鼓山，是一个山顶遗址，面积约3000平米。1980年、2002年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2000平米，出土文物数百件，计有一字格青铜剑、凹銎铜钺、镞、叉、尖叶形锄以及玉块、石臼和陶罐等。一批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陶模和石范的发现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其种类有剑茎模(5——件数，以下不再注明)、剑茎范(4)、剑身范(1)、戈范(2)、戈模(2)、刀范(1)、铃范(2)、鱼钩范(1)、凿范(2)、宽刃器范(4)、浇口和残范(18)，表明该遗址曾是重要的青铜器铸造场所m。
从目前的材料看，贵州西南地区与其周邻桂西北、滇东南的联系至为密切，远甚于其与黔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可能存在一个包括黔西南兴义、安龙、普安、册亨、望谟等与滇东南丘北、广南、富宁及
桂西北右江上游百色、田阳、田东等地区在内的一个文化圈。该文化圈内一字格曲刃、舞蹈纹无胡铜戈、曲刃矛、V形銎带符号的铜钺、牂角钮钟、铜鼓等流行，而风字形钺身、V形銎、部分带 符号的铜钺是该文化圈内最为频见、最具特色，也是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的关键。
南北盘江相夹的黔西南一隅，历史上曾不断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零星青铜器出土(部分为发掘品)，据不完全统计，已逾百件，集中分布在安龙、兴义和普安三地。百余件青铜器可分兵器、乐器、农具、工具、装饰品诸类，而以兵器和乐器为多。兵器有戈、剑、钺、矛等，乐器有铃、钲、牂角钮钟等，另有铜锄等农具。经调查，已在普安、安龙、兴义三地发现山顶遗址20余处，并对其中的铜鼓山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这类遗址的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另近年在北盘江两岸阶地上发现史前至汉代遗址16处，并对其中11处进行了清理，其中相当部分为先秦时期遗址，部分属汉晋时期。各地点文化内涵虽各有差异，但基本以双肩石器和圜底陶器为特点。其陶器作风与铜鼓山遗址是一致的，即器类以圜底陶器为主，次为圈足器，也有少量平底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高领敞口圜底罐和高领侈口圜底罐最多。而石器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铜鼓山遗址中目前未发现双肩石器，而北盘江流域未出的穿孔石刀在铜鼓山类遗存中则较为常见。这一区域内的青铜文化明显不同于黔西北地区的同期遗存，鉴于该区域内这一时期遗存间存有某些共性和对铜鼓山遗址认识相对深入等原因，有学者建议暂将这一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遗存称为“铜鼓山类遗存”。但北盘江流域阶地遗址与铜鼓山遗址存在的一些文化差异表明了这一地区存在多种类型的考古学文化的可能性，相关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入。
整体来看，贵州西部地区发现的上述三类青铜文化遗存，其在青铜器上具有一些共性，陶器则各不相同，彼此间为“同也不同”的关系，其相互间的文化关联，远甚过与下文将要叙及的黔东地区青铜文化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将黔西的青铜文化笼统称为夜郎青铜文化，似也无不妥之处。其铜器中的兵器以带v形符号的凹銎铜钺、卷云纹首铜剑(和铜柄铁剑)、曲刃一字格剑、直内无胡铜戈、舞蹈纹铜戈等为代表；农具以尖叶形铜钁、条形铜锄为代表；乐器以铜鼓和牂角钮钟为代表；装饰品以各种铜铃、扣饰、鲵鱼形带钩、牛头形带钩、发钗、手镯、玉块以及各种骨珠玉管为代表。陶器多褐色夹砂陶和灰白色你制陶，器形有罐、瓶、壶等，多平底器和圜底器，鲜见三足器。人物装饰头有发钗，耳悬玉玦，臂戴手镯，项挂玉珠，衣有扣饰，琳琅满目。在丧葬习俗上，行土葬，可乐一带的土著居民还实行套头而葬的习俗，可能与某种信仰有关。
2、贵州夜郎时期的其他青铜文化由于各种原因，贵州西部地区长期是贵州考古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随工作的全面开展，我们在贵州东部地区亦陆续发现了一些青铜时代遗存，其与西部的同期遗存鲜有共性可言。根据差异，可分为两个区，即黔东区和黔东北区。
(1)黔东区
主要指天柱、锦屏两县的清水江流域近年的一些新发现。
自1989年锦屏亮江发现8件青铜器以来，清水江及其支流河床中屡有青铜器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逾137件，含剑18件、矛39件、钺31件、戈1件、斧7件、镞25件、铲3件、刮刀2件、凿1件、鱼钩4件、带钩6件，以兵器为主，有少量工具和装饰品等。均系当地村民在清水江及其支流从事淘金活动时，从河床中所获，但该流域的考古调查迄未发现同期墓葬或遗址。粗略地看，所出青铜器带有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土著文化因素。带有巴蜀文化因素的器物有烟荷包型铜钺、弓形耳铜矛等，数量较少。带有楚文化因素的器物有空首有格铜剑、矛、刮刀等，数量较多。而不对称形铜钺、宽格铜剑等，则应属土著文化遗物。类似器物在湖南境内的沅水流域曾有发现，其中的宽格铜剑有研究者认为系当地濮人所遗。
(2)黔东北区
黔东北区的沿河、松桃、铜仁、正安、岑巩、台江一带，历史上曾不断有零星的青铜器出土。如1962年松桃木树一处窖藏出土錞于5件、钲1件、甬钟1件。1981年，铜仁滑石出土罅于1件。1989年台江空寨巴拉河中出虎钮錞于1件。1996年正安杨兴上湾出土甬钟l件，2001年该县又出虎钮錞于1件。1998年岑巩新兴出土甬钟1件。沿河境内乌江流域2005年－2008年间先后发现巴蜀图语印章、带巴蜀图语的铜矛等遗物。这些器物的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除少数为发掘品外(巴蜀图语印章)，绝大多数为零星的偶然发现，未展开进一步的工作，因此该区这一时期整体的文化面貌尚未明了。但所出的錞于、巴蜀图语印章和矛等遗物，已表明其与巴的密切关系，可能是巴文化向南渗透或巴族在此活动的遗留。
以上青铜文化遗存均有不同的内涵和分布范围，部分彼此间有渗透，它们可能分别对应一个或几个人们共同体。其在贵州的广泛分布，表明了这一时期贵州土著文化的高度繁荣及其多样性。
二、两汉时期：涌动的汉化浪潮
西汉中期开始，武帝开发西南夷，在夜郎故地上先后设置犍为郡(前135年)、；牂牁郡(前111年)，推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羁縻之制，大量的汉族官吏、军伍、商贾、豪民进入夜郎地区，贵州本土文化被迅速汉化。贵州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十分丰富，相关论述也较多。汉文化的涌入，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器物逐渐减少，而汉式器物逐渐增多。这种趋同性，已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如贵州“西汉后期的墓葬中，汉文化器物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出现了两种文化融合的器物”；东汉时期墓葬所出随葬品，“已与中原地区同期汉墓所出者无殊”。
贵州境内目前发现两汉时期遗存的地区有赤水、习水、仁怀、遵义、松桃、沿河、务川、道真、金沙、黔西、毕节、赫章、威宁、水城、盘县、兴仁、兴义、贞丰、镇宁、安龙、西秀、平坝、清镇等县市，除水城、盘县、松桃、安龙等地仅发现零星汉代遗物外，其余地区的汉代遗存多进行过发掘，遗物较为丰富。
这些遗存集中分布在5个区域内，即以沿河、务川、道真为中心的乌江下游及其支流区，以赤水、习水、仁怀、遵义一线为中心的赤水河流域区，以赫章、威宁、毕节为中心的黔西北区，以兴仁、兴义为中心的黔西南区，以西秀、平坝、清镇、黔西为中心的黔中区。
各区的汉遗存在大同中又存有一些差异，如乌江下游及其支流区内流行蒜头壶、半边屋顶的房屋模型、陶井等器物，墓葬形制除土坑墓和砖室墓外，还出现了岩坑墓，与峡江地带的同期遗存类似，而有别于贵州它地的汉代遗存叫。赤水河流域的赤水、仁怀、习水、遵义、金沙一线有崖墓或画像石墓分布，此类遗存不见于贵州其他地区，而在四川有着广泛的分布。黔西北区赫章、威宁两地，土著遗存与汉式遗存并存，并相互渗透。新近从早年发掘资料中识别出的带有“建始”等纪年铭文的大型瓦当，表明至迟在西汉晚期，赫章可乐已出现与汉庭经营西南夷有关的大型建筑，为可乐一带可能为汉阳县县治所在之说增添了一条旁证。黔西南区内发现的汉代遗存以东汉中晚期墓葬为主，随葬品厚重大气，出土的青铜连枝灯、铜车马、“巴郡守丞”印等遗物反应墓主显赫的地位和当地不一般的建制设置。以
西秀。平坝、清镇为中心的黔中区，是贵州汉代遗存分布最为集中的核心区域，此中所出的广汉郡、蜀郡所造漆器和可能源自黔西南的一字格曲刃青铜剑、铜钺等，显示了其与周边地区密切的交往。安顺宁谷遗址由于大型汉代建筑群的发现，被认为可能系牂牁郡的所在地地。汉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可能就是两汉时代郡或县的治所所在地。各区域内汉代遗存间的细微差异，可能与汉文化不同的来源、汉文化传人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
虽有差异，贵州两汉时期遗存与全国各地同期遗存的趋同性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表现在墓葬上，流行厚葬，墓葬形制逐步由土坑墓向砖室墓和石室墓演变，随葬品中陶井、陶房屋模型、陶俑(动物俑和人俑)、陶水塘稻田模型、车马器等逐步流行，大量汉式器渐渐取代土著遗物。居址渐由山顶等高地移至平旷的坝子，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出现，部分瓦当上甚至带有中原纪年或“长乐未央”等汉隶。这一时期的遗存，无论是发现的数量还是分布的范围，均到了空前乃至绝后的程度，是贵卅I目前考古发现中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充分反映了两汉时期贵州的汉化程度。
三、魏晋时代：本土文化的回流
这一时期遗存发现不多，主要有以下几批：
1、安顺两晋南北朝墓
1965年至1966年间，在平坝马场清理东晋南朝墓16座，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方形或凸字形券顶石室墓两种，墓葬形制与汉墓相比未有明显变化，随葬品却有较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青瓷器，发钗、簪、手镯、条脱、戒指等金银或铜质的装饰品占据了随葬品的半数以上，再度流行。1981年春在安顺八番清理壁画墓一座，地表有直径10余米的圆阜形封土，砖室“凸”字形，墓经早年盗扰几成空，墓顶残存的星象图和墓壁的四象图弥足珍贵，是贵州迄今仅见的壁画墓。其时代推测为六朝时期。
2、赤水河崖墓
贵州境内的崖墓主要分布在赤水河流域的赤水、习水、仁怀一带。这类墓葬均是在石崖之上人工开凿石窟以作墓室，内设壁龛、石棺、灶台、排水沟等，部分有浮雕装饰。其年代早可至东汉晚期，多数可能为蜀汉至南北朝时期遗存。习水三岔河一座崖墓墓门左侧铭有“章武三年(223)”买地券一则，章武系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年号，表明墓建于蜀汉时期。
3、北盘江流域汉晋墓葬与遗址
近年在配合基建的过程中，于北盘江流域的镇宁、贞丰境内发现和发掘了一批汉晋时期墓葬和遗址。其中镇宁田脚脚遗址清理了房址、陶窑、灰坑、灶和沟等遗迹。出土物有几何形花纹砖、方格纹、绳纹陶罐、釉陶罐、陶网坠、铜扣饰、铜弩机、铜铃、铜镯、铜蒺藜、铁器、青瓷片、磨石、石臼等，并发现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蜀汉钱币，遗址的主体年代可能在蜀汉时期。其中铜扣饰、铜铃、铜铃等遗物颇为醒目。
贞丰浪更然山墓地共清理墓葬65座，墓葬形制有瓮棺葬和长方形石板墓两种。瓮棺葬18座，以方格纹陶罐为葬具，陶罐四周及底铺薄石板，少数陶罐底部平铺碎卵石，陶罐内放置人骨及其随葬品，多随葬铜镯、五铢、货泉等，葬式为二次葬。长方形石板墓47座，以薄石板竖砌为壁，复以石板封盖，部分墓底亦铺石板。多数墓葬长160～200N米，宽50～75厘米，深15～40厘米；人骨保存极差，可辨认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内随葬有铜镯、指环、串珠、漩涡纹带钩、玉殃等。其年代初步推测在汉晋时期。另望谟水打田遗址亦发现与浪更然山相同的瓮棺葬，内出铜镯和用作饰品的穿孔五铢，其时代应大致相当。如若我们对浪更然山墓葬的年代推断大致不误，则这是贵州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板墓遗存。
4、松桃仙人岭悬棺
松桃县仙人岭悬棺葬，分布于一壁高约70米的临河的石崖上。上有若干人工开凿的长方形壁龛和方形小孔。长方形龛大小不等，深均在1米左右，内盛棺木，但棺木多已不存。方形小孔大小及深度在10-30厘米之间，成排分布，较有规律，当用以插放承托悬棺的木桩。1980年曾对其中2座壁龛中的棺木进行清理，棺有船棺、板式棺二种，内盛二次葬尸骨，随葬品仅见釉陶碗1件。经对其中一具板式残棺的碳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660±90年，约在西晋时期。
虽发现不多，但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遗存类型较为丰富，仅墓葬便有砖(石)室墓、崖墓、石板墓、瓮棺葬、悬棺葬等多种不同类型。多数遗址和墓葬中均发现了手镯、指环、铜铃、扣饰、发钗、条脱、串饰等装饰品，且其在墓葬随葬品中所占比例较大，这是其明显不同于两汉时期遗存之处。类型的多样化、装饰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汉文化阵营的萎缩和土著文化回归的直接表现。贵州土著文化的持续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以唐代之盛，其在贵州却鲜有历史遗迹。
四、夷汉之间：两种文化的拉锯
通过上列考古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战国秦汉至魏晋之际，贵州文化经历了一个土著——汉化——土著的演进历程。西汉中期以前，是以夜郎及其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西汉中期以后，特别是东汉时朝，汉文化成为主流；蜀汉以降，随中原对西南夷控制力的减弱和汉文化阵营的萎缩，土著文化开始回流。这一现象，势必引发两方面的思考：第一、两汉时期的汉文化是如何向边地渗透的，势头为何如此强劲；第二、土著文化为何最终又能夺回阵营，成为主流。
1、汉文化的传入方式与动因
前文所划分的黔东北、黔西北、黔西南3个区内，青铜时代遗存与两汉遗存的分布基本重合，赤水河流域目前虽未发现战国时期遗存，却有更早的商周遗存发现，这样的分布格局表明，汉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沿着既有的交往孔道传入、以人烟稠密的土著聚居地为阵营进行扩张的。有意思的是，西秀、平坝、清镇、黔西一带，迄未发现西汉以前的青铜时代遗存。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汉文化由川渝地区自北而南进入贵州至少存在西、中、东三条通道，即西线南夷道、中线赤水河、东线乌江及其支流。南夷道具有官道色彩，系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南延而成的，自僰道(今四川宜宾)直指牂牁江，后又将之延至滇池一带并与西夷道汇合。黔西北威宁、赫章、毕节一带，恰在南夷道走廊带上。自威宁以南，水城、盘县也有零星汉代遗存发现，而盘县已与黔西南相接，这一线路可能与直指“群牁江”的南夷道相关。从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发现看，早在秦通五尺道之前，南夷地区北向联系的民间通道即已存在，秦时只是“略通五尺道”，而非新辟。辟为官道后，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商贾等即沿此往来，进一步加快了黔地汉化的步伐。威宁中水、赫章可乐两地及其周边地区，在汉文化涌入之前，即有大规模土著人群的活动；西汉中期以降，北来的移民旁土著而居甚或在此设立县治，汉文化即以此为阵营向周边扩散。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当地土著遂被渐渐汉化。
赤水河通道至迟可上溯至商周时期。西汉以降，汉文化沿着既有的孔道，逐步逆流而上，自赤水经习水、仁怀、遵义、金沙直抵黔西，渗入黔中腹地。该流域汉代遗存的集中分布表明，赤水河流域的南北沟通在两汉时期是畅通无阻的，并成为汉文化向黔中渗透的重要孔道。峡江地带的汉文化，逆乌江而上，在黔渝交界的乌江下游，一支逆乌江支流芙蓉江进入道真，并在桃源、旧城、玉溪、忠信等地留下
遗存。另一支继续逆乌江而上，在沿河县洪渡镇沿洪渡河进入务川，在务川大坪、镇南等地留下丰富的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的墓葬和遗址。沿河境内乌江沿岸阶地的考古发掘表明，乌江作为文化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历商周、秦汉而不衰。但目前在务川西南的凤冈、湄潭一带未发现汉代遗存，因此，逆乌江及其支流沿既有的通道向黔地渗透的汉文化对黔中腹地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南夷道的开通，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夷的需要，而经营西南夷旨在一方面打通去往西亚的通道，以达到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的目的；一方面以夜郎的兵力，由牂牁江钳制日益做大的南越。政治与军事的考量，无疑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夷的主要目的。除此之外，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可能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务川汉墓集中分布的区域基本与朱砂的分布区基本重合，其中大坪汉墓群中44.44％的墓葬出土朱砂，经硫同位素测定为当地朱砂，可能暗示该地汉遗存的出现与朱砂的开采和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务川丰富的朱砂蕴藏可能是导致两汉时期峡江地带人群逆乌江及其支流向上移动的重要动因。这种资源的控制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民间的。在汉帝国意有所指的经营中，在道路畅通的前提下，官方或民间人员的频繁往来，甚或大批移民的迁入，客观导致了黔地被迅速汉化的结果。
2、汉化与土著化
汉文化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夷汉拉锯中，势头强劲，并占得上风。然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土著文化却是贵州文化的主流。时至今日，贵州境内仍生活着10余个世居少数民族，这是该地历史上多样性的土著文化流行的直接结果和有力反证。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人、地关系长期协调发展的结果。贵州多样性的古代文化与该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反映了当地居民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这里破碎的地理环境，滋生了多样性的古代文化。虽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但考古发现表明，这里的古代文化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其与周边地区一直有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是渐进的，和风细雨式的。两汉之际汉文化的涌入，其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却超出了以往任何的文化交往。随汉帝国置吏、修路、移民等经边策略的实施，使南北往来除却古已有之的民间交往外，更多带有了官方色彩。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的统治者出身楚地而君临天下，其文化因此兼有南北的特质，易于被各地接受，并随汉帝国的扩张而扩散至边地。从朝鲜到越南，从西域到大海，其强劲的扩张势头可谓空前绝后，乃至出现了全国趋同的文化面貌。贵州只是当时华夏大地这一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
魏晋之际土著文化的回流，一方面与这一时期中原战乱、北方对西南边地影响力的减弱有关，是为外因。另一方面，土著文化在外力减弱后的反弹展示了其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特质和顽强的生命力，是为内因。一种区域性的文化是当地人对环境适应与改造的结果，经历了几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人、地关系处于和谐中，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一点在当下许多少数民族对山水树木等的崇拜与信仰的习俗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它们给予具有破坏性的文化诸多和谐的启示)。魏晋以降，生活在贵州的居民又重新选择生于兹的土著文化而非来势汹汹的汉文化作为其日常的操守、丧葬的准则、精神的信仰，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次土著文化的无意识的、自然的回归。随土著化的推进，李蜀时，出现了牂牁僚人大举入蜀之事，至唐不衰，对蜀中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汉之际汉文化的强势入侵，是一种非正常状况，宛若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溅起的涟漪，荡漾开去。但随石子未持续投入，湖面渐归于平静，回到从前。从土著到汉化复归于土著的过程，是一次历史的自然选择，是一个由多元向单一复向多元的演变历程。这一变化表明多样性的文化格局成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文化和多样性的智慧。
之所以说是无意识回归，是因为这次回归与当下有识之士所倡导的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向有充分认识，进而强化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和自主地位的“文化自觉”不同。贵州魏晋时期的土著化过程，是当地居民回到其熟悉的生活方式或内心尚未泯灭的信仰的过程，是一次顺乎自然的选择。在土著文化的高峰期，汉文化源源涌入，而在汉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时，土著文化却悄然回归。总在物事发展的巅峰，出现了另一种可能而改变了轨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称，西方化与现代化起初密切相联，“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将这一现代化背景下“西方价值的悖论”与汉晋时代贵州夷汉文化间的关系两相参看，饶有兴味。
五、小结
考古材料揭示，战国秦汉至魏晋之际的贯州文化经历了土著——汉化——土著的演进历程。战国秦汉时代的贵州，是土著文化高度发达，汉文化开始流行的时代。以西汉中期为界，此前以夜郎及其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占据主流；此后随武帝开发西南夷，在贵州推行郡县制，汉文化沿着既有的孔道和土著聚居区，迅速由已成为汉文化阵营的川渝地区由北而南向黔中渗透。至东汉时，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贵州这_一时期的遗存已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无太大区别。魏晋以降，由于战乱，汉文化阵营在贵州逐渐萎缩，土著文化开始回流，以唐代之盛，却几乎未在贵州留下遗迹。在夷汉文化的拉锯中，两汉之际的汉文化曾一度占据上风，但土著文化最终成为贵州文化的主流，是今日贵州多彩文化的根基所在。
夷汉拉锯，既体现了两汉之际作为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强劲的扩张力，又表明了由这方水土滋养而成的土著文化由于顺应自然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土著到汉化复归于土著的过程，是一个文化格局由多元向单一复向多元的演变历程，最终的结果表明多样性的文化格局成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文化和多样性的智慧。
在全球一体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正席卷全球，其对中国的影响，恰如两汉时期汉文化对贵州的冲击。在强势的汉文化面前，土著文化也显现出了脆弱的一面，但最终却成历史的选择。回顾战国秦汉时代贵州的文化格局，对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当下中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将是十分有益的。文化应保持多样性，多元共存、和而不同，这是贵州战国秦汉时代的文化走向对当下的启示。
(责任编辑：石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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