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印”“予”“余”“台”“朕”等。这些人称代词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关系复杂，很多学者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是，以往多以断代研究为主，将口语和书面语混杂在一起，很难看清汉语发展过程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真实演变情况。将系统的理念用于汉语史研究，从书面语和口语两个角度出发对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作历时的统计分析将有助于揭示汉语人称代词的演变规律，深化汉语史的研究。
1.2 研究方法和步骤
本文的研究基于语言的系统性。一种语言有了文字之后就会有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既互相制约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书面语不及时向共同语靠拢就会与现实的口语脱节，变成所谓的“文言文”。共同语是在方言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互相交际的工具，是现实的、活的语言，更是书面语不断汲取养料保持活力的源泉。本文的口语指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共同语。书面语统计语料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正式文体文献；口语统计语料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非正式文体文献。我们采用语料库检索技术，对北京大学语料库、古典选编语料库、中华经典文库、经史子集语料库、台湾历史语言所语料库、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编撰的CBETA电子佛典等语料库中的古代汉语文献、少量现代汉语文献及部分佛教经典文献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次数进行统计，并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制图。我们也对一些文本文献进行了统计。由于语料库的建设模式不同，语料统计的单位有所不同，统计数据因此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会改变某个统计对象的整体演变趋势。考虑到可比度问题，我们分别计算了具体数据在各自文献第一人称代词总使用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称为使用率。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统计单位不同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汉语正式文体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统计分析
2.1 上古汉语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分析
《尚书》、《周易》和《诗经》是展现上古时期语言和历史风貌的经典文献。由于《尚书》涉及真伪古文的问题，我们选取争议较小的今文《尚书》作为统计对象。《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我们主要对成书于西周末年的《经》部分进行统计分析。《诗经》对上古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对它进行全文统计。统计结果见表1：
表1统计数据显示：上古时期汉语书面语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总使用率最高，其次是“余(予)”。为了进一步确定远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我们对《尚书》中最早的两部书《虞夏书》和《商书》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次数进行了统计：《虞夏书》中“我”5次，“予”21次，“朕”10次。《商书》中“我”34次，“予”36次，“朕”12次。根据张玉金的研究，殷墟甲骨文“我”共出现611次，“余”为170次，“朕”为30次。对照上表中的统计数据，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从远古至春秋时代上古汉语书面语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经历了由“我”“余(予)”并用，到“我”在第一人称集合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的变化过程。
今文《尚书》中的《商书·微子》里第一次出现了第一人称代词“吾”，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吾”出现的频率不但增多了，而且使用的地域也广泛了。“吾”在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了共同语，因而可以在西部以外地域的文献中见到它。
2.2 战国时期文献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分析
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逐鹿中原，客观上加速了语言的分化与融合。诸子百家的著述是当时主要的书面语文献。《逸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今人多认为其成书于战国初期，语言反映战国初期汉语书面语的特点，因此它在我们的历时比较中起到上承春秋下启战国的作用。我们将《吕氏春秋》看作战国时期诸子文献中的最后一部，主要是因为秦朝在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作者吕不韦及其门客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战国时代，语言应体现战国末期汉语书面语的特点。结果如表2(见右)所示。
表2的数据显示，战国时期汉语书面语第一人称代词集合中“吾”的总使用率最高，“我”的使用优势较春秋时期略有下降。二者构成了这一时期书面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逸周书》的数据显示，战国初期“吾”的使用率并不算高。在后来的文献中“吾”的使用率迅速上升，成为当时书面语系统中总体使用率最高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和“朕”的使用率急剧萎缩，在第一人称代词集合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吕氏春秋》中“余
(予)”的使用率只剩下4.1％，其作为人称代词的功能在汉以后的书面语文献中就更少见了。“朕”在文献中的少量用例大部分是引用古文。秦始皇宣布“朕”为皇帝专称，“朕”的指称固定化，与其他第一人称代词不再具有动态的联系，基本退出了汉语第一人称代词集合。这样，战国以后，书面语系统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就基本只剩下“吾”和“我”了。统治汉语书面语两千多年的文言文系统在战国时期正式形成。
2.3 西汉至民国时期史籍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分析
史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各朝代都重视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整理，其语言力求严谨，是书面语的典型代表。各代史籍中涉及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朕”三个。由于“朕”只用于皇帝的自称，“余(予)”多用于引用古代文献，二者不具有统计意义。统计结果见下页表3。
表3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和“吾”是汉语书面语系统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二者长期分担第一人称代词的各种功能，是对战国时期“雅言”体系的继承。“我”和“吾”在清朝以前史籍文献中使用率不相上下，处于一种近乎平衡的状态。自《清史稿》起，“我”“吾”的使用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的使用率大幅度增加。表明当时另一书面语体系白话文已经对文言文产生重大影响。清朝灭亡后，我国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废除与现实语言严重脱节的文言文，“吾”也随之退出了汉语第一人称代词集合，成为一个文言词。《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仅存的三个带有第一人称“吾”的段落，其中两段是引用古文，一段是引用标语，没有活语言的记载。相比之下“我”的语言地位自汉以后逐步提高，重新成为汉语书面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形式。
2.4 汉语正式文体文献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的演变过程
从远古时期至二十世纪初，汉语书面语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现存文献表明“我”在远古时期的汉语书面语中曾与“余(予)”、“朕”并存，与“余(予)”共同承担第一人称代词的主要功能。大约在商朝的时候“我”的主体地位日益明显，到春秋时期，“我”逐渐兼并了其他第一人称代词的功能成为
第一人称主体代词。商朝末年，第一人称代词“吾”首次进入汉语书面语系统。战国时期“吾”在书面语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兼容了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朕”和部分“我”的语义、语法功能，使用率甚至超过原有的主体代词“我”。“我”“吾”并用的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朝灭亡，“我”才重新成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
“吾”的兴起、繁荣与没落见证了中国文言文的发展历程。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经典文献对古代书面语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 汉语非正式文体文献中“我”和“吾”的统计分析
3.1 历代文学作品中“我”和“吾”的统计分析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说明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演变规律，我们对不同时代口语体的大众文学作品进行统计分析。这些非正式文体的受众是社会的主体，语言应该比较贴近当时的社会共同语。
我们在语料库中按时间顺序选取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在内的十二部文学作品作为统计对象。以作品的完成年代为依据纵向考查不同时期口语体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我”与“吾”在汉语共同语中的使用情况。由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因此也是汉语口语研究的最早语料。我们先根据“我”和“吾”在不同文献中的出现频率计算出它们的使用率，然后以作品为横坐标，以使用率为纵坐标做出“我”“吾”的演变折线图，以直观地表现春秋时代以来汉语共同语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的变化情况。统计分析结果见图2：(具体数据见附录)
图2中，“我”与“吾”在历代汉语口语体文献中的使用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我”的使用率一直较高，而“吾”的使用率也稳定地保持较低水平。二者似乎是两条平行线，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相交。这说明“吾”在历代汉语共同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中始终没有取得主体地位。图中“我”“吾”的使用率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波动状态。秦汉至唐朝、明朝至清朝中前期，“我”与“吾”的使用率差异较小；春秋时期、宋元时期、清朝中后期二者的使用率差异很大。这种波动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应该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四世同堂》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第一人称代词主体已经只剩下“我”了。小说中仅有的几例“吾”是为了表现特定人物的身份特征，不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统计的语料大多是文人的作品，文人的社会方言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会有所体现，有些文学作品的仿古痕迹十分明显。已经基本退出汉语书面语和共同语系统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在唐代部分文学作品中有较高的使用率，例如《游仙窟》中第一人称代词“余”“我”和“吾”的使用率分别为96.6％、3.4％和0％。《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所著，书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率分别为：“余”，38％；“我”，41.3％；“吾”，20.7％。吴福祥认为中唐至五代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有文言或仿古因素，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见。因此，“我～‘吾”在口语中的实际使用率与我们的统计结果也应该存在误差。
3.2 佛教典籍中“我”和“吾”的统计分析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唐朝臻于极盛。佛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大众传播佛教教义，因此“人们用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去翻译从西域来的古印度典籍”。佛教典籍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比文学作品更接近汉语共同语的实际面貌。我们对四部著名佛典进行了语料库检索，统计结果如表4(见右)所示。
表4中第一人称代词“我”与“吾”的使用率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我”一直处于96％以上的高使用率状态，而“吾”的使用率极低，在唐朝玄奘法师主持翻译的、长达600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吾”的使用率达到最低，只占第一人称使用率的0.4％。
俞敏从梵汉对音的角度证明后汉三国时期“歌”“鱼”两部已经混用。“歌”“鱼”混用促进了二者在口语中的合流。张春秀在穷尽性地研究东汉汉译佛经的第一人称代词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汉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以‘我’为主，其他的要么是以前的残存，要么是作为仿古性质存在，或者是新兴起的表示复数形式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当时实际语言中通行的第一人称代词只有‘我’一个。”嘲
战国时期的非正式文体文献资料较少，现有的统计还不能完全表现战国时期汉语共同语的实际情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秦以前的书面语与共同语之间差别较小。战国时期的书面语系统应该有其共同语基础，也就是说，战国时期汉语共同语中“吾”的使用率应该高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但从总体趋势来说，“我”在春秋以来的历代汉语共同语中确实享有较大的使用优势，几乎一直是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而“吾”虽然曾在书面语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它在汉语共同语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显，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只是一个方言词。
四 结论
语言的历时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历程是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演变的缩影。汉语口语(共同语)和书面语系统存在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体系。汉语口语(共同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自春秋以来几乎一直是“我”，“我”在汉语北方方言中的广泛分布决定了它在共同语中地位。书面语由于具有保守性特点，词汇更替过程较长，因而在语言中常留有已经过时不用的共同语或方言词语，新旧词语共处于一个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词语逐渐退出书面语系统，新共同语中的词语成为书面语词汇的主体。这个过程周而复始，不断更新书面语系统。口语的变化不易捕捉，书面语的保守性会将语言的变化过程拉长，为语言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
我们在进行语料统计的过程中发现来源于南方的语料与来源于北方的语料在第一人称代词的演变方面存在差异：《楚辞》屈原诗歌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如下：“余”，83次；“吾”，63次；“予”，9次；“我”，8次；“朕”，5次。《楚辞》与战国时期北方文献相比，第一人称代词的用词倾向不同。同时代翻译的佛经，南北也存在不同的第一人称用词倾向性。三国时期，西域高僧康僧会在吴国主持翻译的《六度集经》中“吾”出现达753次，而“我”只有90次，与同时代在北方翻译的佛典中“我”和“吾”的用词比例正相反。现代吴方言苏州话中仍保留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在北方方言中已经很难找到踪迹了。这种第一人称代词用词的差异与我们提到的刻意仿古不同。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符合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历史上的汉语共同语和书面语几乎一直建立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南部方言区距离共同语的语源地较远，不能及时感受到共同语的变化，因而更容易保留一些语言的古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