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中，不论是作为蜀汉集团领袖的刘备，水浒英雄组织者的宋江，还是取经队伍领军人的唐僧，都以其自身的“弱”和他们从属的“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主弱从强”的人物建构模式。这种特殊的建构模式无疑与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宋明理学以及当时作者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主弱从强”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小说是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浓缩反映，包蕴着我国古代丰厚的历史文化因素，例如这三部小说中就都体现了一种“主弱从强”的人物建构模式。那么，为何明代四大奇书中的这三部都不约而同的呈现了“主弱从强”现象，这其中肯定有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原因，这一现象也必定体现了某种文化内涵。
一、“主弱从强”现象解读
大凡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那就是为什么刘备、宋江、唐僧这三个领导人物都显得有些孱弱无力，根本不及随从人员那样智勇出众。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主弱从强”现象。诚然，这三部小说都不约而同的呈现了这种“主弱从强”的人物构建模式，比如，作为蜀汉领袖的刘备勇猛不及手下的五虎将，智谋不及谋臣徐庶凤雏卧龙；梁山群雄之首的宋江也是如此，武不及武松、林冲、李逵等，文不及智多星吴用；《西游记》中更是如此，师傅唐僧无论如何也敌得过手下的三名徒弟。
以《三国演义》为例，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以蜀汉为小说主线和叙事主题，曹魏和孙吴只是旁支陪衬，然而正是在作者着重描写的蜀汉集团中最能体现“主弱从强”现象。作为蜀汉主公的刘备无论从智谋还是力勇上说都是一个弱者形象，这一点我们单从回目中就可以看出一斑，如“刘玄德败走江陵”、“刘玄德败走夏口”、“先主夜走白帝城”等，都是描写刘备的失败，而较少提及其刚强勇猛；而与此相反，在回目中提及刘备身边人物时却多为渲染其智勇卓著，如“关张共擒王刘二将”、“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定三分隆中决策”等等，俱是着重描绘他们英武超群与智谋出众，这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主弱而属强。再来看《水浒传》中的宋江，在小说中他胆小怕事，懦弱不堪，缺乏英雄气概，一心想着“招安”，而他身边的人几乎个个是豪杰英才，鲁达、林冲、武松更不必多说，他们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也可以从回目中看出来，如“花和尚倒拔垂扬柳”、“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武松打虎”，这是多么活灵活现的英雄形象。《西游记》也是如此，师傅唐僧柔弱不堪，面对困难或者妖怪往往一筹莫展，常常吓得魂飞魄散，然而他的三个徒弟则是神通广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这里的强弱之辩自不用赘述。
以上可以看出，从文本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来看，这三个“主”要么孱弱无力、胆识俱乏，要么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要么智勇低下、平庸无能，而他们身边却是英雄毕集似影随行，文武响应如云汇聚，这实在是与历史事实大异其趣。那么为何这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把他们塑造成这样呢，这其中必然有着内在原因。
二、“主弱从强”模式简论
“主弱从强”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文化取舍。儒家伦理道德是我国封建文明的文化内核，“仁义礼信”与“忠孝节义”是其道德核心，也是我国古代评价和品鉴人物的道德准则。三部小说毫无疑问的也打上了这些道德因素的烙印，小说中刘备、宋江、唐僧三个“弱主”都几乎是儒家“仁义忠孝”这些道德因素的化身，他们代表的是儒家道德礼法或者是被儒家化了的释家道德。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封建道德的影响，才牵制和束缚了作者塑造人物的手笔。小说家在描写主要人物（刘备、宋江、唐僧）时必须服从这些道德准则，把他们塑造成道德的化身，塑造成仁人君子，这就不可避免的剥离甚至排斥很多不符合小说家心中仁君圣者形象的故事情节，乃至将其移嫁到其他人物身上去，以此为代价来契合封建道德的要求，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与作者主观愿望相背逆的“主弱从强”现象。
以《三国演义》为例，它在人格构建的价值取向上，始终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刘备是“仁”的代表，在作品中无处不体现了刘备仁义满天下，他“仁德及人”，早在桃园结义时就抱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仁德理想，同时刘备也是封建“礼法”的化身，他代表了“正统”，是汉室宗亲，是“皇叔”，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够不“仁义忠孝”呢？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中，作者把《蜀书·先主传》中原是刘备鞭笞督邮的故事就移嫁到了张飞身上，因为怒笞督邮不利于塑造刘备仁义君子形象。同样，《水浒传》亦如此，它最早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所以宋江自然就成为作者塑造的“忠孝仁义”的代表，是作者刻画的理想人格的化身，比如他一当上梁山首领就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他一心想着“招安”，融入“正统”，维护“礼”法，为梁山众将某一个“好出路”，甚至在临死时也说道“宁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这样的话，可见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对朝廷的“忠贞”始终是占据着绝对地位，义不但没有与其相分裂，而且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的人格形象正是其忠义思想的外化与内参，所以他才以其“弱”占据了领袖地位，呼延灼就曾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这是对其“忠孝仁义”最好的阐释。《西游记》中的唐僧更是很好的诠释了“仁爱忠孝”的思想，唐僧是佛教的得道高僧，佛教的“五戒十善”是其道德的指引，“仁爱”自不用说，至于“忠孝”，须知唐僧正是受唐王之命到西天取经，这不是“忠孝”又是什么呢？
基于这些道德的圭臬，作者在塑造他们心目中理想人物的时候，自然就会对他们进行道德的净化和滤化处理，拔高人物的“道德性”，而相对淡化其非“道德性”，但是这恰恰就形成了一种与小说家主观愿望大异其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经过道德滤化的人物形象非但不够饱满，反倒显得苍白乏力而且孱弱平庸。
其次，中国古典美学讲的是稳沉和内敛，庄子在《知北游》里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同样，圣人有大德而不自彰，小说中作为封建道德化身的刘备、宋江、唐僧也自然不会违背这种美学圭臬，他们更不会自夸其仁义道德，而且他们又处在以勇武为崇尚的战争和降妖斗魔的小说世界里，所以这种“大德”就显得相对边缘化，有“大德”的刘备、宋江、唐僧就显得相对弱势（与勇武相对而言）。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小说中“仁智忠义”与“力勇”的关系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如果没有刘备那种仁政爱民思想，诸葛亮只不过是个策士，关、张、赵云他们也只是一介勇夫；没有宋江的忠孝仁义，水浒英雄也只能算一群绿林草莽好汉；没有唐僧那种虔诚的信仰，孙悟空他们只不过是个妖精。所以刘备、宋江和唐僧赋予手下这些人物的智勇以价值，而智勇赋予仁义忠孝以动力。“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中以柔克刚、以柔驾驭刚的叙事模式”。[2]由此可以看出“弱”者并非真弱，“强”者并非真强，“主弱从强”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它实际有着深层的文化含义。
此外，“主弱从强”模式的形成亦是作者对“重智轻力”思想变本加厉的追求，中国古代“重智轻力”思想相当深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3]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智与力的分界，《论语》中荷蓧丈人也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4]这都将智与力二元对立。作为有宋一代的主要社会哲学思潮的程朱理学，直接影响了宋元明清好几代。程朱理学极力推崇“醇儒”式的人格垂范，追求道德上的完人，具体体现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这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使重德观念得以强化”，“重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它在对待道德与力量、道德与才智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5]。这种思想体现在文学上就是“重道轻文”和“尚理正心”，要求文学作品作为载道传道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正是由于智与力对立思想的影响，三部小说在表现刘备、宋江、唐僧“仁义忠信”的时候只注重人物“仁信忠义”的描写而忽视或者不屑于描写他们身上的“力勇”，同样地，在表现从属人物的“力勇”上，又只注重其力勇的描写，而较少描写其他，这就使得人物刻画上出现了单一化的倾向。而在崇尚力勇的战争和降妖斗魔的小说世界里，这种单一化的倾向自然的就偏向了力勇的一面，左右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所以从直观感受来说，小说中“仁义忠智”就显得弱势，而“力勇”却相对强势，这就使小说出现了“主弱从强”的外在感觉的误差，而小说家所想要表达的根植于“弱主”身上的“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的真正的“强”，读者却反而忽视了。所以“主弱从强”现象只是小说家表现儒家道德的主观愿望与表现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的一种错位，是由于人们视觉点的偏差而看见的一种外在假象，是对小说人物的表象认识，而并不是小说所要真实表达的内容。由此可以说“主弱从强”只不过是人们对小说人物组合模式的一种文本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