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这句新民谚是当今资源大省山西在问责制下，为官者整天为安全事故心惊胆战的最真实写照。“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为求仕途平安而躲任一届地方最高首长，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形竟使临汾市的市委书记空缺长达半年。试图突破各种山西积弊的改革者，在问责之下，走马灯般轮换，积弊爆发的速度超过了解决问题的速度。
人大或省政协任职的过程提前。
晋官难当，不只是在临汾。从中共推行领导问责制之后，资源大省山西频发事故，省长亦因问责离任，但事故爆发态势似乎丝毫未减。压力之下，山西领导更是对问责形成条件反射，中央推行的问责规定，在山西被执行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市委书记“难产”
在临汾市4月8日召开干部大会之前，市委书记职位的人选一直存疑。2008年9月20日，初步处理完襄汾崩坝事故后，山西省委的问责力度较之以往明显升级。时任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虽然当时夏还未被撤销书记职务，但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政文已开始全面主持临汾市委的工作。
作为山西第一位因事故被问责而直接停职的党委领导，屡获当地官民称赞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最终是否离职，成为山西问责是否会落实到党委层面的风向标。从黑砖窑事件起，对山西历次重大事故处理情况显示，领导被问责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严呈螺旋状直逼党委领导。2007年“黑砖窑事件”，仅有山西省洪洞县县长孙延林被免职，时任临汾市长的李天太，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而向中央作出检讨的于幼军，也是在数月后才因其他原因离职。
但同年12月，洪洞矿难发生仅两周后，李天太即被免去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其时通融之处在于，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在山西“两会”后，调任建设厅，不再主政临汾而襄汾崩坝后，问责显得毫不留情。刚处理完事故不久，省长孟学农即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临汾市长刘志杰亦被免职，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
“省委报上去的停职检查意见，最终被中央否决，整个省委都没能保住一个干部。”夏振贵被撤职后，山西省一位政府要员向《凤凰周刊》记者感叹。问责被推进到党委领导这一层面上，使得临汾市委书记一职，一时成为无人敢接手的烫手山芋。有消息源称，期间，山西省组织部门曾到一些地方考察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遭到推辞。
半年后，面对临汾长期缺位市委书记的现状，失去耐心的各界最终取得一致。2009年3月底，山西又一轮地方要员调整显示，阳泉原市委书记谢海最终就任此职。履历显示。最终服从“大局”的谢海，是山西针对临汾困境精心安排的一员大将。谢海在临汾国家环评与煤改试点两个领域，有着丰厚的工作经历与成绩。
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官方着意强调选任谢海的原因，“谢海同志在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任职期间，积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目前该企业旗下已成长起了年产300万吨的三元煤矿等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下属企业。谢海在阳泉市任职期间，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使得阳泉市二级天气由过去的每年7天增加到345天，阳泉市成为山西省首个退出‘污染城市黑名单’的城市，受到广泛关注”。
临汾官场私下的议论称，谢海在任职前得到有关方面允诺，如果发生事故，谢将提前正式退居二线，去人大或政协任职。但此信息本刊未获证实。
中纪委彻查山西官煤勾结
夏振贵被中央决定撤职，并非孤立事件，高层对山西官煤严打的态度尤为坚决。临汾官煤正在成为第一个被撕开的口子。早在黑砖窑事件后，中纪委就曾要求山西省纪委深入了解，决定对山西严重的官煤勾结开刀，但其后山西虽然开展一系列自查自纠的煤焦领域反腐败行动，但再无大案被揭出。
“相比其他原因，我们宁愿相信是纪委队伍无能。”一位中纪委领导曾如此表态。襄汾溃坝后，随着孟学农的离职，中纪委顺势常驻山西彻查。至2008年底，司法机关已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渎职犯罪案件33件34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2人。
目前案件还在不断深入，据当地一位知情人介绍，素有清名的原汾西县委书记张德英，亦被查出在该案中牵连甚深。消息源透露，张德英目前已被“双规”。数年前，临汾翼城卖官书记“武保安”案发后，因当地官员几乎全部卷入，人心动荡，局势混乱。张由此从汾西被调往翼城重建当地清风。
而在洪洞“12·5矿难中被停职、在襄汾溃坝中被免职的临汾副市长周杰，据传闻是某省领导的亲戚，仕途就此断送。
知情人士对“清官”张德英被“双规”毫不惊讶，当地官员派系丛生，张身为派系中大将，与各种势力周旋，难免落马。“临汾与山西其他地方不一样之处，就是全市煤矿几乎都为私有，长年下来，巨大的利益争夺，导致腐败盛行，从上到下。”
临汾市除了有山西“火山口”的称号，其“甩手掌柜”官员的名声，亦令民众震惊。黑砖窑事件中，甘当“甩手掌柜”的洪洞县官员，被舆论称为最不负责的干部。
而在临汾，甩手掌柜作风由来已久。之前在2007年3月28日，临汾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爆炸，死亡28人。其时的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用“后怕”来形容自己对余家岭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感受：“井下只是局部瓦斯爆炸，106人下井能有80人逃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这个6个证照全部过期的煤矿，竟然是在当地政府24小时监督之下大规模违规生产。事后，与36名官员同时被免的尧都区长宿青平，对一些“甩手”干部抱怨颇深，“煤矿安全，并不是区长一个人说了算，区里既没有办法制定政策，又无监管之实”。
甘当甩手掌柜的原因，是层层都有的腐败。临汾市原分管煤炭工作的副市长苗元礼贪污、受贿案件，被当做山西首例煤焦领域反腐败成果公布。
在这起涉及市长、局长、副局长的案例背后，煤官的受贿途径被清晰、全面地显示，煤老板一路过关，从乡级送起，直到市级，可谓是遇神即拜，遏阻即送。而煤官亦是乡级送县级，县级送市级，市级送苗元礼。
时至今日，临汾错综复杂的地方权势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则是官二代。有人统计，临汾市现任或原任的市级领导子女中，在公检法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多达20余人，其中占据县级公安局局长职位的就有数人。“年轻有位”，是这些官员子弟的共同特征。“大多数是20多岁就当上了公安局长，30多岁已经是县级主要领导了。”一位当地官员称。
在众多的官二代中，又以原临汾市公安局长段波家最为显赫，被当地人称为一门四局长。调任运城市公安局长后，段波要求下属好好工作时，曾告诫说：“看看我的衬衣，两万，我不缺钱，你们也送不起。”据称拥有上亿元资产的段波，在襄汾溃坝后，终于被纳入纪检部门的视线。被“双规”后，段被查出在事发铁石广拥有较大比例的股份，据知情人士称，这一比例达到40%。
随着接连增多的涉案官员被捕，昔日的一些同事、朋友人心惶惶，与涉案人员相关的干部，无论上司还是下级，均不敢随意谈论这些敏感的话题。
曾经让省长、市长心惊肉跳的临汾“甩手掌柜”官员，或许正经历着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前同样的心境。
夭折的晋官
除了“在经济快速发展掩盖下，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一困扰山西事故不断的阴影之外，更大的困扰在于山西省几十年来积重难返的能源产业积弊。
成为大陆能源基地、改革开放30年后，山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整体转型压力。几十年快速积累财富的同时，对于需要长期积淀的管理水平与技术设备，却并没有相应匹配。
孟学农在前不久与一位媒体人士谈及网络对他“晋官难当”的离任感言时反驳“从山西基础工作差、工作艰巨任务重，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距离大的角度来说，晋官确实难当，但绝不是什么所谓因发生事故引咎辞职后的感言。”
革除弊病，对山西各界并不陌生，改革早已成为各方共识。包括孟学农在内，脚步匆匆的山西省长在此方面，广受山西各界好评。但努力改善问题的改革派官员，均在不期而至的事故中，因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
于幼军还是“代省长”期间，就曾想一力“做好煤这篇文章”，但他不得不面对在“关小上大”政策初获成功的同时，不断因接连发生的恶性事故向中央检讨的局面。而孟学农在山西则以改革吏制、重建官场风气，打击官煤勾结为重中之重。孟还试图让山西干部改变依赖煤矿出政绩的固有思维，把文化产业的开发，列为四大攻坚战之首。
眼下，前后两任省长留给王君的是煤矿改革，晋商银行、小额信贷建设、山西自有铁路修建等一系列进度不一的未完战略工程。不只于此，问责风暴之下，山西一些工作几近停滞。省长被问责的直接后果是一些改革的停顿甚至夭折。山西运城和临汾、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三省四市力推的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战略，此前刚刚得到孟学农高度认可，却因其离任，一下断了与中央部门的沟通渠道。
最初开始尝试改变临汾的李天太，将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但在任仅仅一年多，用200亿元GDP的代价，让临汾市摘掉污染黑帽子的李天太，与喜讯同时接到的，是免职通知书。
夏振贵临危受命调往临汾，直接推动了国进民退的山西新煤改战略。与其搭班子的新任市长刘志杰到任后，两人更向当地错综复杂的局面发力，提出“科学发展、环境宜人、和谐平安，风清气正”的新临汾的口号。到任不久，夏振贵即提出在尧都成立由市委、市政府直管的直属公安分局。“作为早年公安部的改革项目之一，其初意，即为加强政府查处职务犯罪的一支力量。”一名当地公安系统人士称：“此举被当地认为是对段波把控的公安系统的一种钳制。”
但其后，问责来临，仅仅在市长办公室呆了一天的刘志杰，再度刷新了临汾市长的最短任职时间纪录。与省长留下的无数烂尾工程一样，早前搬进新办公大楼的临汾市直属公安分局，成为不折不扣的“黑公安”，由于最终没有获得批准，目前处于无法办案的尴尬境地。“抓人，我们怎么抓，没有公章，没有合法手续，抓回来就违法。”
问责之下，从上至下，试图突破各种各样山西积弊的改革者，根本赶不上积弊爆发的速度。
矿产资源丰富、矿难事故频繁的临汾，作为葬送省长前途的火山口，所受的影响则更大。
一系列矿难后，临汾终于开始为当年的快速发展“买单”。事故后，临汾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均下滑到全省第10位。“事故不仅影响到生产安全，而且波及经济安全、社会安定和政治安稳”，这已经成为临汾官员共识。
现实拷问问责体系
三任改革派官员的相继离任，或许会让临汾人感到愧疚。这些改革者的前途仍然未卜。“临汾地方势力盘踞这么多年，捅下娄子，却让刚来的领导背”。对几任问责下离任官员的同情，在临汾公务系统中颇为普遍。当地官员普遍认为，现阶段的问责风暴，完全是让领导为社会整体问题承担无限责任。
一位安监部门的官员抱怨：“你不可能将每个煤矿都看住吧？你只能在领导的职责范围内，统筹各级部门各司其责，出了事故，一级一级倒查，到底是哪一级该负什么责任一清二楚，这样问责才不会出现乱棍打死拳师的尴尬。”
代人受过，山西并非不知道被免干部的苦楚，但巨大的压力之下，拿被问责换回政府的公信力，似乎已成为唯一选择。随着问责风暴的推行，中央要彰显治党理政的决心，同时亦要对民意有一个尊重和交代。但问责程序与技术操作上的缺失，已渐成混乱之势。民意之下，承担纾解民愤与体现法制，被共同作用在问责官员的身上，在充当了社会平衡的角色之后，复出干部几成全民公敌。
黑砖窑事件之后，第一个在受处分期限内被起用的干部段春霞，曾让山西领教了舆论的力量。2007年7月，曾任广胜寺镇党委书记的段春霞，因在黑砖窑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在担任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两个多月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撤职8个月后，段春霞于2008年3月被任命为尧都区区长助理。段春霞复出的消息一经披露，即引起强烈反响，央视等上百家媒体纷纷报道，一时间热议如潮。舆论对段春霞复出的内幕作出种种猜测，对当地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的公正性以及透明程度提出尖锐质疑。
网上连篇累牍的质疑之下，临汾主要领导的电话几乎被山西省级领导打爆，致电询问此事原委。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2008年4月14日，临汾市委责成尧都区委废止关于段春霞工作安排的决定，并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在未违反组织程序之下，被同事评价为“为人和气，工作能力强，尤其在村镇规划、拆迁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段春霞，仕途就此夭折。
对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其他被免职的一些干部，也在重新使用后，面对转瞬即来的压力作出调整。民意在网络中的汹涌，就连省长亦无可奈何。在SARS疫情中，最后引咎辞职的孟学农，被中央定论为“北京市在信息收集、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疏漏，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在民间却断定，孟是因“瞒报SARS疫情丢掉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
但其中亦有例外，当初因问责下台的宿青平在复出之后，成为民意褒扬的个例。这位区长复出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来民间热烈的反响。网民在网上对其公开授官，请愿宿青平发挥特长，担任临汾建设局长，以期宿对临汾道路不畅的局面能有所作为。
原汾阳市长阎国平因黑煤矿被免后，网民亦对其有所惋惜：“闫市长取缔了几十家黑煤矿复燃了几个，运气确实不好”。免职后，闫被派去党校学习。
于幼军
2006年1月正式出任山西省省长。上任之初便提出禁止“带血GDP”，并铁腕关闭了数十家黑煤矿。然而2007年的“黑砖窑事件”，还是将他推到风口浪尖。2007年9月，于幼军辞去山西省长职务。
孟学农
2008年1月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2008年9月因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引咎辞去山西省长职务。在职期间，山西还曾发生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
王君
2008年9月，临危受命，担任山西省代理省长。2009年1月正式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2009年2月24日，王君在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2·2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流泪向死难矿工及矿工家属致歉。
山西
2008年，山西省对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进行严肃查处。共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196起，对720名有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在山西做官，你凭的是‘运气’，”一位政府要员无奈地说“谁也不想出事故，可是煤矿能不开吗？既然要开，事故就难免，你在任时，到底能不能碰上，就看你运气好不好。”身处泥潭的临汾官场，运气一度成为官场提及最多的词汇之一。襄汾溃坝前，原襄汾书记被调去一山区县，本不得意，但随着事故爆发，却被称为官运良好。
一级压一级的处理“单行线”
“时到今日，事故已经成为山西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一再严厉的问责之下，把一部分有能力继续深化改革的干部葬送，这不值得，”山西一位官员称，“现在的问责体制将社会特定阶段产生的无限责任，不问是非地让官员个人一力承担，这并不公平。”
民间与官员的反思，在事故不断的山西，似乎无法被顾及。中央的高压，让山西省领导如履薄冰。对事故后的问责，几成条件反射。
2008年10月，襄汾溃坝事故后不久，中央官员接到山西某地黑矿公然生产的举报。得知消息的山西省委领导，迅速作出指示，一则传达到吕梁各县，各单位的电话指示显示出领导对于问责的焦虑。
这则电话指示称：春玉、洪运（注：该市书记、市长）同志，前段时间，你们吕梁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安全事故，国家安监局、省政府会进行重点监督，类似汾阳的直击检查，随时会有可能，一查出监督不到位，责任不落实、不到位，肯定会加大问责和事前追究力度。
吕梁市随即对打击无证开采不力、负有监管责任的58人给予党政纪处理，其中党纪处分19人，行政处分15人，免职9人，停职2人，戒勉谈话13人，涉及县级干部5人，科级干部11人。
重视的不仅是当地官员，高压之下，山西省监察部门的官员更是一年四季忙于对官员干部的调查处理。2008年一年间，山西有720名在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中负有责任的党政官员承受到问责。对问责高压条件反射的，还有新省长王君。刚刚到任不久，山西某地发生事故，当地随即展开调查，但事发未几，却接到这位省长的电话，要求先处理官员。
省领导对问责的敬畏不只于此。到任后，王君相继推出10条新规，但目前为止，依然只有8条在全省实行，而最后两条根据事故死亡人数免去干部级别的规定，则只是在临汾试行。试行的规定为若发生事故，按“10人以上乡长、乡党委书记免职，20人以上县长、县委书记免职，30人以上市长、市委书记免职”问责，
面对问责到职的具体人数，山西官场与民间一片惊讶，反对声亦不绝于耳。如此之高的政治风险，正是官员所竭力避免的在这之前，临汾在剖析矿产国退民进试点改革草案中，将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已全部移交企业，当地政府不再承担安全监管职责。
高压的问责风暴之下，瞒报再次开始抬头，襄汾溃坝事故中的当地县委书记、县长目前都因瞒报，以渎职、失职入狱。
而随着夏振贵的撤职，这位改革市委书记的声誉开始受到临汾官员质疑，“事故后，夏即到现场，但回来后，却默许了襄汾上报1死3伤的事故报告”。